想要了解这个情况，就先得了解一下王亚樵的事迹。一、王亚樵其人的辉煌战绩王亚樵于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他自幼就十分聪颖，喜欢读书，曾经参加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名列前十名。但随着前清的轰然倒下，他的取得的这些功名都没有了意义。王亚樵的祖父叫王榜，父亲叫王荫堂，都是耕种地主家田地的雇农。父亲王荫堂有一手不错的医术，也是以种地为主，每年所得的收入，都入不敷出。因为欠租，被地主孙有富告到了官府，后来在季家做雇农，又因为收入太少，被地主季广德赶了出来。无奈之下，王家只好迁居磨店镇，开了一家小染坊糊口，又多次被本地的大户李竹斋家的家丁欺负。王亚樵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目睹豪强、清廷的官吏欺压百姓，恨彻入骨。再加上当时正英法日俄德等列强入侵中国，看到清廷对外无能，民族在存亡危急之秋，作为书生的人，经常与合肥、寿县、巢县的青年志士一起谈论国事，说到感情入，慷慨悲歌。再加上王亚樵性格倔强，又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邻里的友人都称他有古烈士之风，后来他与友人组织了“正气学社”，探讨宋末宰相文天祥的事迹，也因此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吴晗谷、柏文蔚等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这一年王亚樵22岁，与同乡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与柏文蔚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正好这一年，同盟会党人孙品骖受到上海同盟会总部的委任来到合肥，与巡防营李光恩、团练袁斗枢也在合肥大书院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这两派实力不相上下，由于王亚樵等人主张开清朝旧臣李鸿章府上的仓库，封李府的典当铺做军饷，赈济贫民。而孙品骖等人则主张维持原有土豪劣绅和士大夫的财产，两派意见不合，产生了矛盾，后来孙品骖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人枪杀，王亚樵因为下乡集合队伍，逃过一劫，后来逃亡到了南京。初到上海的王亚樵混迹于劳工之间，在码头上卖苦力，晚上则与妻子一起窝在租住的亭子里，尝尽了辛酸。而这个时候，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已经做到了上海巡捕房的总巡捕，背后有青帮的背景，显赫一时。日后取代了黄金荣，成为三大亨中老大的杜月笙则刚刚来到上海，在水果铺里当学徒。眨眼间到了1921年，王亚樵很快凭着过人的组织领导能力，将数千在上海做苦力的安徽籍工人拧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帮会——斧头帮。他成为斧头帮，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在上海打工的老乡不受欺负，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铲除汉奸与卖国贼。由于敢拼敢打，斧头帮凭着几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开始崭露头角。由于王亚樵字九光，江湖上都尊称他一声“九爷”！当时在上海滩站稳脚跟的黄金荣，面对斧头帮，也不得不嘱咐手下的弟子：“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从这个可以看出，王亚樵与上海三大亨的区别，一个是同乡组成的帮派，敢打敢拼，不要命。一个是由青帮以维持秩序的黑帮，他们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已经尝到了甜头，穿鞋的，自然怕光鞋的。作为斧头帮的老大，王亚樵的志向，远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所能比，哪怕初到上海，晚上睡觉的时候靠盖报纸取暖，依旧没有放弃学习，寻求革命的方向。他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小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这个学说对王亚樵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王亚樵致力于暗杀那些大军阀，大官僚，就是受了这个学说的影响，贯穿了一生。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的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看到段祺瑞违反民意，就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上书孙中山，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他的这种思想受到了孙中山的批驳：“解决革命，当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人。”而王亚樵的一生，贯彻无政府主义学说，一直将暗杀进行到底，被称为“民国第一刺客”。战绩辉煌：他曾经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伐袁世凯；他曾经策划刺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 徐国梁，将对方成功刺杀；曾经配合十九路军抗日，同年策划刺杀了日本派遣军的司令白川义则，成将刺杀对方；曾经派人刺杀宋子文，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曾经在庐山策划刺杀蒋介石，由于一只剖空了的火腿被其卫士发现，刺杀行动功亏一篑；也曾经派人刺杀当时的最大汉奸汪精卫，他本来是计划刺杀蒋介石的，却由于没有好的机会，派去的杀手孙凤明只能抓住机会朝汪精卫开了几枪，其中一枪子弹卡在背肋之间，无法取出，铅毒扩散，最终导致汪精卫的死亡。他还带着决死军去炸日军的出云号军舰，“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19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令日军胆寒。他策划刺杀国联偏袒日本的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听到无不愤恨，上海各界都纷纷反对，当时的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如何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有人说发电国际抗议，有人说诉诸世界舆论，有人言质问李顿，这些都不过书生之言，没有多大的效果，只有王亚樵一拍桌子，说道：“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王亚樵令手下干将龚春浦主持刺杀李顿，最终决定在1932年11月10日于华懋饭店锄杀李顿不巧，这一天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在等李顿回华懋饭店的空隙，王亚樵手下刺客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巡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并将刺蒋、刺宋等案全盘托出，最终刺杀失败。从以上事迹可以看出，王亚樵天不怕，地不怕，连蒋介石和日本人都敢刺杀，更别说只是盘踞在上海作威作福的上海三大亨了。说白了，双方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二、王亚樵与上海三大亨的交锋三路大军讨蒋期间，王亚樵曾刺杀了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赵铁桥死后，李国杰夺得了招商局大权，要兑现承诺，将江安号轮船交与王亚樵，当时江安号轮船的经理叫张延龄，是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弟子。他自恃后台强硬，拒不交船。王亚樵大怒，派人趁夜将张啸林的房子后院炸了一个大洞，以示警告，王亚樵认同，杜月笙、张啸林虽然实力雄厚，但妻妾成群，家财万贯，称霸上海滩也是求财，缺乏与人拼命的勇气。事实果然如此，当王亚樵再次派出数百个斧头帮弟子，手持利斧来到江安号轮船上的时候，张延龄吓坏了，直接逃进了杜月笙的府上，杜月笙害怕招惹王亚樵，由黄金荣出面周旋，向王亚樵服软，主动向王亚樵赔罪，并立出了江安号轮船。王亚樵收回轮船之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了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并向杜月笙勒索十万块大洋，这可以说是得寸进尺。号称手下青帮弟子十万的杜月笙怂了，最终还是给了王亚樵十万大洋，并让出了部分买办的职位。1933年，王亚樵因为组织“铁血锄奸团”刺杀蒋介石、宋子文失败，暂避于香港。这个时候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同一个职工有矛盾，就将其毒死。这个职工的家属知道之后，向警察局报案，也遭到了暗算。王亚樵听说之后，很是愤怒，就写了一封信向杜月笙询问情况，杜月笙没有答复。王亚樵就又写了一封信，质问杜月笙：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这一下，杜月笙慌了，多方托人周旋，王亚樵因为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人的面子，这才停止了追究。而三大亨年龄最大的黄金荣，更是在早期，就吃过王亚樵的亏，王亚樵刚刚成立斧头帮，他不愿意干非法的生意，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铁器厂，正好这个厂子就开在青帮头子黄金荣的歌舞厅旁边，每天刺耳的打铁声影响到了歌舞厅的生意，黄金荣就找来了几百人，围住了这家铁器厂，结果被王亚樵的斧头帮打得头破血流，狼狈而逃。黄金荣不报，找来了警察说明，警察害怕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王亚樵的理由是：“黄金荣开的豪华妓院你管不管？洋人贩鸦片你管不管？老子开个铁器厂为工人谋点福利，你倒管得蛮大的劲。你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不是？谁想让老子迁厂，先问问它答不答应？”，说罢一斧头把警察的帽子劈成两半，吓得这个警察落荒而逃。黄金荣武的不行，文的也不成，只好亲自上门谢罪，并送上了一万大洋，这事才结束。三、王亚樵的落幕王亚樵虽说刺杀蒋介石、宋子文失败，却吓得国民党高层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来见我。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的特务登上了开往香港九龙的轮船，去抓捕王亚樵，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将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也在香港，他们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要求，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同意了。戴笠刚刚抵达九龙码头，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就被香港警察围住了，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的理由，搜出了戴笠装在皮箱里的手枪，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的罪名，将戴笠拘留了三天。最终，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示外交部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才释放了戴笠。戴笠哪受过这样的耻辱，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除掉王亚樵，绝不罢休。这个时候，他手下的特务陈亦川向戴笠献计，愿意打入斧头帮，要么活捉，要么杀掉王亚樵，被戴笠批准。但斧头帮是那么容易打入的？陈亦川与安徽人，反蒋人士余亚农有一面之缘，本身又是同乡，伪装了安徽人，同盟会前辈石寅生的推荐信，这才接近了王亚樵，但只能参加一些外围活动，见不到王亚樵。1936年2月，王亚樵带领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人逃到广西梧州，住在梧州西岸的一幢房子里，化名匡盈舒，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此时的王亚樵在国统区已经无安身之地，准备前往延安，加入我党，就派余亚农、张献廷带着他的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中共接洽。此时的戴笠通过陈亦川得知王亚樵逃到了广西，但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他了解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下属相当照顾的优点，就将目标对准了他的手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手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了南京，关进了监狱。余立奎对王亚樵十分忠心，不愿背叛大哥，戴笠就找到了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花重金将其收买，让她给王亚樵联系，说自己经济困难，需要帮助。1936年10月，余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说自己在香港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她一到梧州，就同军统特务郑介民联系上了。10月20日，她借口商谈如何营救余立奎，将王亚樵邀请到自己家里，王亚樵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好的特务用石灰撒了一眼，王亚樵双眼被迷，只能摸着黑与特务搏斗，最终身中五枪，被刺中三刀，当场命丧黄泉。特务不解恨，用刀将王亚樵的脸皮剥去，在撤退的途中，将叛徒余婉君也给杀死。这个为了利益而出卖王亚樵的女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王亚樵死后，由好友郑抱真、徒弟许志远安葬于梧州倪庄。毛主席对王亚樵的评价是：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四、尾声从上面故事可以看出，同为上海的帮派人士，王亚樵与上海三大亨有着本质的区别。三大亨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而王亚樵则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侠士。一个是在谋身，一个则是在谋国，皓月与流萤不是一个层次，自然王亚樵也不会怕黄金荣等人，我说得对否？王亚樵的墓现在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一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面刻着：“王亚樵之墓。”而石碑背面碣文，则公正评价了王亚樵的一生：“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