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娱乐圈有几个明星朋友就感到牛逼了，而卓伟因为8年没有一个明星朋友而牛逼了。”5年前，一个同行这样评价刚刚报道了“柴静结婚”这一娱乐新闻的 “狗仔”卓伟。
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入行13年，卓伟在娱乐圈有一个朋友，并且只是“精神上的”。这个人的姓名不便透露，“你要一说，会给人家惹麻烦。别人一看你原来和卓伟这么好，下次就会离你远点。”
二八分的短发，金属框眼镜，衬衫和呢子大衣，这个42岁中年男人有着“大陆狗仔鼻祖”的称号，经过他手的八卦新闻上千篇，其中不乏类似“顾长卫私会情人”、“陈道明包养左小青”、“李亚鹏王菲恋情”等重磅报道。卓伟在京城遍布眼线，掌握着数百个明星的车牌号码、家庭住址和日常出没场所，当他们“结婚、生子、恋爱、婚外恋、生病、吸毒”时，他就会戴上帽子和口罩，发动汽车、端起相机，隐现于明星们身后。有娱乐公司甚至将他的照片挂在墙上，要明星们“多加小心”。
2006年11月，卓伟成立了“风行工作室”—大陆首个独立狗仔队。如今，他的团队主要的八卦新闻都会打包卖给《南都娱乐周刊》和国内一些新闻网站。
他将采访的地点选在大望路新光天地的一家茶餐厅，席间，有一位中年女子从桌边走过，卓伟瞥了一眼：“刚才过去那女的是胡玫，《孔子》和《乔家大院》的导演。”
“感谢有狗仔这个职业，我就是为这个职业而生。”但显然，常人眼中，这并非一个体面的职业—无论被偷拍的名人，还是消费着名人私隐的看客，似乎都瞧不太上狗仔的行为。
卓伟的内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跟拍名人免不了挨冻受累，有时让他怀疑自己的工作，寻思是不是该干点别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幻灭，你有一天觉得自己干的事情没有价值。”不过，这种自我否定很快消于无形，因为“你总是犹豫、彷徨、怀疑，你肯定不能成为这行里一个优秀代表”。
在卓伟看来，当狗仔是“命数”。“人生30岁前，你可以任意选择职业、爱情，30岁以后，你就得找到一个人生坐标，接下来就要不停地去努力，同时你得认命，这就是你的命。”他恰恰是在29岁当上了记者。再往前，他在电影院卖票、检票。
回忆入行来曝出的最重磅新闻，卓伟毫不犹豫地说，“章子怡的”。
2011年8月，有明星经纪人助理告知卓伟，看到章子怡和撒贝宁在故宫附近散步，二人可能有恋情。2012年2月中旬，卓伟接到线人消息，章子怡在北京某高级会所举办生日派对时，撒贝宁到场并且二人相拥激吻。卓伟在2012年年初在团队中定下目标，这年一定要拍到章子怡和撒贝宁。
《一代宗师》开拍后，卓伟带着摄影师和其他助手到达拍摄地广东开平。他从网上获悉章子怡在当地的海伦堡大酒店下榻。那天早上开平下起了滂沱大雨。下午一点左右一辆挂有北京牌照的白色道奇房车从酒店后院驶出。当房车从面前驶过时，卓伟立马认出那是章子怡的“御用司机”。他带着摄影师驱车紧追。
这场马拉松式的追逐历时4个小时，在第二次跟丢后，他找到了给章子怡司机指路的当地人，得知他们开往位于开平的北峰山森林公园。赶到该风景区时，果然看到章子怡已空的房车停在景区内。
景区最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就是漂流。
卓伟判断章子怡可能是去玩漂流了，于是驱车沿着风景区的山路再度下山寻找漂流始发地,当找到漂流始发地时，发现已空无一人。黄昏时分卓伟团队的汽车无奈驶回停车场，但这时他们看到章子怡的房车已经启动，几名男女站在车前，其中就有章子怡和撒贝宁，摄影师终于按下了快门。
卓伟说，抓拍到这些画面时，他能体会到一种还原真相的快感。
但并非所有的投入都有产出。枯燥、重复和无用功是工作的常态。像“顾长卫会情人”这样有引爆效应的新闻可遇而不可求。“我们做出来的新闻，只是日常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有的时候连盯四五天，都不出活儿。”卓伟说。2005年在上海，为了拍到汤姆·克鲁斯的正脸，他像邱少云一样在草窠里趴了十多个小时；曾经为求证夏雨跟高圆圆是否真的在一起，整整盯了3个月；而工作中磕碰见血，也是常有。
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卓伟和团队其他成员接到过恐吓电话。他的手下还被某相声演员的打手打过。与其说是怕，更多是气愤。卓伟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他后面有供职的杂志，有媒体行业，还有法律。
在卓伟看来，所有报道的底线无非两个，法律和新闻事实。“我们所进行拍摄报道的照片和视频这些内容没有触犯到法律，没有采用非法的手段的。这（柴静）不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吗？不违法，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我们不会采用什么窃听器、跟踪器，也不会侵入到别人非常私密的空间，比私人住宅，我们拍摄的地点基本上都是公共场合。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新闻报道没有任何一条是触犯法律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明星，以隐私被侵犯起诉我们。”
而新闻事实，在卓伟看来，是一个新闻人的报道宗旨。一些娱乐新闻对于当事人过于“残忍”，但他认为明星在万人之上闪耀的代价就是“无隐私”。“我也常跟我们的摄影（记者）说，你拍到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以后，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本身就不属于你了，它是属于公司和公众的。”卓伟说。
“至于所谓的‘残忍’事实会对当事人造成什么影响，比如某个明星的兔唇孩子的照片被曝出，这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影响，也许就为孩子积聚了正能量，也许就此毁了一个孩子。但在报道的时候我不会犹豫，因为后续的影响，不是媒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现实中的卓伟并没有言辞中那么笃定，他也有软化的时刻。他说，如果知道自己的报道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他也会犹豫。“如果雷政富的料被我挖到，那我得掂量掂量。不过话说回来，这只是设想，因为他的材料是在室内拍摄的，违法了，我们拍不到。”
他也会考虑“人情”的因素。据卓伟说，曾有一位女明星专门给他打电话。因为卓伟拍到了她同军人男友一起的照片，而当时男友正处在转业的节骨眼。明星在电话里请求卓伟放她一马，并且说等结婚登记的时候，会专门通知他。“像这样明星自降身段的时候，我肯定会手下留情。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千分之一吧。”说完，他向后一仰，靠在了沙发上。
“我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往前看，我却是回过身来往后看。看未来，我什么也看不到；但看以前，我一个专科学生，在电影院混，能混成个经理到天了。我觉得今天的我比昔日的我强百倍，我很满足了。打小我就梦想当记者，但现在这个记者，和理想中的比，就像是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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