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好奇，在日军占领期间，故宫怎么能保存得如此完整？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早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故宫内的大量珍贵文物就已经南迁。 但日本还是洗劫了北京故宫，如大量书籍和文本。
资料显示，1938年6月，日本两次闯入皇宫太庙博物馆，搬走并撕毁了大量图书资料，其中包括243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等等。 这只是记录的一小部分。 不难想象，日军秘密攫取的文物数量一定是惊人的。 北平沦陷后，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留守。 当时国民政府的指示是“故宫博物院人员确实处境艰险，目前应尽力保持敬重，尽量遵照执行”。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已经做好故宫文物保护的准备工作。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立即开始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工作。 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说是世界文明史上数量最多，路途最远，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人力财力投入最大的一次文物迁移。
最初，南迁文物存放在南京。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些文物分三路运往四川。 当时乐山县存9331箱，峨眉县存7287箱，巴县存80箱。 南迁文物无一受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南迁文物所经历的枪林弹雨，赋予了故宫文物特殊的价值，它们经历了战火硝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虽然最珍贵的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故宫遗留下来的文物还是遭到了日军的洗劫。 日军进京后，故宫管理方采取了闭馆的应对措施，只保留中路和内东路对公众开放，直到1942年，故宫五条路全部开放。 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并公布了整理故宫博物院事务的临时办法。 在此之前，北平伪政权和日本都没有干涉故宫的内部事务，但只拨付了原来一半的维持费。
祝书元是原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老部下，早在清末就参与管理北京市政事务。 1942年7月1日，祝书元就任代院长后，立即声明“奉命维持，并非接收”。
以祝书元为代理院长，受北平伪政权任命。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故宫。 据著名古建筑专家，故宫原副院长单士元回忆:“这样，故宫内外企图夺取故宫大权的汉奸就被镇压了。而且，自从伪组织接管后，日本人也没有干涉故宫。”
资料显示，北京沦陷期间故宫文物的流失，主要是日军在北京的“献纳运动”造成的。 1943年8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应日方要求，下令各机关收铜类，规定凡属政府团体或普通商店居民的铜制品，均须视不同情况收集检送。 在此期间，故宫66个大铜缸被征用，是北京被占八年期间故宫最重大的一次文物流失。
1945年3月，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信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尽献所有铜，以直接增强战力，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 在日军的压力下，故宫管理层只能交出部分铜制品。 “除了征用的2095斤铜制品外，还有铜缸66个，铜炮1门，铜灯亭9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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