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莎士比亚书店之前，读过希尔维亚·碧琪（Sylvia Beach）自传《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 Company）中文译本，知道这家书店曾经的故事，说来颇简单，归拢来不过几件事，一是碧琪姑娘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巴黎只为了开间小书店，二是这家小书店成为巴黎的作家的聚集地和读者的文艺沙龙，三是碧琪出资为乔伊斯出版英文版《尤利西斯》，四是拒绝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委托，五是德国占领期间曾有军官想占有书店里的某一珍版书，因碧琪的不屈服而在几小时内将书店搬空，并由此关闭了书店。
几件事可使一家小书店被传诵至今，可见文化的事迹为社会留下的印记深刻且长远，正所谓“人以书传”或“书以人传”。我们在今天谈论《尤利西斯》总会说到碧琪与她的莎士比亚书店，而说到莎士比亚书店当然免不了要想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可见这两事互为依托。不过说来简单的故事其实总要历尽艰辛，“人以书传”不是件易事，要得天时地利人和相助，毕竟平凡世界里让碧琪与莎士比亚书店、乔伊斯与《尤利西斯》联系在一起，成就出这一段传奇还需老天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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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巴黎怀有莫名的崇拜，早年托马斯·杰佛逊将自己在巴黎淘书视作一生最重要的事，念念不忘写在文章里，这位伦敦印刷业主出身的富商，因藏书的爱好促而拨款建立美国国会图书馆，又将自己藏书相捐赠，并制订出简单的图书馆馆藏制度，一副要让美国步巴黎后尘的架势。而美国富豪大多步调一致向巴黎看齐，倾心于巴黎的一切，搞得刚和自家亲兄弟打过一仗的英国颜面尽失，灰头土脸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巴黎实在看不下去，内心不安地送了一尊自由女神给纽约，算是了结心愿。二十世纪巴黎文学与艺术界的辉煌岁月，又因几个美国人参与而别具风采。小酒馆、咖啡馆和书店，为这些特定群体提供出没之所，也提供各种故事的是非之地，以至到现在，小酒馆或咖啡吧里多少都会摆设一些书籍当作某种情怀的装饰，而独立书店更有得其真传的本领，要风得雨地兼职卖茶卖酒卖咖啡，酒肉食色在他们眼里都是天经地义，常言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琐碎细节，在此拼凑出各类离奇传说，“美国是祖国巴黎是家”，天才们的多情命运，皆来自巴黎黄金岁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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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奥德翁街7号开业一家名为“莫尼埃”的书店（书友之家），店主是23岁的年轻女孩亚德丽安娜·莫尼埃（Adrienne Monnier），这书店的前身原是一家歇业的家具店，到了亚德理安娜手里起了变化，中学毕业在《大学年鉴》做有三年文秘工作的亚德丽安娜用父亲因工伤赔偿所得的一万法郎，带着热情充满信心开始于此创业，平淡地过着一战后的平静生活。然而命运总会带来新的改变，这位喜爱美国文学的女孩邂逅另一位喜爱法国文学的姑娘，而那位梦想在纽约开一家法文书店的美国姑娘叫希尔维亚·碧琪，却因缘际会在巴黎开了一家英文书店，说来像是个玩笑。起因本来很简单，碧琪来巴黎学习法国文学，出于对巴黎的喜爱，也出于对巴黎那种自由风气的迷恋，一眼相中迪皮特朗街8号(8 Rue Dupuytren）一家停业的洗衣店，当即敲定下来，二话不说给远在美国的老妈发去一封措辞坚定的电报：“要在巴黎开书店，请寄钱来”。拿着从家里请求援助得到的资金，满怀喜悦开启自己小书店生涯。这位学习法国文学的美国姑娘给小书店取个得自英国文学的名称：Shakespeare & Company（莎士比亚公司）。这一天是1919年11月19日，碧琪自此做起与书本打交道的活计，她给它的定位为美国文学的图书馆，附带销售美国书及英文书，因此才会出现Shakespeare & Company这样的奇怪店名，但结果还是成为一家靠卖书维生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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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琪不仅得亚德丽安娜的开业指导，连带经营方式也一并相送，碧琪得有这样善良的好邻居真是福星高照，原本天生的一对冤家成了姊妹花，不由要感谢天意。顺应天有不测风云，1920年夏天，詹姆斯·乔伊斯全家来到巴黎，经庞德介绍得以认识碧琪，值此拉开一幕文坛戏剧。1921年7月，莎士比亚书店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奥德翁街12号，风水宝地与亚德丽安娜的书店隔街为邻。寄人篱下的乔伊斯将这个“奥德翁的特拉斯福”（Stratford-on-Odéon）作为他的办公室和信箱，每天踅进来闲坐一会，看看报纸发发呆。那时，《尤利西斯》在美国刊物《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上连载，读者不少，连大西洋彼岸的碧琪都成了拥趸。但时运不济，1921年2月，纽约法庭判定该刊物连载《尤利西斯》犯有猥亵罪，小说在美国被禁，连同刊载它的《小评论》也在罚款打压下停刊，已约定的出版商为之毁约，乔伊斯漏船夜雨，顿失生活来源，只好让上帝出面做主，碧琪成为《尤利西斯》出版商 。乔伊斯怕狗，却喜欢莎士比亚书店的猫，“多愁善感的耶稣”变身为莎士比亚书店大家庭的一员。虽说这之前碧琪从未做过出版，仅凭个人感觉一口咬定乔伊斯是个天才，坚信《尤利西斯》可成传世之作，不管不顾跟着感觉走，一厢情愿紧握梦的手，幸得对面的“书友”亚德丽安娜从旁鼓励与指导，碧琪才得以化险为夷，历经艰险后终得功成名垂。
（London International Antiquarian Book Fair上《尤利西斯》第一版乔伊斯签名本。杨小洲摄，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尤利西斯》这本被大书特书之书，按碧琪的记载如此：希腊蓝封面，首印1000册，其中一百部精装本为荷兰手工纸印制，为作者签名本，售价三百五十法郎。我曾在2016年伦敦古董珍版书展（London International Antiquarian Book Fair）上有幸得见芳颜，扉页上有乔伊斯一笔秀气的签名，标价87000英镑。实话实说，此书其貌不扬，不仅封面无任何装饰，连颜色都无可圈点，所云“希腊蓝”也差强人意。碧琪除热情和金钱，对书籍出版一无所知，及至封面上仅有ULYSSES书名，余皆欠奉。法国书有一种风格称作极简，此书当之无愧，甚或可称简陋，然而名气之大，恐怕爱书人皆有所闻，只是传说与实际面貌相距甚远，望之不免失望。作者与出版者都只期盼此书能够成书出版，顾不得其他，字体、版式、封面设计早不在计划中，以致勘校不精，书中文字差错极多，每加印一次便要作改正，因此要翻译这本书很难选择版本，天才之作有此遭际，合乎中国人听天由命的祖训。除精装本外，另还有一百五十本用直纹版画纸印制平装本，售价二百五十法郎。其余七百五十本为普通纸印刷，售价一百五十法郎。仍须一记的是，莎士比亚书店出品《尤利西斯》是在巴黎郊外小镇第戎由达戎提耶的印刷厂印刷，出品时间为1922年2月2日，那天是乔伊斯生日，据说当天由第戎送来两本样书，乔伊斯将第一签名本送给自己的朋友，另一本由碧琪放在莎士比亚书店橱窗内展示，据说乔伊斯那位朋友转手就将这第一本签名本卖掉换钱，而碧琪展示的那本样书也不知所终。
《尤利西斯》的畅销出人意料，之前还曾指望各位朋友做些预定以解销售压力，征订函邮寄出去，文学界几位名角如庞德、叶芝、纪德、普鲁斯特都出面帮衬各自预定此书，文人相轻却又惺惺相惜，到底还有情谊，只文豪萧伯纳坚持不肯给自己的爱尔兰同胞一点颜面，不仅拒绝购买，还写来语含讥诮的信嘲讽一番，但偏偏上帝关爱有加，运气好来挡不住，乔伊斯和碧琪笑到最后，《尤利西斯》一而再再而三加印，累积出来的数字吓人一跳，碧琪说此书印刷了八版，连法文译本的版权都懒得要。莎士比亚书店惹来如此有趣的故事，也该它被后世读者朝拜。再之后的故事皆可有可无，碧琪的莎士比亚书店仅存在二十年，要归纳碧琪的一生也颇简单：开了一家书店，出版一本书。
二
谁都未料到莎士比亚书店会有后续，一位喜欢四处漂泊的美国人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全世界漫游，最终停靠在巴黎。原本无所事事地生活，突然要在二战后入索邦大学读法国文学，怀着“按需索需”的共产主义信条，在1951年8月选址布希瑞37号开设一家英文书店，镇日与书厮守。老乔治的本意要将莎士比亚书店办成“社会主义理想国”，好似中国的人民公社，一心想提前实现财产共享的共产主义。杰娜米·莫尔瑟写有一篇关于乔治惠特曼的文章颇为有趣，说1951年8月乔治的书店开业，取初恋情人之名为“密斯拖拉”，奉行马克思的名言“竭力奉献，取之当取”，将莎士比亚书店搞得像失意作家的免费客栈，收容、庇护、接纳、款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老乔治的宽容之心一点不逊希尔维亚·碧琪，直到1968年巴黎爆发街头革命，老乔治又收留一些激进学生，坚决要与政府作对。警察一查吓一跳，老乔治居然在二战胜利之后参加共产党，怀有世界大同的理想，看他与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前进的步伐，自觉改造思想，即便书架上卖着《1984》却不为所动，书店差点被他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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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乔治既有梦想又具情怀，浑身洋溢着助人为乐的豪情，1961年遇得碧琪后对其倾慕不已，原本念念不忘老情人的名字挂在书店门楣十年，也难抵春风十里，迅即将旧情人遗忘，改店名为Shakespeare & Company，将自己的书店完全变作碧琪的书店化身，更在女儿出生后，沿用“希尔维亚”为女儿取名，这样无限的情怀与彻底革命的结合，让所有人将开设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莎士比亚书店混淆一起，使今天的人们一想起希尔维亚·碧琪的莎士比亚书店，便可顺着塞纳河左岸走进乔治·惠特曼的莎士比亚店。
三
传奇总归需要浪漫，每回去到巴黎，我总愿意住在卢浮宫附近的卢浮宫酒店，这里紧贴卢浮宫，夜里清静，清晨依然清静，尤其在巴黎的雨天，上午十点前街区人迹稀少，置身酒店挑帘开窗四望，空气中全是雨的清新，随时可以写出诗来应景。出门穿过卢浮宫，过桥到左岸，沿岸旧书摊一线摆开，闲逛着往前走，到圣米歇尔广场(St. Michel )便是聚散四通八达之地，有一座连接圣母院的小桥，顺着桥头再朝前行五十米，蒙特贝罗大街（Quai de Montebello）路边有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公园——雷内·维维安尼广场（Square Rene Viviani），莎士比亚书店便依傍在小公园边的一栋建筑底层（37 run de la Buch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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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书店分作两个店面并排相连接，一个卖二手英文书，一个卖古董珍版书。店面门窗墙壁皆饰为绿色，配搭黄色招牌字，最适合钢笔速写或水彩画的色彩搭配，是传统旧气息里沉寂与夺目的表达，看上去像昨夜梦里的温馨，萦绕心头。二手英文书店为两层结构，有一道窄窄木板楼梯靠墙曲折而上，按碧琪的旧规矩二楼是作家或朋友们的聚会处，闲散读者和游客不做接待，因而“到莎士比亚书店二楼”成为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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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以上到二楼，原本想多盘桓些时间做点停留，但那天二楼里有一场聚会，不少人散落在几个房间，那架钢琴正在被人弹奏，音乐时断时续随兴而起，聚集的人们在低声交谈，伴着咖啡嬉笑，作为酒吧最为适度，但作为书店则略显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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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语言所碍，我无法融入他们的愉快之中，只好我行我素以他们为背景拍摄照片，勾留联翩的浮想。睡榻、沙发、窗前的小桌、门边的手绘皆可入画，墙上有小纸贴留言，各种文字混杂，重叠出一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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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莎士比亚书店内饰体现一种旧时代英国小镇的居家风格，木框木架木门木窗木楼梯，皴裂与凹凸的墙壁，剥离的砖石，磨损的地面，昏暗的光线，全然一副中世纪的农家乡居。这样的装扮不是碧琪的莎士比亚书店品味，倒像是乔治·惠特曼的独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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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书店地处巴黎圣母院附近，是游人聚集处，紧挨着有几家咖啡餐馆生意兴旺，尤其意大利餐馆为多。巴黎本就是罗马人建立的城市，这里原名卢泰西亚，公元310年改名巴黎。对面的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小岛，便是巴黎的发祥地，原是渔民聚集地，被罗马人占领后逐渐向塞纳河两岸扩展，地面地下至今仍保存有罗马建筑遗迹。惠特曼当年将莎士比亚书店搬来此地，选址于斯会否有古老历史的影响，已无从知晓，然从其店堂仿制古旧风格而言，知他慧心所在。这个书店的结构和装饰给来访者一份亲近和随意，繁多的拐角和墙架让书籍拥有自己的独立位置，虽拥挤，却平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莎士比亚书店声名日隆，远播海外，每日来书店的读者亦为慕名到此一游的访客，探胜问奇，寻幽访古，入二十一纪，巴黎莎士比亚书店与伦敦查令十字路84号皆为读者朝圣之地，每日里各国游客充满书店，一派繁荣景象。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带着向往，一圆心愿，也在意料之中。
(从莎士比亚书店看到塞纳河对岸的巴黎圣母院。杨小洲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书店门外是一个露天小空地，种植有一株摊开的树，树枝上与书店门楣上挂着许多霓虹彩灯，夜晚到来便璀璨闪烁，很有欢乐气氛。树下摆放着简易木箱和台面，散放和堆着2欧元5欧元的旧书，多为企鹅出版的便宜货，常来翻拣，也能捡到On the Way之类的好书。
(企鹅简装书。杨小洲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中国读者喜欢企鹅版本，企鹅简易书在中国读者心中有神圣地位，而整个中国出版界也是以企鹅的“低价、简便、普及”为宗旨，但却没有一家出版机构像企鹅那样坚持用一种形式贯彻几十年。当年王云五做“万有文库”，未能按“人人文库”走精装精品精工细作的欧洲道路，所追崇的还是日本“岩波文库”所具备的东方色彩。每于旧书店里见到“万有文库”，总不免要感叹惋惜。靠墙处有一个木书架，书架上方墙面上悬挂一幅莎士比亚头像，国内有部《书店的灯光》一书封面所用图片正是拍摄于此处。书架仍是几欧元的旧书，随意抽取，买卖两便，来去自由。巴黎除了华丽与贵气，也为平民服务，巴黎市政在书店前庭设置一尊自动流水的铸铁雕塑，让到得此处的游人休憩解渴。
（莎士比亚珍版书店）
逛书店紧要的是买册书作纪念，然而书店里观赏的游客太多，几近摩肩接踵，往往看中架上的书却无法越过前面众人的阻挡，甚至无法静立细看架上的书名。有一本封面朝外摆放的暗黄的《洛丽塔》（LOLITA），因无法干扰其他读者使其避让，只得遥望作罢。结款的小台前排着七八位读者等候的读者，我带有一册译林出版社中文版《莎士比亚书店》精装毛边书，排队请收款的店员在书前扉页上盖上书店售书章，同时购买一个莎士比亚书店的布袋携回中国，作为到此一游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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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间卖珍版书的店面在隔壁，这间屋内不事修饰，靠壁是高及屋顶的书架，进门左边是摆放珍版书的木框玻璃橱柜，收银也在此处。隔着玻璃一眼瞥见羊皮装帧小书，紫红颜色在灯下泛出柔和光泽，四边烫单线金框，意在玩味细致的皮面与颜色，装帧意图明显。请店员取出拿在手中翻看，是威廉·布莱克《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by William Blake, with illustrations by Geraldine Morris, John Lane: Publisher London and New York, MDCCCCII），这是1902年出版诗集，也是桑格斯基与萨克里夫成立自己装帧事务所不久的装帧作品，内有杰拉尔丁·莫里斯绘制八幅插画，薄薄一册共61页，书口三边烫金，书脊起五道窄节，惜书脊皮色略有退减，当是插立书架书脊朝外受光线侵蚀的结果，略有遗憾。封面与封底的硬板厚度3mm，硬边烫花纹，颇精美，封面的内里印着Scrumed by Sangorski & Sutcliffe， London，For Marshall Field and Company，不愧是名家手笔，简洁大气，看着喜欢。逛书店在巴黎见到英国作品，甚喜，看标价250欧元，当即买下，不虚此行。收款的小伙子面貌年轻，瘦高身型，二十多岁光景，肤白帅气。毕竟书商认真，从旁观察我的买书举态，见价格并不犹豫，知是喜书之人，收款时笑脸相迎搭话道：“桑格斯基作品”，是一口纯正伦敦英语，由此聊开话题，小伙子叫Ben Brown，英国人，原在伦敦一家旧书店工作，积累许多经验便来到自己喜欢的巴黎，在莎士比亚书店扎下根来，负责此店珍版书的销售。因有珍版书经验，由是将英国好书采购过来，或在巴黎淘捡流散的英文书籍，莎士比亚书店有他的加入，也是书运犯桃花。老乔治娶的太太为英国人，好容易将女儿从英国请回来接班，再有英国小伙子出手帮助，欢喜冤家算是结对了。
（《傲慢与偏见》1895年孔雀版。杨小洲摄）
每到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心中浮起的是中国古语：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半年后（2016年5月）又访巴黎，刚走到莎士比亚书店门外就瞧见橱窗里陈列着简·奥斯汀那本著名的孔雀版《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心中一阵惊喜，正要推门进入，却见BEN推开了门笑吟吟迎接我，显然当我仔细观看橱窗时，Ben在书店里面看到我，简单几句问候，无需太多客套，Ben从橱窗里取来这部深蓝色封面烫金孔雀的《傲慢与偏见》，这是1895年第二版，内页为100克细致光洁的纸张，共470页，书口三面烫金，环衬为深灰色，扉页上有题赠和赠予者的签名，以及一枚藏书票。似乎无需太多考虑，直奔主题看价钱：760欧元，Ben早看懂我心思，拿出一个印有莎士比亚头像的书店纸盒，将这本《傲慢与偏见》包装起来，再放进印有莎士比亚头像的纸袋里，一并交到我手上，动作连贯，一气呵成。人与人之间关乎书的一切往往无需语言铺垫，一个微笑便透露心意。
（按孔雀版封面复制的2017年纪念简奥斯汀去世200周年《傲慢与偏见》限量版笔记本，见拙趣设计微店）
四
当年碧琪出版《尤利西斯》获得成功，许多人将莎士比亚书店认作情色书籍出版商，第一位将书稿送上门的是佛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他的传记《我的生活和爱情》(My Life and Loves)，看书名似乎多姿多彩。第二本被碧琪拒绝的是D.H.劳伦斯，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已在佛罗伦萨出版限量版，但当时无论英国还是美国，这部作品都以情色遭禁，劳伦斯来此求助也未能柔化碧琪的芳心。第三位是亚历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他不仅自己拟好出版合同，更把《亚历斯特·克劳利回忆录》（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 An Autobiography）将由莎士比亚书店出版的宣传册印制好，大有走出书店即可宣扬的冲动。第四位是马克西姆餐厅领班的回忆录，据说认识那个时代的头面人物：王室成员，剧坛名角，当红妓女，政界要人，但仅仅认识这些人物就能提供情色隐私似乎不大可能。第五位是塔卢拉·班克海德（Tallulah Bankhead）小姐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如何与情色联系一起，可见个人隐私往往具备不可告人而又急于告人的关系，也知当时的私人回忆录一定要掺入情色隐私才有吆喝的价值。
（杨小洲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好在碧琪心静如云定力颇佳，无论《尤利西斯》如何成功，都必须见好就收，这是原则，也是智慧。懂进退则知荣辱，不为功名利益所伤，碧琪的一生花好月圆，修女一般圣洁。也庆幸有了碧琪的洁身自好，莎士比亚书店传递到今天，仍是读者心中的圣地，乔治·惠特曼也是慧心相通，为女儿取名希尔维亚·惠特曼，有承续碧琪兰质天成的愿望。或许正是碧琪信奉“要对陌生人亲近，他们可能是伪装的天使”，希尔维亚·惠特曼小姐也有着一份天使的优雅气质，给莎士比亚书店平添一道光彩。回头再看希尔维亚·碧琪，“她穿着一条长裤，黑色的丝绒背心，白色的翻领上系了一个蝴蝶结，像个同性恋女教师，这让人对她严肃而清心寡欲的道德品质不再怀疑。”让-保尔·卡拉卡拉（Jean-Paul Caracalla）在《蒙帕纳斯的黄金岁月》（Montparnasse:L’âge d’or）书中摘录一段对碧琪的描写，为人物带来文学色彩，也让莎士比亚书店沉积着希尔维亚的印记。
乔治·惠特曼的莎士比亚书店到今年（2017年）正好66年，而希尔维亚·碧琪的莎士比亚书店距今已有98年。
（莎士比亚书店墙面上的乔治 惠特曼绘像。杨小洲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2017年7月25日，北京。
《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17版《国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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