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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治疗癌症的经验还很不丰富，虽然较一般的中医师有更多的接触癌症患者的机会（不过与肿瘤专科的中医师相比接触患者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如的），但是要想摸索出中医治疗癌症的规律，甚至期望在中医治癌上有所创新和建树，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读者在阅读本文时，不必过度的受我本人的有关观点影响。
我对中医治癌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癌症应该作为一个专科疾病在中医中进行立项研究，学习中医治癌应该广泛的学习中医内外科各方面的知识，医生不应将自己局限于中医的任何一个门派。对于任何号称某一门派的高手的中医师，偏执的以某种门派的治疗思路来治疗一切疾病，我均抱怀疑态度。
我个人对中医的任何一个门派都不存在偏见，愿意吸纳其中一切可以被验证的治疗经验。我认为中医这门学科一直是在进步之中，历朝历代的中医学家对中医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相信医学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不是任何一个医学英雄能够独立开辟出来的。
因此学习中医应该不抱任何偏见的博览群书，虽然每个时代的中医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医学家，尤其是长期从事临床的中医学家，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的医学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验之于临床，还是有十分卓著的疗效的。
医学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自然科学。很多疾病的病理和病因，并不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治疗经验，一经临床验证有效，在过去有效，在今天也一样有效。若以“落后”二字来形容过去医生的成功的医疗经验，是极其愚蠢和无知的行为。
目前整个人类的医学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但凡患过慢性病的患者都应该有所体会，医学各领域都存在大量的难题有待临床医生去寻求解决办法。在我母亲生病后四处求医的过程中，我逐渐对现代临床医学深感失望。我母亲的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均没有被现代临床医学治愈。病情的缓解最后均得益于古老的中医。
约有三分之一的疾病用现代医学无法解决。另有三分之一的疾病即便不服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自己也可以痊愈。医生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疾病，而在剩下来的这三分之一的疾病中，也很少有医生能够手到擒来的帮助患者解决问题。
所以医学的作用范围实在是有限的。当医生是容易越当越泄气的。因为太多病人的痛苦医生无法解决。一个真正的临床医生，应是谦卑的，因为医学实践最能证明人类力量的微不足道。一个对患者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不应高傲和保守、执着于自己的偏见。包括中西医的偏见和中医门派之保守态度。
在治疗癌症方面，古人有不少的临床经验，有一些经验至为宝贵，若能挖掘为今所用，结合现代临床研究，完全可以帮助部分癌症患者摆脱痛苦，重新获得新生。
只是当前中医的教育和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占有绝对临床优势的中医院里的中医研究治癌主要以西医的细胞学说为基础，临床筛选药物时也以科学实验为主。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绝不应该作为中医的主流。在实际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按照这种思路来学习中医的医生在临床上治疗癌症的效果都欠佳。
因此，我个人在中医治癌的研究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重视古中医，以古中医理论为本，并借鉴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二是重视辨证和辨病相结合，在筛选药物进行组方时，尽量的考虑辨证与辨病两个因素。三是广泛吸收各临床大家的治疗经验，重视实证，不尚空谈。四是独立看待癌症，将之作为一个专科疾病看待。
中医治癌的历史很悠久，早在秦汉之前，中医就有疡医这一专门的分科，疡医主治的就是各种外科疾病，其中包括肿瘤，尤其是突出在体表的肿瘤，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
癌症由来已久，虽然古中医对癌症的研究没有今天的医学那么仔细，但是从已有的医学文献中还是能够找出古中医在对付癌症这类疾病的大量的记载，并从中可以厘清中医治癌的主要思路和经验。
治病必求其本，这是中医治疗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则，治疗癌症亦不例外。那么疾病之根本何在呢？
古中医重视八纲辨证，八纲是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近代中医临床大家施今墨和关幼波先生将八纲发展为十纲，新添加的是气、血二纲。致病因素则主要有宋代医学家陈言总结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这三因。内伤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外感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以及不可预料的种种意外伤害，均足以治病。而病变所发生的部位则体现在中医的十四经络中。
中医治病的原则比较简单，就像是在玩跷跷板游戏，矫枉过正，其根本理念可以用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及的“损有余，补不足”六个字来概括，用药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使之处于相对稳定和健康的状态，所用的思想就是中和思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去之。高者下之，坚者削之等理念无不涵括在“中和”二字之中。掌握了中医的这些根本思想，学习中医时将很容易将中医的各个部分融会贯通。
清代医学家蒋示吉在其《医宗说约》中曾提及，医生在临床时，不要为病人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所迷惑，而要透过这些症状去寻找“病原”，治病应该重视对病原的定位。病人是痰盛还是火盛，如果是痰盛的话，究竟这痰是因火生痰还是因湿生痰，只要抓住这些根本，对着病原用药，症状将不必对付，自己消除。
蒋示吉所总结出的这一来自实际临床经验的治疗原则正是十分经典的“治病必求其本”思想的体现。在治疗癌症方面，从根本上说，不脱离上述所列的中医的根本之外。
虽然现代医学认为肿瘤发展的快慢与癌细胞的种类有关，但是在中医看来，肿瘤发展的快慢跟人体质有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病人的免疫能力还很强大，体力尚壮实，且人体阴阳寒热处于平衡状态，那么理论上说，这个人身体内的肿瘤的发展速度就会被控制住。再按照中医的“实者去之，坚者削之”的原则对已经长成的肿瘤进行相应的治疗，则肿瘤是有可能被缩小乃至消灭的。
但是肿瘤病人又确实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病人，肿瘤这种寄生于人体的组织在不断的发展，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消耗人体正气，还侵犯人体器官，累及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因此治疗肿瘤十分棘手，历来医家均对肿瘤望而生畏。
在记载有现代医学所谓的肿瘤这类疾病的症状的医学著作中，很多医家均有“为难治”、“不治”、“XX日死”、“百无一生”、“唯可苟延岁月而已”等类似于今日西医对癌症病人判决死刑的断语。但是亦不乏中医名家对肿瘤并不如此对待。
我在最初学习中医治癌时，一位富有经验的临床中医师在网上指点我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治疗癌症的思路，与医生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胆大的医生用药泼辣，谨慎的医生用药稳重，懦弱的医生望而却步，拒人千里之外。思路开阔的医生思维敏锐，组方锐意创新；保守的医生墨守陈规，至（病人）死不悔。
我个人对治疗癌症总体的体验有三点：
一是内经中所说的治疗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即止。医生用药，一是要大胆，要对肿瘤进行及时而又有效的打击，肿瘤的发展容不得太多的犹豫。但是一切祛邪之中药，均有伤正之嫌。治病不能只顾着治病，还需要留人。病人病情严重时，要有胆量用峻猛药急速的去其重症。重症略有减缓，要用轻省药留住病人的性命。如费柏雄所言，醇正稳重的断后。
所以清代名医徐灵胎有“用药如用兵”的比喻，病来如兵临城下，不猛攻猛打一阵敌人是不会退却的。敌人被攻击后不守城护卫也是难保长治久安的。狂风骤雨不终朝，一味猛攻猛打病未去人先亡也是不何时的。
二是明朝医学家张景岳提及的治疗这类重症的关键在于医生要把握好攻补进退的分寸，张景岳认为治疗成功没有秘诀，不过“在攻补进退之间耳”。何时祛邪，何时扶正，医生要看准时机。时机把握得好，攻补进退分寸不乱，即便是癌症病人，也是有得救的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中医治疗病人常常住到病人家中，对病人密切观察，有时早晚所用处方迥然有异的治疗模式更适合用来治疗癌症。我坚持认为，医生与患者长期呆在一起，医生随时能够观察患者，可以大大的提高肿瘤最终治愈的概率。我国近代两个非常有名的治疗癌症的中医大夫孙秉严和鄢荣光大夫，均是要求病人住院治疗的。
三是辨证论治和专病专治相结合
三是要掌握大方向，重视人体的平衡。肿瘤发展的快慢的确与病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若能调整好病人身体的阴阳寒热，可以大大的延长病人的生命，医生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治疗病人了，为治愈病人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
一般来说，越到晚期，病人体质偏向越明显，正气也越虚弱，这时候是肿瘤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这类病人治疗起来极为棘手，因为其体质往往体现为虚实并存、寒热交错、阴虚阳结，用药极为不易。一般来说患者进入最晚期或者终末期都会有此现象，恶病质、恶液质导致病人多种正常的生理功能失效。医生不知从何措手是好。
这三点对医生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医生要耐心仔细，勤于思考。这在当代的中医应诊模式中几乎根本无法办到。目前病人普遍认为中医看病就是号脉开方，开方完后病人居家自养。这是对中医的极大误解。任何一个中医师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与病人相处几分钟就深知病人的性情和病情，然后开对方子治好癌症这样的病情随时都会变化的重病。
有些病人甚至祈望于神方的出现，希望连医生都不看，找一个秘方或者神方就治好癌症。这只是天方夜谭式的梦想而已。
当前医患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也是癌症治疗过程中的死穴之一，患者病情严重，花费不少挂号去看了医生一次后，对医生的处方抱有很大的期望值，服用后无效，立即对该医生希望破灭，医患互信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即溃。其实治疗大病就如借钱，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医患之间的信任十分重要。患者选定了一个医生，然后长期的接受该医生的用药调整方案，中途或偶有失误，医患双方及时沟通，及时调整，这是最现实的治疗历程。盲目乱撞，无异于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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