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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本科毕业论文，原文两万多字
一九二一年，由于长时期的经济窘迫，工作极度劳累，加上妻子精神失常，导致艾略特精神几近崩溃。于是，他听取医生的劝告，去了瑞士洛桑疗养。在疗养期间，他完成了《荒原》的初稿，然后把这首“潦草松散的诗”交给他的朋友庞德斧正。《荒原》的最终定稿，庞德功不可没，他的删削可谓大刀阔斧。诗歌一开篇的44行对话全被砍掉，还有字里行间的删改，可以说全面浓缩了这首诗，使之更加晦涩难懂，加强了它的现代性。为了表示对庞德的感激，艾略特于一九二五年把《荒原》作为一份礼物“献给艾兹拉·庞德”，这位“更卓越的巧匠”。
一九二二年，《荒原》在《标准》上发表，引起当时文坛的强烈反响。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约翰·皮尔·毕肖普给他的朋友写信说道：“从拿到《标准》起，我一天几乎要看五遍《荒原》，它无限、宏伟并且可怕。”伯顿·雷斯科称之为“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诗”，一首“纯粹的语言魅力，充足的狂喜、心理真实，甚至如果用艾略特先生的特性来看，对现代生活欣然怀抱着理解态度的蚀刻”的诗歌。W·C·威廉斯这个一向不怎么待见艾略特的美国诗人，看到《荒原》时，甚至感到无比震惊。他在《自传》中回忆道：“（《荒原》）扫空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一颗原子弹扔在上面，让我们面向不可知的勇敢突围成了灰尘。我立刻感到它让我倒退了二十年。”当然，也不缺指责的声音。像浪漫主义诗人哈特·克兰就说：“他（艾略特）没能成功显形/有点难以看见。”甚至，他还写出基调完全不同的诗——《桥》——与之作战。艾略特以去个人化的视角批判现实世界，色调阴郁晦暗，把人类世界描述成毫无生气也没有希望的“荒原”，自然为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所不能接受。
艾略特在谈到《荒原》的创作动机时，否认他有意表达“一代人的幻灭感”，说这不过是个人的消遣，对生活无足轻重的抱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遭到惨重的破坏，人口损失将近八百万，经济十分萧条。在这种背景下，就算诗人并非有意要表达“一代人的幻灭感”，但《荒原》这首长诗的确已经做到了。何况，要指望一个真正的大诗人，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出实话是绝对困难的。尤其是艾略特，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先驱，更不会开口闭口谈论诗歌背后的诗人。诸多评论家无不指出，《荒原》的创作，与艾略特遭遇的婚姻不幸有莫大关联。但不管怎样，就文本而言，《荒原》的确表达出了一战后的文化危机、人在大城市的荒漠中生活的孤立无助，以及“对时间作用和世界陌生化的反思”（胡戈·弗里德里希语）等等。
一战后，十九世纪以来的各派学说——浪漫派的人文主义，自由派的人文主义，社会进步的梦想——似乎都未能幸存下来；艾略特和他的现代主义同行们一样，都为精神的幻灭而深感沮丧。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反基督教，是一种长久压抑之后人的觉醒，为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而向空中的一击。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把反基督教的激情，转向了现存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目标由天空的上帝指向世俗君主。科学带来技术更新，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这，直接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构成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在城市、家园、生命、自然等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同时，人类的传统文化也随之被打成了炮灰。就此而言，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们，反科学的态度，无疑有其合理性。这似乎也再次印证了卢梭的话——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种状况给作家和诗人们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在丧失了养育他们的精神遗产之后应该如何写作。
《荒原》在结尾处写道：“为了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这“废墟”和“碎片”，是破碎的文明，也是破碎的家园。导致这一切的，尤其是文明的破碎，艾略特并不认为战争是唯一罪魁。这是人类的自甘堕落。在后上帝时代，一类人（艺术家）感到无家可归，一类人（普通大众）纵欲狂欢。原因是共同的：上帝被消灭，人类挣回了自由。自由意味着无拘无束。在苍茫的大地上，人类手握自由终于迷失了方向，成为一群孤独的等待者。“'头脑正常’的市民仍固守的标准价值已经死了，其基础也即宗教已从里面烂到外面。”[切斯瓦夫·米沃什，黄灿然译. 诗的见证[M].1.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于是，我们就在《荒原》中看到了这么一些画面：无聊空虚的贵族太太、答非所问的夫妻对话、麻木的性交易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如果灵魂并非不死，就没有道德，就什么都可以做——果然应验了。“如果文明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也就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说，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面向未来前进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传统的过去之中；同时也能够面对自我表现的个性、自由贸易、对无政府主义的污秽崇拜、新教的'内部之光’，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颠覆。”[哈罗德·布鲁姆等著，王敖译. 读诗的艺术[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6.]艾略特的确有“扫空一切重新开始”的雄心，不过，他选择了企图向后运动，从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荒原》是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所做出的全面深化与拓展。所不同的是，面对“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的绝境，《荒原》指出了一条拯救的道路——奉献、慈悲、节制。艾略特想通过佛教来拯救世人，他的向后运动已初见端倪。但在《荒原》中，拯救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奉献、慈悲、节制，以三个“Da”的形式穿插出现，这声音几乎被所穿插的内容——我们给予了什么——我们想着钥匙，每人在囚室里——于是他把自己隐入炼狱的火中——全部消解。诗的结尾反复应用了某一优波尼沙土经文中“Shantih”一词，意为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毫不奇怪的。在此，艾略特的向后运动，不止是回归宗教，也企图回归前上帝时代——渔王和生殖崇拜。而经过错综复杂的变换、象征和影射，又使这些严肃的主题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可以说，整首《荒原》都是对渔王患病（丧失了性能力），使肥沃之地变成了荒原，因此需要一位手持利剑的少年英雄寻求圣杯，以便医治渔王，使大地复苏，这一传说的影射和变形。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圣杯象征女性性器，利剑象征男性性器。这个传说，其实就是一种生殖崇拜。诗中，渔王变形成了多个人，他一会儿是印度《吠陀经》中的国王，一会儿是耶稣（据弗雷泽的《金枝》，耶稣是主繁殖之神，象征春天），一会儿是强暴菲罗美的特鲁欧斯，最后成了嫖客斯温尼。同样，寻求圣杯的英雄少年也变形成了多个人，他一会儿是《吠陀经》中的利沙斯林额，一会儿是腓尼基水手，一会儿是士麦那商人，最后成了逛妓院的小公司职员。诗中出现的很多人，几乎都是从传说神话历史中变形而来。艾略特在注释中也承认：“所有的女人只是一个女人。”她们都是变形而来。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引论》中指出，童年期也是有性欲的，青春期的性器官成熟，不过是使分散的性欲指向一个目的——生殖，而在人类的童年期，性爱仅仅为了生殖，并非享受某种快乐。所以，古人对生殖的崇拜，是渴望大地丰产。艾略特据此大量引经据典，通过影射和变形，批判人类的精神堕落。
艾略特所谓“为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这“废墟”和“碎片”，不止是象征人类文明，也是诗歌本身。通过提取碎片把现实加工成非现实，是现代派诗人的惯用手法。《荒原》的费解之处，在于引用过多（诗人援引了三十三位不同作家的作品和流行歌曲，引入了六种外国语，包括梵文；还化用了魏士登女士的著作《从祭仪到神话》里有关圣杯的传说和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以及太洛纸牌、渔王、“那被绞死的人”等等传说），更在于全诗的碎片化处理。各种碎片，以自由联想、隐喻、换置、穿插等等方式，散射全篇。这是蓄意为之的晦涩，目的正在于使人费解。现代派诗人力求“让不可见者在可见者中以最可能的艺术方式显形”[胡戈·弗里德里希，李双志译. 现代诗歌的结构[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5.]，这样做，“恰恰由于其断片特征展示出了不可见者的优越和可见者的不足”。[胡戈·弗里德里希，李双志译. 现代诗歌的结构[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5.]所以，读者永远无法穷尽诗歌，顶多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而诗歌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敞开的。
这些扭曲变形的碎片，在诗中往往显得极为突兀，导致文本的破碎面无法弥合，使现实出现严重裂缝，变得不再现实。比如，在《荒原》的第二章写到菲洛美被特鲁欧斯强暴而后杀害，其灵魂变成了夜莺，“她还在啼叫，世界如今还在追逐，/'叽格，叽格’叫给脏耳朵听”。直到第三章，才再一次突兀地出现，“嘁喳嘁喳/叽格，叽格，叽格，/逼得这么粗暴。/特鲁”。这明显是对特鲁欧斯强暴菲洛美的影射，一面又是对现代人（斯温尼和鲍特太太的女儿们）进行肉体交易的讽刺。在“斯温尼在春天会见鲍特太太”与“嘁喳嘁喳”短短的四句之间，插入了一句“哦，听童男女们的歌声，在教堂的圆顶下！”妓院、唱诗班的童男女、教堂、特鲁欧斯强暴菲洛美，这组客观对应物所表达的，极具讽刺意味。就这么短短的几句，我们足以感受到，文本的碎片化特征以及不谐和音的张力。
《荒原》的艺术魅力，正在于这种由多个声音组成的不谐和音的混响，而达致的一种张力。诗歌一开篇是冷静地叙述：“四月最残忍……”马上换成琐碎的语调：“夏天来得意外，随着一阵骤雨/到了斯坦伯吉西……”然后又成了一种审判式的：“人子啊，你说不出，也猜不着……我要指给你恐惧是在一撮尘土里。”紧接着是一段欢快的流行曲：“风儿吹得清爽，吹向我的故乡……”或许我们不明白诗人到底要表达什么，但这种不谐和音的混响，却能感受到。就此而言，《荒原》是多声部的，不光碎片导致的破碎面无法弥合，声音也出现了裂缝。维系诗歌的，不是内容，而是这种多声部的形式。形式压倒内容，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共同的目标。从而，使承载诗歌的内容，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捉。
艾略特的非凡之处在于，文本的形式复杂多变，内容也同样丰厚沉重，使这两者在极端的对立中达成平衡。可以看出，他继承了马拉美的去人性化，但并没有让诗歌仅仅成为“语言的自为存在”；他也继承了波德莱尔的批判性，却拒绝了以去个人化的方式在文本中创造一个极端梦呓的“个人”；同时，庞德的意象派启发他找到了表达感情的“客观对应物”，而非像一般的抒情诗人一样容易感情失控。这些特征，贯穿艾略特诗歌创作的始终。《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青年之作，各种手法初见端倪，还稍显单薄；《四个四重奏》是他皈依天主教的晚年之作，思辨性很强，针对现实世界显得锋芒不足；《荒原》无疑是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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