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准备回国了。
他在美国待了20年，却从来没有打算过在美国待一辈子。他曾说：
“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这是有依据的。因为他从没有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方式，为自己买哪怕一美元的晚年退休保险。
正当他以回国探亲名义着手安排回国事宜时，却受到了时任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的阻挠。
一个科学家要回国，关美国海军军官什么事？原来，金贝尔其人曾担任航空喷气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对钱学森的学术成就有深入了解，并认为他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他们还曾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早年“火箭俱乐部”曾创办一家公司，钱学森是顾问，金贝尔则是管理人员。
现在钱学森要回到中国去，曾经的朋友就翻脸无情了。金贝尔在背后操纵，以怀疑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为名，将他扣留了。金贝尔这期间说了这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也许从他的角度看，这是对钱学森价值的高度肯定，是一种惜才爱才；但是，从他对红色中国和一个中国人采取的敌对态度看，他是卑鄙的。
但是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挡不住钱学森回国的决心。
在软禁期间，“为了便于一旦允许回国就能马上动身，钱学森没有固定住所，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随身物品全部打包，确保可以随时动身。
并且，在软禁期间不时受到移民局审讯时，他始终回答“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并且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对祖国的忠诚远远超出了自身安危，他甚至不愿意“好汉不吃前眼亏”，稍微假以辞色、虚与委蛇。
当然，我们都看到了，最终，他还是凭智慧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监视，辗转与周恩来总理建立了联系，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问题，于1955年10月8日胜利回归祖国。
此过程紧张惊险，不亚于谍战大片。而至于大科学家钱学森怎样用他缜密的科学思维，精密地设计各个环节，成功让自己回家，那就不复赘言，大家自去叶永烈所著钱学森先生的传记去领略吧。
在他胜利回国，开始投入火箭研究的时候，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方法落后，人们的信心其实不足。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赓问他“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道：
“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这么干脆利落的回答，当然不是无知者的盲目，而是一位尖端科学家的充分自信；同时，也是他一定要为国家制造出导弹的决心！
正是由于强烈的报国热忱，他在美国积累了最尖端的科学知识，一旦回国，就能立即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也使他在面临重重阻碍之时，能坚定意志，坚决斗争，坚持到了胜利时刻。
据说，钱学森回国时，时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了一句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此话不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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