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辩证与“史”的重审——评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
宋雨娟（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摘要：张松建教授新近出版的专著《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以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十五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杨牧、张错、梁秉钧、郭宝崑四位作家的个案研究、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亚洲冷战与文学两个专题研究。作者一方面从个体的离散经历出发，考察现代诗的认同书写与本地转换；另一方面从冷战年代的文化政治入手，分析作家如何以文学回应时代问题，达到了“识”的辩证与“史”的重审的效果。此书体现了张松建讲求文本、历史、理论三边互动的研究思路，也体现出他感时忧国的学术志趣和典雅平实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华语文学十五家》；张松建；华语文学；离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教授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
张松建《重建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
继2019年出版《重建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之后，张松建在2020年推出了又一部力作《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以下简称《十五家》）。该书考察了1950年代以来港、台、新、马文坛的十五位知名作家，包括：台港诗人杨牧、张错、梁秉钧、覃子豪、余光中、周梦蝶、痖弦、洛夫、管管、郑愁予，新加坡戏剧艺术家郭宝崑，冷战年代活跃于香港-东南亚的诗人力匡、杨际光、燕归来、白垚。作者打破地区和国家限制，注重本土、区域和全球的重叠语境（overlapping contexts）论述，采用跨文类分析的方式，从多角度编排材料，不断逼近中心问题的研讨，从而绘制出一幅多元与流动的华语文学图景。行文过程中，本书注重文本、理论、历史的三边对话，有时表现为跨学科研究的志趣，例如，历史哲学之于杨牧诗歌的分析；有时表现为文学、文化、政治多重语境的交织与补充，例如关于郭宝崑戏剧的研究。对比作者此前的几本论著，可以发现，作者的文风由早期的逻辑思辨转向雅正平实，在素朴流畅的叙述与反思中达到了新高度。
一、 华语文学新世界：多元与流动的图像
《十五家》绘制了1950年代以来华语文学的多元与流动图景。“多元”有二义：一是指本书以现代诗评论为主，兼容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的分析；二是指论述内容既包括对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也包括文化-政治议题探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历史性的变化。“流动”一是指作家跨地区、跨国家的身体流动（或离散），二是指冷战年代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与文化的流动（或传播）。
《十五家》前三卷讨论的杨牧、张错、梁秉钧三人，均在美国著名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都有丰富的跨地区、跨国离散经验，此后又一直在大学任教，属于“学者型”诗人，诗歌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作者主要从离散经验、诗学理论、历史文化认同等角度，分析杨牧诗歌的历史意识、张错的离散诗学、梁秉钧的食馔诗学，指出他们创作的优长和缺憾，旨在进行“识”的辩证。杨牧、张错这两位台湾诗人 将“中国性”与“本土性”结合的文学观，可以说是张松建颇为欣赏的。他们不被西化风潮裹挟，始终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保持密切关联，巩固了“血缘神话”。然而，杨牧、张错等人念兹在兹的“文化中国”认同也日渐边缘化，例如，论及张错，张著指出：“他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异地的异地人’、'外省的外省人’、'边缘的边缘人’，他的身分（份）认同突然处于一种涣散、破裂、混乱和迷失的境地。”[1]而香港诗人梁秉钧对于食物文化主题的偏爱，对整体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忧惧与排斥，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政治正确”。
卷四《跨国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反思台湾现代诗如何在艺术技巧与主题思想两方面影响了新加坡诗人。卷五专辟“艺术与阶级意识：郭宝崑在全球1960年代”一节，探讨左翼思潮如何渗透于郭宝崑的意识深处，分析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卷六《抒情的流亡：冷战时代的跨国离散作家》研讨冷战在文学中的再现、特点和后果，试图“为国际冷战研究和全球华语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来自亚洲的观察视角”（第252页）。这三卷内容整体上有意从文化与政治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有明显的历史重审意味。通过多重语境、深入浅出的分析，作者主要辨明了两个问题：一是1950年代以来，华语现代诗虽然取得了瞩目成就，但现代诗并非“纯洁”的象牙塔内的高雅艺术；二是亚洲冷战年代，作家遭际与创作各不相同，既有主动远离是非的台湾诗人覃子豪、郑愁予、周梦蝶等，也有自觉卷入政治漩涡的郭宝崑、力匡、白垚、燕归来，还有刻意回避又曲折回应时代风潮的杨际光。
二、从理论、审美到文化、政治
有论者认为，《十五家》采用“评传式”解读[2]。这种说法虽然正确，但不够全面，“评传式”解读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类似，强调对作家生平事件的详尽叙述，讲求真实与生动的效果。“评传式”解读这一说法显然忽略了张著的理论演绎，也忽视了张著以作品细读与文化现象为基础，重审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亚洲冷战历史和港台、新加坡现代诗发展史的动机。
作者认为，“东南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殖民地历史记忆、多元种族文化、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使得东南亚成为理论的实验场。”[3]《十五家》涉及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移民社会学、文化批评等理论概念，跨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等学科。所以，理清一些理论关键词对于理解此书有重要作用，这里仅举几例：史书美在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提出与“离散”相对的“反离散”概念；港台、新加坡文学日益巩固的“本土性”与逐渐淡化的“中国性”；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认同；地区、国家间人员迁徙造成的“移民”与“后移民”；历史变动造成的“殖民”与“后殖民”等等。
《十五家》有时借助理论的运用来阐释诗人作品，如对杨牧历史诗学的分析和对梁秉钧食馔诗学的分析；有时透过理论的检视，探寻创作的价值与局限。比如解读杨牧的《热兰遮城》时，张松建认为，“杨牧没有从女性受害者的角度见证暴力、控诉不义，而是从殖民者的角度出发，重溯国史，移情体验。在男性/帝国主义的凝视下，无名台湾女子始终沉默无语，暗示殖民地台湾被客体化、他者化、边缘化了，苦难深重，无以自我表述。”[4]再如，燕归来作为女性诗人，作者认为她在冷战年代并没有因女性身份而“走向跨国女性主义或者跨国弱裔化，而是自觉转换为去性别化、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人物角色，戴着人格面具强力发声，带有阳刚气质和雄浑崇高的风格，吊诡地回归和巩固了父权制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5]。
此外，不同于“评传式研究”更注重个人生活、社会历史背景等“外部研究”，《十五家》在文本细读方面同样展现出深厚功力。《跨国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通过翔实的文献述评与细致的文本解读，论述了台湾现代诗如何启发了新加坡作家，例如，覃子豪的纯诗理论之于林方；痖弦诗歌的现代美学、写作技巧之于英培安、南子、林方；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诗学、存在主义意识之于梁钺、周德成、周昊；管管诗歌语言的活泼风趣之于蔡深江；余光中、周梦蝶的古典意象和主题之于寒川、梁钺；郑愁予的婉约愁绪之于寒川、杜南发等。作者对文学现象的准确把握和诗歌作品的精彩分析，体现出端正严谨的审美分析与比较能力。这种写作方式与《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6]第二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40年代的译介》中的文章一脉相承，能看出作者早年从事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影响。
早在研究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时，张松建就对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作过分析，他认为“历经晚清以来的各种内忧外患，现代中国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政治运作要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文学’作为一种能力巨大而成本极小的形式被调动起来，人们对新诗的'抒情’潜力极为看重，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抒情主义不仅是'美学的’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的’。”[7]然而，《十五家》的研究提醒我们，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并非大陆的独特景观，也非某一时期的特有产物。冷战年代，这种被政治意识形态利用和规训，既是“美学”又是“政治”的文学传统，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区同样存在。他认为，
新华现代诗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纯文学和高蹈艺术，但是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自由主义有所关联（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培安，他以世界主义者自居），所以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东南亚的文化冷战。如果说台湾现代诗的跨国流动无形中扮演了冷战推手的角色，或许并不为过吧。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现代主义文艺是纯文艺、高雅文艺、象牙塔中的游戏，与政治意识形态毫无瓜葛。我希望这项课题能够挑战这种流行看法，为人们重新理解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提供一个崭新的批判界面。[8]
更不必说，冷战年代活跃于香港文坛，宣传冷战意识形态的力匡、燕归来、白垚等人，有的甚至一生都难逃政治圈套。白垚晚年回忆录中仍然“视共产主义若洪水猛兽，经常大加鞭挞，毫不心思手软，他肆力宣扬文化冷战和西方民主，而对殖民帝国在南洋的奴役统治，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冷眼旁观，毫无批判精神[9]，即是明证。而且，作者虽然高度肯定郭宝崑在戏剧方面的辉煌成就，对郭氏作为新加坡公共知识分子，为艺术发展尽心尽力的行为欣赏有加，但也敏锐地意识到郭宝崑式文化主义 “过度强调文化艺术的绝对价值与优先性，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片面？”（第245页）与那些崇尚西方或宣扬左翼的批评家相比，张松建的立场显示了他坚守文学批评价值，不为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公允姿态。
总之，《十五家》以审美分析和理论辩难为基础，溯流而上，探寻背后的文化与政治问题，这是一种融文学评论、文学史、文学理论为一体的学术模式。
三、“感时忧国”的志趣与平实雅正的文风
应该说，只要是严肃的文学创作，更侧重艺术探索与还是更侧重现实关照，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张松建显然欣赏那种积极思考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诗人诗作。比如和杨牧，他认为“借助于历史诗的角色扮演，杨牧唤起悠远的历史记忆，克服认同危机，深化一己之生命体验，突破了单薄的抒情主义，达到艾略特所谓的'非个人化’的诗学境界。”[10]所以，《十五家》在审美与历史的总体平衡之中也存在对“家国情怀”文学，也可以说是“感时忧国”（夏志清语）式文学的偏爱，与之相对的，则是对那些地方特质与个人化过于明显的作家的不甚满意。以杨际光为例，作者认为杨氏“在流寓居生涯中孜孜追求'纯境’诗学，他把文学作为抵抗和反叛污浊现实的工具，数十年后，依然念兹在兹，这种高蹈遗世的姿态见证了现代主义与社会大众的疏离、自我孤立和转向内心的倾向，在当时的香港文坛，自备一格，引人侧目。”最后又引述了李维陵的说法进行补充，“这些作家与多难的世界与多难的人类的命运是脱节的，如果他们不甘心于单纯地自我禁锢或自我逃避，他们必须正视这个沉重的现实。”[11]再如，作者认为“郭宝崑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与社会参与意识的人，他不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与教育家，也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鲁迅式公共知识分子。”[12]郭氏广阔、严肃的写作精神和积极介入社会发展的姿态，正符合作者认为诗人最好要从“大”处出发，关注家国历史的标准，所以在评价其人其作品时，也受到这种认同之欣赏感情的影响。而作为香港文学的典型代表，梁秉钧“对于革命政治、社会主义的消极态度，淡漠超然的家国观念” [13]，就引发了作者的“友好建议”，他认为梁氏不该仅仅满足于这种地方书写，而应该继续思考：“既然'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社会抗议，既然中国、亚洲、世界都卷入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海洋，既然饮食文化摆脱不了这一意识形态的重重纠缠；那么，人们该如何去设计新的历史视野与理论构想，去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实践和'革命遗产’及其政治价值？”[14]这些论述显示出《十五家》迥异于那些在自我天地里“独自精彩”的学术著作的特点——表面是提倡作家要沟通文学内外甚至“爱之深责之切”的字句篇章，内里是饱含感时忧国精神的学人情怀。
文风方面，《十五家》也有显著特点。一是注重古典文学知识的融入，行文措辞简洁有力。以文章标题为例，有些标题借用古典诗词，展现出一种幽雅的韵味，如“天地一沙鸥：杨际光的抒情现代主义”“词客哀时且未还：燕归来与跨国文化网络”，这两个标题分别是对杜甫诗歌《旅夜书怀》和《咏怀古迹五首》的创造性使用，既能精确概括诗人的人生际遇，又能体现论者的情感态度。二是行文从早期注重理论的层层递进与紧张对话，过渡到平实从容的辩证省思。这从作者在对十五位作家离散命运、辗转身世的生动叙述，对作家创作优长与缺憾的平直审视中，都可以看出。譬如，作者批评力匡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左右而创作的贩卖自由主义的诗篇，又花费不少笔墨叙述他晚年在新加坡获得稳定职业、住所和较高社会地位之后，不再执迷于政治宣传的释然，细致描绘出力匡人生几个阶段的不同心态，可以看出对诗人的理解之同情。而白垚一生受冷战文化影响，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作者虽然一针见血地点出其意识形态策略，仍将他定位为“顽强、顽固的自由主义战士”[15]——虽不认同，却不过分贬抑，都在严肃平静的笔调中自然流出。
卷四《跨国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中，作者认为“台湾现代诗也给新加坡作家带来一些负面后果，主要表现是，有的诗人只是奴性模仿而无力超越、转化和再创造。”[16]此说似乎有失偏颇。作家写不好诗歌主要是自身学识和能力问题，不能责怪外来影响的过分强大。而且，苛责环境的不完美会使其他作家通过本土化创造取得的成就变得可疑。如果谈到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作家的负面影响，主题的单一重复、过度内向化的情绪抒发、繁琐的现代诗艺技巧或许是其中的一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具体怎样影响到新加坡作家的创作，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纵观张松建十多年来已出版的六本学术专著[17]，无论是学术方向还是研究路径、写作文风都存在多重的转换与新变。研究方向，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再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路径，从注重形式和审美的分析到文化政治的研讨，从第一手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到理论方法的钻研和整合；写作文风，从逻辑思辨到平实雅正，从繁复迂回的长句到清通简要的措辞。这些转化反映出他自觉的开拓意识和日益沉潜的学术风格。《十五家》是他立足新加坡，转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继《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后的第三部专著，也是新加坡华语文学研究与港台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毫无疑问，这本著作也是他将华语文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东南亚、中国大陆而迈出的关键一步。
注 释
[1]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文化与政治》，（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76页。
[2] 张立群：《谱写海外华文研究的新篇——评张松建的〈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台北《创世纪》2021年春季号。
[3] 张松建 苏文健：《文心的追寻：访谈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教授》，北京《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5期。（2021年，即出）
[4]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文化与政治》，第42页。
[5] 同上，第319页。
[6] 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8]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文化与政治》，第69页。
[9] 同上，第333页。
[10]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文化与政治》，第15页。
[11] 同上，第293页。
[12] 同上，第243页。
[13] 同上，第103页。
[14] 同上，第117页。
[15] 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文化与政治》，第343页。
[16] 同上，第198页。
[17] 这六本专著分别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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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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