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翻译传播不仅理解为一个译者、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以及英语读者等所有环节构成的统一体，还应理解为一个通过翻译传播与社会建立某种关联和互动的过程，以及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过程。本文通过讨论《论语》翻译传播发展路径与原因，分析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现代性儒家哲学重新诠释，阐释新时代《论语》翻译传播的主要创新路径，旨在为中国典籍英译与海外传播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论语》；重释；传播；路径；创新
Innov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 Pathway of the Analects in the New Er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China 201620）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Analects is understood not only as a system of translator,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English readers, but also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s well as a proces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power, ideology and social lif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th and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Analects, 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Analects in the new era---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the major innovative pathwa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Analects in the new era. It is aime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the Analects; re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pathway; innovation
一、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是孔子及其弟子所做的语录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价值，能对内构成民众凝聚力、对外构成对他国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论语》逐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促使中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深入研究。其中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世界经典文化研究不可缺失的部分；二是当下中国文化建设及走出去战略对《论语》等典籍文化及其对外传播表现出理性回归。在中国文化崛起环境下，《论语》翻译研究由边缘走向中心，更多关注儒学文化传播功能与策略、译者身份与话语权、翻译规律与文化影响力等问题，如黄国文（2015）、金学勤（2015）、赵巍（2015）、范敏（2015，2016，2017）等，但对于新时代翻译传播路径及其翻译传播动向等没有研究。相关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如李伟荣（2015b）、张西平（2016）、贾洪伟（2017）等大多从宏观上指出一些路径，如文化软实力、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面向受众的翻译出版、提高人才培养等，但没有对当前时代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典籍翻译传播进行深入探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家实力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层面，还体现在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等软实力层面。因此，在新时代注重历时、辩证地思考《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认清翻译动向、把握翻译策略、促进中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并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论语》翻译传播路径与原因
本节的主要研究目标不是简单叙述《论语》英译经历了哪些历程，而是通过探讨《论语》英译历程探索《论语》翻译传播的发展路径、内部机理与演变趋势。
2.1 《论语》翻译传播路径
基于崔玉军（2010）、张德福（2014）、李伟荣（2015a）等学者的研究，《论语》翻译传播历程可分为以下四个大的发展阶段：1）神学回归阶段；2）以西释中阶段；3）原典复归阶段；4）中西融通阶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以一个理论点来命名某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个理论点的研究该阶段最突出。1）神学回归阶段（1809年-1898年）。该阶段译本都由西方传教士完成。受基督教神学意识形态影响，理雅各等译者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为让更多传教士了解中国儒家文化，传播上帝声音，他们极力使人们相信中国儒教道德理念等同于西方宗教教义。因此，传教士英译《论语》的主要策略是“神学回归”。2）以西释中阶段（1898-1979）。如辜鸿铭等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引介儒学思想目的，尽量有意识避免西方文化偏见对《论语》诠释的影响，多采用“以西释中”的归化翻译策略。3）原典复归阶段（1979年- 1998年）。该阶段是过渡阶段，如刘殿爵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力求儒家思想的翻译充分性，充分向英语读者传播孔子和儒家文化。4）中西融通阶段（1998-至今）。以安乐哲、罗思文与森舸斓为代表。该阶段译者主要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对儒学阐释，更加注重体现东西文化与读者差异。安乐哲和罗思文从比较哲学角度对儒学进行阐释，试图改变西方学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观点，用“人与人”的哲学思维，将被误读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从理雅各的“神与人”的西方特设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森舸斓则从读者认知差异角度对《论语》翻译与注解。
由上所述，《论语》的翻译传播路径可以简单概括为儒家哲学意义的不断重新阐释。这主要体现为:1）由拘泥于原文的文本表层意义的诠释逐渐转向传递原文的儒学哲学思想内涵及其文化背景；2）由原来强调基督化精神的西方化儒学向具有“现代性”中国特色的儒学哲学诠释的转变，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此，“现代性”不能理解为西方性，唯西方马首是瞻，而应该理解为东西文化的交融合作，“是与历史密切关联的，是用开阔的、乐观的视野去看待的，是需要用理性去构造的，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 2013：1-2）。
2.2 《论语》翻译传播原因
《论语》翻译传播的发展演变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翻译生态环境是由原文本、原语言与目的语言构成的世界，包括翻译的语言、交际、文化与社会等层面，以及作者、赞助商与读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强调生态平衡与适应选择等理念(胡庚申 2013)。翻译生态环境不同，会对译作有不同的影响。历史环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策略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翻译需要“跨越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的距离”（孙艺风 2016:173），需要学会尊重和适应译入语文化语境，根据当前翻译所处社会语境变化进行调整与补充，做到人与环境的相互协调与适应。Hatim & Mason (2001:129)也指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影响译文产生的各种因素有批评当权派的角色，译什么与怎样译；译者所作的各种干扰活动；译文翻译实践过程中的经济原则；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相对而言，文化植入（如理雅各）或者文化归化（如辜鸿铭）的翻译策略在弱势民族文学向强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初期，似乎是一种必要的传播手段。但随着时间推移和跨文化交流的逐步推进，深谙中西文化差异的译者（如安乐哲与罗思文、森舸瀾）会选择各种翻译补偿策略传达这种文化差异，以有效加强东西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论语》翻译传播路径对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创新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论语》的译者根据时代变化与读者需求对传统文化内涵不断重新诠释，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读者的对话以及时代需求对译本文化内涵诠释策略的呼唤，促使译者更多专注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更加强调儒学文化的海外接受效果、传播内容与传播策略。
三、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
本文中“新时代”是指1998年安乐哲与罗思文的《论语》合译本问世至今的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使命与任务：树立文化自信，坚持中国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努力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构建现代传播体系，优化传播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杨永恒 2018）。据此，结合上述《论语》翻译传播路径及其原因，分析安乐哲、罗思文以及森舸瀾的翻译，相对于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的翻译，对于当前时代《论语》翻译策略的指导意义。
范敏（2017）曾借助平行语料库，对《论语》前14位的文化高频词（知、仁、君子、道、礼、善、德、信、贤、命、义、直、孝、忠）及其不同历史阶段五个典型译本[理雅各(1893)、辜鸿铭(1898)、刘殿爵(1979)、安乐哲与罗思文(1998)、森舸瀾(2003)]的翻译规律做出统计分析，指出这些文化高频词采用了不同的显化策略，其中安乐哲与罗思文以及森舸瀾的译文更注重中国哲学术语的文化内涵的传递。现在基于语料库，对《论语》五译本中的其他重要儒家哲学术语统计分析。以“天”的翻译为例，经过语料库统计，“天”在原文中出现了19次。各译者的翻 译统计如下: 理雅各译为 Heaven( 18) 与 heavens( 1) ; 辜鸿铭译为 God( 16) ，Heaven( 2) ，sky( 1) ; 刘殿爵译为: Heaven( 18) ，sky( 1) ; 安乐哲和罗思文译为 tian 天 (18) ，sky(1) ; 森舸瀾译为 Heaven( 18) ，heavens(1) 等。再以“天命”(原文出现3次)的翻译为例，理雅各译为 ordinances of Heaven（2），decrees of Heaven(1) ; 辜鸿铭译为 Laws of God(2) ，the truth in religion(1) ; 刘殿爵译为 the Decrees of Heaven( 3) ，安乐哲和罗思文译为 the pro-pensities of tian tianming天命) (3) ，森舸瀾译为 the Mandate of Heaven(2)，Heaven’s Mandate(1)。就“天”这一哲学概念的内涵而言，西方的“天”的概念是独立的，中国的“天”与理性、伦理关联(如天命、天道) ，是一套价值的体系与信仰的体系，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因此，相对而言，安乐哲与罗思文在诠释儒家哲学思想概念的文化本源性差异与文化特色层面更胜一筹; 森舸瀾对儒家哲学概念诠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段落注释中。现以“天道”( 原文出现 1 次) 的翻译为例。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杨伯峻 2018: 66）
Legge: Tsze-kung said, “The Master’s personal displays of his principles and ordinary descriptions of them may be heard. His discourses about man’s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cannot be heard.”
Ku: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You will often hear the master speak on the subjects of art and literature, but you will never hear him speak on the subjects of metaphysics or theology.”
Lau: Tzu-kung said, “One can get to hear about the Master’s accomplishments,
but one cannot get to hear his view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Ames&Rosemont: Zigong said, “We can learn from the Master’s cultural refinements, but do not hear him discourse on subjects such as our 'natural disposition (xing 性)’ and 'the way of tian (tiandao 天道)’.”
Slingerland: Zigong said, “The Master’s cultural brilliance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dily heard about, whereas one does not get to hear the Master expounding upon the subjects of human nature or the Way of Heaven.” （注解略）
“天道”是指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即万物的规则与道理，一切事物皆有一定的规则。关于“天道”的翻译，理雅各、辜鸿铭、刘殿爵、安乐哲、罗思文与森舸瀾的翻译策略各有特点，其翻译策略动向可以归纳为：由拘泥于原文、具有基督化倾向的翻译策略逐渐过渡为考虑原文语言特征、读者感受与认知差异、具有儒学哲学特征的翻译策略。
具体而言，理雅各、刘殿爵译为：the way of Heaven。理雅各(1893:序言)倾向于基督教式的解读，认为儒学与基督教义没有很大差异，因此将“天”等同于西方基督教概念。刘殿爵是东方观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准确性甚于文风的优美，“在面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及读者接受问题时，译者更倾向于原文本义与文化身份的直观呈现，而不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文化殖民心态”（许雷、屠国元 2014:103-107）。辜鸿铭把“天道”翻译成theology，力求译文地道易懂，认为“儒教是中国的国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教堂宗教。儒教也利用一种相当于教堂的组织来使人服从道德规则”（王京涛 2013:30-40）。安乐哲与罗思文把“天道”译成the way of tian (tiandao 天道)，是以一种过程哲学思维来翻译诠释儒家经典，体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特色。从文化翻译传播角度看，安乐哲与罗思文的这种“意译+拼音+汉字”的创造性翻译策略能有效“传播汉语言系统里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固有文化概念，有助于推动中外融通话语体系的建构，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并有力提升中国在世界的话语形象”（范敏2017:83）。森舸斓（2003: xviii）从汉字“天”词源的来历认为 Heaven 是“天”很好的译 文，Heaven 可以联想为与之可以交流的、可以向之求助祈祷的神，具有无限的潜力，并通过命令( Mandate) 来掌管人类事务，译为 the way of Heaven，并通过段落补充文化阐释，从而把原文的文化背景充分地展现给英语读者。
比较而言，理雅各等传教士的翻译会使儒家哲学与宗教产生某种关联性，容易误导外国人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想像成一种宗教。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译者可借助安乐哲与罗思文的比较哲学方法与森舸瀾的文化释义方法，采用意译 + 汉语拼音 + 汉字的创造性翻译策略 与文化语境补偿策略，对现代性儒家哲学创新阐释，尽量再现原文语言文化特色，加强英语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四、新时代《论语》翻译传播创新路径
《论语》翻译传播创新路径主要是指：为增强《论语》对外传播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在运营机制与激励措施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根据上述研究，结合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使命与任务，《论语》翻译传播的创新路径应围绕现代性儒家哲学重新阐释这一主题进行，表现为多路径、多模态、联动式。
图1. 新时代《论语》翻译传播创新路径
4.1保持中国文化主体地位
保持中国文化主体地位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也是现代性儒家哲学重新诠释的动力。文化价值观的形塑对国家、社会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能影响国家的感召力、向心力和认同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一直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思维与世界观，也是中国对外宣传形象以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如何在《论语》对外文化传播中既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又符合世界的审美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据此，在《论语》翻译传播过程中，我们应摒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把《论语》中的优秀文化及其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内涵传递到国外。为此，译者需要掌握民族文化灵魂要素，立足本国与本民族文化，保持本国民族特色，以文化自觉态度去翻译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译者需要提高《论语》翻译传播策略，跨越读者与时空距离传播《论语》优秀文化，使世界认识中国话语，并助力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走向世界。
4.2 尊重翻译传播规律
现代性儒家哲学重新诠释必须以尊重翻译传播规律为前提，深入了解《论语》翻译传播历程，分析现有翻译传播机制弊端，在此基础上创新。翻译传播规律在此界定为：译者主体根据现状与趋势要求，通过翻译策略与传播手段满足读者受众需求的内在互动关系。这种内在互动关系是存在于、作用于翻译传播过程的不以主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翻译传播规律。在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译者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观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高万隆，王爱琴 2015:3）。因此，在国际寻求融通发展与对话交流的社会背景下，译者需尊重《论语》翻译传播规律，宏观上，研究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通过怎样的历史途径与哪类译者的努力，而导致了向着儒学“适应需求，融通发展”的渐次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观上，探讨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微观上，由于《论语》大量陈述式言说省略了孔子说话时的具体语境，注意在翻译实践中补偿孔子言说的具体上下文语境与文化语境。
4.3 适应新时代读者
现代性儒家哲学的重新诠释的目的是适应新时代读者接受的需求。读者接受情况是判断中国文化是否成功走出去的重要衡量标准。通过研究《论语》的海外传播与信息反馈情况，注重儒家哲学的重新诠释，可以有助于提高《论语》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语境背景下的异域接受，并促进全球文化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认同。2018年2月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通过采用结合调查地域与样本量等定量与定性方法，得出认知度前100名的词汇特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词语以汉语拼音的形式进入英语话语体系。这说明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当前海外民众对中国话语的认知度、理解度大幅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与话语方式也逐渐影响着世界。《论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哲学概念的翻译常常因为文化空白与读者差异成为翻译传播难点。因此，新时代《论语》的翻译动向也应该建构中外融通的话语表达，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以《论语》中“克己复礼”的翻译为例，理雅各、辜鸿铭、刘殿爵、安乐哲与罗思文、森舸瀾分别译为ubdue one’s 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Renounce yourself and conform to the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return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rites through overcoming the self，self-discipl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 Restraining yourself and returning to the rites (keji fuli 克己复礼)。汉语中的“礼”与英语中的propriety/rites是有区别的。在孔子时代周礼是传统文化，礼是外在的，仁是内在的，二者融为一体才是“复礼”，这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贯穿《论语》的始终。“克己复礼”倡导的是恢复传统文化精神，而不是礼的行为方式。礼的精神、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礼的行为方式可以与时俱进。因此“克己复礼”不能采用完全直译或者意译。类似例子如“善”的翻译，理雅各译为the good, excellence；辜鸿铭译为excel in anything, the excellence of moral grandeur；刘殿爵译为the good, excels in; 安乐哲译为felicitous(shan 善)，good（shan 善），best(shan 善)；森舸瀾译为good at something(shan 善)，perfectly good(shan 善)，good(shan 善)。 再以“德”的翻译为例，理雅各译为virtue, what is good；辜鸿铭译为moral feeling, moral sentiment; 刘殿爵译为virtue, benign rule; 安乐哲与罗思文译为virtue(de 德),excellence(de 德)；森舸瀾译为kindness(de 德),character(de德)。比较而言，安乐哲、罗思文以及森舸瀾适应新时代读者要求，以文化交流为出发点，通过建构文化认同与阐释文化哲学思想内涵，增加“汉语拼音与汉字”策略，助力《论语》中的文化意蕴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得到读者接受。
4.4 增强传播媒介功能
增强翻译传播媒介功能是助力儒家哲学重新诠释的有力工具。具体措施如下：1）提升《论语》文化力教育工作，加强《论语》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将主流价值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并将它内化为自身需求，以此增强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从而凝聚人心、增强力量。2）重视《论语》翻译传播的文化阐释策略，注重儒学文化对外传播的表达力与影响力，让世界认同儒学文化价值观，推动中国真正成为文化意义的强国。3）重视信息技术环境下《论语》国际输出能力传播，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社会传媒以及政府赞助等在《论语》翻译传播的重要作用。（4）重视《论语》文化产业输出，可以通过外语《论语》专题网站、《论语》图画书、孔子影视对《论语》引用的台词翻译等形式，打造《论语》经典文化品牌与市场格局。在信息化社会，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重视提高《论语》的翻译传播能力，借助《论语》文化影响力的作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国际。
如上所述，现代性儒家哲学的重新诠释是增强《论语》文化翻译传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主要着力点。为了与时俱进，让英语读者更有效地理解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正确认识并积极顺应《论语》翻译传播发展动向。我们应在尊重《论语》翻译传播历时发展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创新《论语》翻译传播路径，注重现代性儒家哲学重新诠释，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积极有效地传播优秀儒学文化。
五、结论
新时代《论语》新译及其传播路径创新研究应该是一种历时的、辨证的、动态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宏观方面主要从历时文化语境进行思考，微观方面主要从个案分析及其对比分析进行探讨。随着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增强，《论语》翻译传播策略及其传播路径也应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在《论语》翻译传播过程中应重视现代性儒家哲学的重新诠释，提高英语读者对《论语》文化的认知与接受，助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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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论语》英译的中国典籍对外传播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BYY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范敏，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翻译、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翻译教学等。
原刊信息：本文原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94-98页。
主编：李伟荣
编辑：倪玮冰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32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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