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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复戡(1902—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祖籍浙江海宁，而诞于上海。中岁尝罹痼疾，既愈，四十后更名起，号复戡，别署伏堪。复戡行而义方晦，世或以为两人。幼承庭训，四五岁即蘸水于大砖练字，稍长得翰林王秉兰授以《说文解字》，并摹习《石鼓文》。七岁在怡春堂笺扇庄挥写《石鼓文》集联，适为吴昌硕先生所见，大加赞许，以『小畏友』称之，由是『神童』之名不胫而走。缶翁爱才，时加提挈，后并绍介加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俾广见识交游。题襟馆为沪上著名文艺社团，会长为俞语霜，副会长为任堇叔，昌硕先生被推为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有曾农髯、李瑞清、王二号、吴待秋、冯超然等，会员皆一时俊彦，以复翁年最幼。十六岁，其篆刻作品人选扫叶山房所刊《全国名家印选》；十八岁有正书局为其出版字帖；而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时，年方廿二。南洋公学总理张美翊跋其所制砚铭云：『朱生百行过访，为我琢砚，仿苻秦广武将军碑制铭刻字，使冬心、叔未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年轻时即以书法篆刻腾誉海上。后游学法国，于艺事益博采兼收。二十八岁，应刘海粟之邀聘，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后又推为中国画会常委。五十年代初，移居济南，从事美术设计工作。晚年还居海上，欲以余力为弘扬中华文化献其所长；八十四岁为徐葳女士刻『葳娘』一印，并附诗于印侧云：『沉醉一生书画刻，欲攀峰顶岁云迟。晚来红粉感知己，勖起消沉老艺师。』心境可见也。
复翁于书，余最倾服其金文及草书。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劳，变正为反、易左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于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草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牛斗，阳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草书大家，亦不多觐。
复翁篆刻，初受吴缶翁、赵撝叔影响，渐而规矩秦汉，上溯两周；中岁为嘐城汪氏忒翁治印至多，变化彝铭以人玺，曾辑成《复戡印集》，马公愚先生序之，称其拟玺乃千载一人。复翁亦自珍重，于『沥水潜龙』一印自跋云：『假令簠斋见此，必以为金邨出土三代物也。』『潜龙泼墨』则附跋曰：『混列簠斋印举，亦当巨玺杰出。』夫子自道，皆非妄语。沙孟海先生谓此谱『中多拟玺之作，峻茂变化，殆欲雄梘—世。』堪称确评。复翁亦能画，偶亦为诗，以影响言，当数书刻。
所遗著作，书法有《朱复戡大篆》、《朱复戡草书千字文》、《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篆刻有《静龛印集》、《复戡印集》；及一九八六年选辑上述两谱、益以新作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刊行之《朱复戡篆刻》；综合诸艺者有《朱复戡金石书画选》。
复翁有《白头吟》诗，节录如下：『我本江南—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旧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学画初学阎立本，山水独喜荆关法。浸淫於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举目但觉远处清，揽镜忽诧头毛白。欲登造极学至老，孜孜一生废寝食。……』艺益求精，至老不懈，令人敬佩。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四日 马国权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画篆刻界，朱复戡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大家。他涉猎广泛，马公愚对朱复戡作过如此评价：“他渊博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博览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而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
要了解朱复戡先生的艺术成就，不妨从其书法、绘画、篆刻三方面入手。
朱复戡篆、隶、楷、行、草诸书体俱擅，尤以篆书及行草书最具代表性。篆书是朱复戡一生研究和创作的重点，其研究和创作涉及石鼓、秦诏版、小篆及青铜铭文。他的书风雄浑厚重，笔力扛鼎，具有博大凝重、庄严肃穆之庙堂气。挚友刘海粟对其篆书评价极高：“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
朱复戡的篆书得益于对古文字的考证和研究。他不但关注《毛公鼎》《散氏盘》《大孟鼎》及《虢季子白盘》等青铜铭文，对秦汉简牍、陶文、砖瓦文等也有自己独到见解。秦诏版在我国书法史上影响巨大，朱复戡通过深入揣摩、学习，他写的篆书无论风格还是技法，深得秦诏版精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已经超越了秦诏版，作品厚重、正大、高古，富金石气息，在临写及创作上，可谓无出其右者。值得一提的是，秦诏版出土时，作品缺失严重，文字短缺11字，朱复戡先生经过研究考证，为之补缺，这是篆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又如《泰山刻石》，由于历经二千余年的磨劫，几乎分辨不出所书内容，仅剩九个半字，朱复戡先生凭积年学养，修复了《泰山刻石》，全文共223字，这一事件引起海内外的轰动。可见朱复戡先生在文字学及篆书领域的功底。
在草书创作领域，朱复戡先生也是成就非凡。他擅章草、大草、行草诸体，尤其是他的“以篆入草”，一改原有草书飘逸灵动、秀美婉转之书风，使得草书更显浑厚、古朴。朱复戡还以篆隶字法相渗，兼取“二王”架构，使其草书的笔法与字法更加丰富多变，真正把“碑学”与“帖学”融为一体。朱复戡先生对草书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书刻先须通金石”。他对草书的审美取向，受到过海派巨匠吴昌硕的较大影响。
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画篆刻家，吴昌硕的艺术得益于《石鼓文》，取法于秦汉篆隶碑版，书风富有金石气息及汉魏古风。朱复戡先生曾经告诉别人：“我把说文解字9353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暮写，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吴老的金石良言，我实践了一生，受用了一生。”
“碑学”自清中期鼎兴以来，社会上学碑之风盛行，不少书家在学碑同时，吸取了“帖学”风味，这一“折中”的方法，其实代表了民国以后的书风走向。尽管朱复戡书法以“碑学”为立场，但在其学书道路上没有放弃过对“二王”帖学的汲取。如他所作《论二王书》题跋，就有对“帖学”的一些看法：“二王之中，右军笔笔沉着，特重结体，大令轻巧取媚，尤乱法度，故献不及羲；又如逸少沉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故若能合而兼之，何可胜蓝。”从朱复戡的行草作品中，我们发现，他对“字法”的取向，源于对“二王”结体的借鉴和吸取。
朱复戡的篆刻，早年受吴昌硕、赵之谦影响，同时旁及皖浙名家，风格上趋向于流丽娴雅。中年后，他宗法商周秦汉，向源头取法，印风高古浑厚，并具自家面目。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对其篆刻作如此评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为曲，易方为圆。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阳刚之气慑人心魂，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朱复戡先生以三代金文、秦诏刻石，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凭其扎实的文字考证，成为印学开派的又一金石大家。
朱复戡先生是一位全能大家，诗书画印俱全。偶尔绘画，品格极高，所绘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均以篆书线条出入，体现了中国画高古雄丽之风貌。朱复戡先生文学修养深厚，诗词功夫了得，故在其绘画中，多擅以自作诗词为画中题款，诗、画、书法均属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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