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玛丽

刘创

我想还是以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这个名字开始这章文字比较符合作者和读者的心情。虽然她成绩优异，但那个时候波兰大学还没有招收女生的先例，在那个时代，女人被认做是主妇和生育工具而已，根本无需浪费国家资源上什么大学，于是玛丽初中毕业后就在四处寻找工作了。

可是我们的玛丽和姐姐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入大学深造，在她们看来，知识是那样的迷人。玛丽做了五年的家庭教师，帮助姐姐考上了巴黎的一所大学，然后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学费和优秀的成绩把自己送入了巴黎索尔本学院就读物理、化学和数学。那一年她24岁，风华正茂，坚韧而乐观，她相信自己的努力必将得到一次上帝的垂青。

但是高傲的上帝还是依照惯例，用最常用的垂青女人的方式给了她一个男人，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讲师皮埃尔·居里。

他们结婚了。从此，她更为丈夫的姓氏，改叫玛丽·居里，后来全世界的人都忘了她的名字，而习惯叫她居里夫人。

1.

以科学的名义相遇并开花结果的爱情里似乎只有共同发现了镭和钋这两种元素的艰辛让人们津津乐道，但显然不是。

艰辛和苦难是一定的，它对每一个人都不会容情。女儿伊蕾娜出生后，为了缓解生活压力，玛丽去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兼职，而她与丈夫的工作室倒真的太简陋了，就是街边一个连风都挡不住的屋顶露着窟窿的破房子。

好吧，那些专业性的东西因其专业而缺乏陈述的必要和兴趣，而从励志角度上，已经有太多的文字描述过居里夫人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还是直接从爱情和生活说开去。

1906年的一天，第二个女儿艾琳出生还不足两年，39岁的玛丽就成了寡妇。科学家的通病是随时都会沉浸在对课题的苦思冥想中，我们也经常读到一些科学家们在思索中撞电线杆、错吃了墨水的情节，丈夫皮尔埃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灾难不是电线杆而是一辆马车，在被马车撞倒后又被车轮轧碎了脑袋。

一个月之后，巴黎大学将皮埃尔的职位转授玛丽以示对科学的尊重，她成为巴黎大学首位女教授。但这对一位忠于科学的中年女人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用处，根本无法完成她对丈夫的任何形式的追思和怀念。1910年，她在理论基础之上成功地分离出元素镭，并把放射强度单位以居里命名，以此做为仅有的一个女人能做到的对丈夫的纪念方式。

她接受了科学界的所有鲜花和掌声，也要接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折磨，在科学界正在起草关于化学元素年会的发言稿中对她的溢美之辞的同时，很多小报记者也正在大张旗鼓地措词于一个勾引有妇之夫的“波兰荡妇”的新闻稿。

而普通人们的好奇心更热衷于后者。

2.

一个已经破格被科学界承认了的发现了两种新元素的天才科学名人，居然爱上了有妇之夫。在一个不得不以道德支撑社会正能量的动荡时代，这绝对堪称爆炸新闻并无法被整个社会容忍----她本该是毫无缺点高大伟岸光芒四射的榜样才对。这其中更有太多感觉到自己无能的科学家的授意和鼓动，毕竟，一个本该围着厨房和孩子转的女人，偏偏闯到男人才该进入的科学界，还如此成绩斐然，这让很多知名的科学家们面上无光，而对这个有妇之夫的妻子的不遗余力的捉奸行动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天赐良机。

那男人叫保罗·朗之万，曾经是皮埃尔的学生和实验助手，皮埃尔去世后就接替了他成为实验室的继任者，他年青有为，比玛丽还小五岁。

保罗的妻子是个暴躁野蛮的陶瓷工人的女儿，没有任何跟教养有关的形容词可以恰当地放在她身上而不显得与性格和教养冲突。搞科研本身一般都不会以发财为目的，更不会有很多的金钱报酬，于是这个女人便对丈夫的工作横加指责，而丈夫工作性质的不规律更让她忍无可忍，有一次还用一只廉价的花瓶敲破了科学家的头。

从那以后他们就分居了，保罗在巴黎大学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保罗除了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里忙，偶尔也会请玛丽去他的租住处过夜。毕竟，他们之间维系着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无论男女，都该是合拍的生活和工作伴侣。她是丧偶数年的中年女，他是婚姻失败的中年男，唯一的障碍就是他身上还背着一张早该被撕毁的婚书。

保罗的妻子找人撬开了保罗办公室的抽屉，发现了玛丽给丈夫写的情书，在那些书信里，玛丽并不隐瞒一个搞着枯燥工作的女人对保罗的热烈思念，甚至是直白的性渴望。在那些书信里，玛丽情意绵绵地称保罗租住的那所房子为“我们的地方”，但也理智地劝说保罗应该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劝他“首先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卧室。”但也大胆而明确地表示出强烈的渴望，比如“我求你别再睡在她的床上，不要让我等太久了”之类的措词，更有小女人的无赖和情感绑架，“如果她再怀孩子，我们就一定要分手了，因为我不能接受这份耻辱。”

在我们习惯接受的那个伟大的女科学家的背后，这些书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而热烈，有血有肉有欲望和渴求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但是这对玛丽却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完成了保罗妻子的捉奸计划，也让那些无中生有想弄出些黑幕来打压玛丽的科学界的同行们额手称庆。

1911年11月4日，巴黎《新闻报》头版刊登了《爱情故事：居里夫人与朗之万教授》；《微型新闻报》使用的标题则是《实验室传奇：居里夫人与朗之万先生的恋情》，两天以后，《坚持报》再刊《致物理学家X先生的公开信》……

11月7日，玛丽接到电报，被告知自己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更多，一个同事跑进来说，她的那个“我们的地方”正在被人袭击，窗子全部破碎，家具什么的都被扔到了街上，并声称 “杀死这个拿诺贝尔奖的波兰荡妇，至少要把她赶出巴黎去以免影响艺术之都的整洁。”

法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让玛丽离开法国。这时候，科学家的固执和坚持开始发酵了，玛丽坚持留在巴黎，但是显然她已经精神崩溃了，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在实验室出现，外界的报导说她在一所修女创办的医院里疗养。

而保罗则毫发无损，很快就回到了妻子的身边。

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似乎不应该、也不能有这种对性和爱的强烈渴望，即便有也不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性别歧视在巴黎这个开放先进新潮的城市里也根深蒂固，看看同样处于漩涡中心的保罗就知道了：他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名誉影响，一直在实验室里正常工作，他只是重新“回到自己的卧室”，妻子则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大度地答应他可以公开拥有一个情人，“除了玛丽以外的任何女人都可以“。

好朋友艾培尔来看望玛丽，后者面容憔悴但表情坚定，“我只是用文字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渴望，科学讲求真，而活得真，才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如果我能算是一个科学家的话。科学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讲真话不伪装，在一个闭嘴的科学家和一个真诚表达的荡妇之间，我去做后者也没什么。“

3.

似乎并不如何传奇，可是联想一下事情发生的年代吧。在此事之后三十年，阮玲玉还因“人言可畏”而自杀。一个两次拿到了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能坦然在“荡妇 ”的定冠词下生存下来已经足够让人敬佩了。

似乎科学界最终还是放过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显然这种放过不是出于主观大度的理解和原谅，而是一战突然降临，巴黎被德国的飞机日夜不停的轰炸，人们更多的是考虑自身安全，已经顾不上对那些所谓的绯闻感兴趣了。

这世界放过了玛丽。

科学家们纷纷逃离战场，他们以身负科学重任的伟大理由冠冕堂皇地逃到大后方继续享受他们的荣誉和安逸，似乎玛丽也可以离开这里了，但是她没有，当初全世界都让她离开巴黎，她拒绝了，现在她觉得战火中的巴黎更需要她。

她把自己的诺贝尔奖牌拿到银行要捐给当局，但被银行拒绝了，然后她拿出了所有的诺贝尔奖金用来购买了战时债券；她学会了开车，目的只有一个，可以把X射线设备装在车上开赴战场为那些伤员做检查和治疗。

这件事是她和17岁的女儿伊蕾娜一道完成的，随后女儿和这台X光机被留在战场，而她回到后方，培训了数百名X线操作员和外科医生。

因为性别的原因，在备受歧视的科学界，虽然几乎是独立完成了镭和钋的发现工作，却在拿诺贝尔奖时只能把名字署在三个人的最后一位，在获奖报告时也被取消了上台讲话的机会。事实上对于放射元素贡献最大的她当初差一点被取消了发明权，还是因为有几个难能可贵的能讲真话的学者说明了真相才让她搭上了署名事件的末班车。即便这样，在获奖时评选委员会的发言中还是声称“居里夫人的贡献是充当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好助手，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造出女人来，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署名排在第二的保罗一切正常毫未受到影响，而她则成了荡妇。

甚至，后人们记住她，都只是因为丈夫名叫居里，所以，我们印象里的玛丽，就成了“居里夫人“。

也许跌宕才是人生最好的剧情，但是过于跌宕就是传奇了，从科学界最伟大的发明家到波兰荡妇，一个女人能达到的巅峰和深谷她都走过了，而说到底，女人这个性别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天然注定的悲剧因子，就看演员如何以喜剧的表情演完它了。

做为一个写作者，似乎我也只能用还原她的本来姓名，做为这章字的终结，以示对一个女人抛开科学贡献层面上的意义，从心底里发出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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