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导读
“你已经27岁了，很快就要准备结婚了吧？”
“我们需要你签一份协议，承诺入职两年不能生小孩。”
“你很优秀，我们都觉得很合适，但是没办法，我们想招一个男生。”
女性在职场上错失多少机会，不是因为能力，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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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发文称，泡泡玛特在面试时，要求女性填写生育计划。根据截图，面试信息表上赫然写着“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限女性）”，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
尽管泡泡玛特很快针对这一事件做出相关回应并道歉，但还是在网络引发轩然大波，让职场“生育歧视”这一灰色地带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作为一家文化娱乐公司，泡泡玛特女性员工占总员工的68.8%，75%的消费者为女性，其中1995—2010年的年轻人占比32%，从这一数据来看，说泡泡玛特一边赚女人钱，一边歧视女性，并不为过。更何况，泡泡玛特的“生育计划”招聘事件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在“三孩”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相关话题的社会关注度始终居高不下。
然而，职场的“生育歧视”并非个例，不少女性都经历过面试被问及婚恋妊娠的计划，甚至之前职场爆料的极端例子，连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女性都可能因为hr主观的原因被拒绝 。
01
中国职场妈妈的真实处境
《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指出，婚育被女性看作职业发展的最大牵绊，58.25%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女性遭遇了“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还有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而遭遇这些不公的男性屈指可数。
图源/智联招聘 ▲
2019年河北传媒学院印发的《关于学校计划生育报备制度执行情况的通报》就是职业女性生育困境的真实写照。该校在通报指出，对未报备怀孕女职工进行“将进行全校通报批评，扣发6个月绩效工资”“取消两年内评优评先和评定职称的资格”“调离辅导员岗位，待岗”等处罚。
此前该院校工会还制定了《河北传媒学院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管理的规定》，女职工生育“要达到规定的服务年限后，按照个人申请、分别按生育一胎或二胎比例排队、单位党总支书记（处室负责人）签字，报学校计划生育办公室审核备案。报备是否成功要以'接到学校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回执为准’。”
“生孩子要排队”“未报备生孩子遭通报批评”听起来离谱荒唐，却也实实在在折射出当代女性的生育困境。人口学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叫做“生育惩罚”。学者刘金菊在《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有多大？》中的研究显示：中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导致其一生的工作时间损失6-7年，折算的收入损失接近30万元; 对于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 1 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将近50 万元；而对于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女性来说，这一惩罚带来的损失还会更大。
图/《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 ▲
电影《奇迹男孩》里的那个妈妈，为了教育面部畸形不能上学的孩子，放弃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孩子走上他的正轨，她才终于重新拿起了笔，继续中断的学业。
可是现实中，有多少母亲，为了家庭而永远地埋藏起了自己的梦想。
图/《奇迹男孩》▲
02
“光荣妈妈”为何荣光不再？
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广泛认同，组织上的政策对多子女家庭也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那时候，国家大力鼓励生育，宣传画报上的母亲被孩子簇拥着，荣光焕发，洋溢着母亲的喜悦。国家还为生育5个孩子以上的母亲设置了“光荣妈妈”的荣誉称号，政策对于生育的倾斜和鼓励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人口的日益膨胀，土地负担和粮食负担日益加剧，“人口控制”逐渐成为政策发展的主流，国家不再鼓励无节制的生育，取而代之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让“超生”“多生”家庭变得灰头土脸，往日的“荣光”也随之暗淡。
另一方面，职场对女性的生育歧视还在于生育的成本和收益对象不同而导致的利益矛盾。成本是女性、家庭和企业承担，受益是家庭和社会。女性怀孕意味着企业成本增加却无收益，3-4个月的产假表面是女性的福利，却导致女性在职场上收到很多的不欢迎。即使国家负担一部分产假成本，企业也会考虑到：女职工休完几轮产假后再回企业上班，这位女职工很可能已经与企业文化和工作岗位内容严重脱节了。况且，要求一家企业把一个工作岗位预留给几次休产假的女职工，也会导致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提高。
不少女性的工作刚踏上正轨，就会听到周围同事因为怀孕被撤离项目组的消息，于是常常在领导的“亲切关怀”中胆战心惊。“不敢生”“养不起”“晚几年再生”似乎成为职场女性的必备修养。
图源微博 ▲
于是，在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双重围剿下，职业女性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虽然早在2019年2月，人力资源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然而，法律的白纸黑字并未能平衡招聘市场上的性别杠杆，虽然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不敢公开歧视女性，但生育歧视里“隐秘的角落”仍然存在。
03
打响“生育保卫战”：多方助力职场妈妈维权
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性别歧视和生育歧视更应该被重视。实际上，“十四五”规划纲提出的“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出台父母育儿假，既可以让男性分担一部分的育儿责任，也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
在这一方面，中国不妨学习些“瑞典经验”。在欧洲人口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 2016年瑞典的生育率达1.85，在欧洲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的1.92，被誉为欧洲“生育高地”，这与良好的政策紧密联系。瑞典从制度层面就关注性别中立、托幼社会化，以及被社会学者们称为“双职工/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男性和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顾家的义务。
早在1974年以前，瑞典的产假就被性别中立的育儿假取代，它传达给全社会的信息是，父母应该共同承担工作挣钱和育儿养家的责任，而不是把育儿的责任强加到女性身上。政府还会强制父母休假，即父亲和母亲必须要休的育儿假是各自90天，被称为“妈妈月”“爸爸月”，也就是父亲也必须休3个月带薪育儿假。这样的政策下，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天平上达到了平衡，女性不需要辞职，生育也能保有有报酬的工作。
因此，能够工作和自食其力也瑞典人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没人会认为“相夫教子”是女性的本职工作，也没人会把“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的宣言当作一种男性美德。
图为瑞典爸爸带娃 ▲
瑞典性别中立的育儿政策能够我们带来良好的参考，但制度性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公平性政策之外，一些新型的育儿实践也正在创造着。
目前，在一些中国城市的社区中，也有妈妈们在探索“互助式育儿”，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的五角场街道，出现了社区妈妈团，妈妈们通过定期共修成长为志愿者讲师，通过参与管理家长互助自治会，接受培训，分工合作，角色分担，形成固定的志愿者社工团队。这些经过良好教育、职场经验的妈妈们互帮互助，缓解社区幼儿家庭的紧张需求。
通过将育儿议题带入小范围的公共生活，建构出来真实、复杂和多维的关系，孩子们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玩伴和社区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而社区妈妈团也得到了相互交流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也许奋斗是一个人的事情，改变社会不是个人的责任，但是对一个群体的歧视，作用每个女性的身上，可以独善其身却无法置身事外。因此维护职业女性的合法权利，扭转职场“生育歧视”，不仅需要女性个人的斗争，更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社区实践的探索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
“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尊重每一位女性，构建一个对女性生育友好的环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破除职场性别歧视，完善相关制度，拆除传统思维与时代发展相掣肘的藩篱，才能够真正地助力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毕竟，我们费劲力气，去努力争取教育机会，去努力在千军万马中存活下来，努力进入职场，努力立足社会，真的不希望因为生育，将这一切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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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张佳昕
审稿/刘湜
主编/小睿
美编/胡雨欣 王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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