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故址”今位于“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所在的这座高台子处，在此高台的台基上，镌刻有“黄鹤楼故址”五个字，此字面临长江与武昌桥头堡。20世纪50年代，“黄鹤楼故址”这灵动潇洒的五字是由当时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所书。此五字石刻现已成为地理标记，它为广大游客指明了古代黄鹤楼所在的具体位置。
自古以来，“江夏”之意就如同“江汉”。“汉水”因“夏水”来汇入江，亦称为“夏水”。春秋战国时期，约在今天武汉老城区的古地名为夏汭。夏即夏水；汭，水的弯曲处。《左传·昭公四年》：“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次年“薳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南北朝齐人刘澄之《荆州记》：“夏水入江处，谓之夏汭，盖夏水之尾也。汉末谓之夏口，亦曰汉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为汉，夏水亦会，三水共出此口也。”
“黄鹤楼故址”五字石刻
承载黄鹤楼的武昌蛇山亦名“江夏山”，虽不高峻，但它与龟山相邻并紧锁长江而显得格外重要，可以说蛇山就是“武昌城城根”或“武昌城脊梁”，历代所建武昌城池的座标一直都没脱离蛇山。到东汉时，江夏一带已发展成“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贸）迁有无”的繁盛港埠（蔡邕《汉津赋》）。
据有关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刘联合在长江中下游的赤壁打败了曹兵，就在这次战后的第15年，魏、蜀、吴三雄并立，曹操屯兵江北，虎视耽耽，随时准备进兵江南。孙权此时为固守江南，拱卫都城武昌（今鄂州市），始于“吴黄武二年（223年）城江夏山”，江夏山乃武昌蛇山的古地名之一，城名为“夏口城”，该城乃为武昌筑城之始。今之武昌，两汉时属江夏郡沙羡县。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近江水段板筑土石结构的“夏口城”，方圆仅二、三里，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相传“黄鹤楼”即是当时建在城墙内较高处并紧靠城墙的“瞭望哨所”。
夏口即夏水入江之口，原指汉阳。孙权在大江南岸“城江夏山”后，便将江夏郡治所及其“夏口”之地名，一起都转移到了长江南岸的这座新建之城。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置郢州，州治设于拥有黄鹤楼的城中，于是便在夏口城的基础上修葺扩建，并改名为郢州城。
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其治所亦设在拥有黄鹤楼的县城中。从设置江夏县开始，荆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已顺长江下移到了江汉交汇处一带，此时，郢州被改为鄂州。
随着隋、唐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江夏县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提升，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始置“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当年也是设在拥有黄鹤楼的江夏县县城中。
武昌城大规模以砖石筑垣，始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这是武昌古城建筑史上继孙权始筑“夏口城”，南朝刘宋修葺扩建“郢州城”之后的又一件大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儒，为方便百姓生活，决定在原郢州城垣的基础上，进行较大规模的改扩建。《唐书·牛僧儒传》记载：“僧儒陶甓以城，五年毕。”甓即砖的古称，武昌自此便有了砖城。至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宣告完工。这次改扩建的城周已达15里，史称“鄂州城”，原郢州城垣则从此告废。
牛僧儒在改扩建“鄂州城”的同时，他还将当时沔州所属的汉阳、汉川两县划为了鄂州管辖，这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是首次将长江两岸的地域，统一在一个行政建制之下进行管理的尝试。
江夏县城这时因同时拥有鄂州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从此，“鄂州城”便兼有了“武昌城”之称谓。最早见有李白《送储邕之武昌》诗为证：“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七·江南道三》记载：“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显而易见，当时的黄鹤楼因为是建在黄鹤矶上而得名，属于军事性质的燎望哨所。
从魏晋到南北朝，分裂、战乱持续了三百多年，隋、唐统一全国后，才出现了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黄鹤楼因而也从军中哨所，演变为开放性的旅游胜地。
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写了著名的《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如严羽就曾在《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称赞道：“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登黄鹤楼》为第一。”黄鹤楼与崔颢，就像滕王阁与王勃，敬亭山与李白，寒山寺与张继，他们相遇相知，彼此成就，相得益彰，已成千古绝唱。黄鹤楼因有了崔颢的这一首好诗而名冠古今，以其“尤著特色”而“号为天下绝景”。
传说，诗仙李白登临黄鹤楼时意欲提笔作诗，但突然发现了墙壁之上已有崔颢洋洋洒洒题写的《登黄鹤楼》，他连称“绝妙”，并脱口而出说了四句顺口溜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说罢，他便搁笔不写了。后来，有好事之人便在黄鹤楼的东侧，兴建了一座彰显李白性情豪爽的“搁笔亭”，从而把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千古佳话。
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抹不去的江夏记忆，黄鹤楼能够为李白如此高密度地关注，足以表明黄鹤楼在盛唐时期的人气就已非常旺盛。
中唐时期，黄鹤楼已被称许为“荆吴形胜之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阎伯瑾（今亦称阎伯理）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写《黄鹤楼记》，此文中有：“耸构巍峨，高标巃崇，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 可谓“危乎，高哉！” 今天重温《黄鹤楼记》，仍然能想象出当年黄鹤楼的宏伟气势。
黄鹤楼在唐、宋时所凝聚而成的“诗词文化”，独步天下，真可谓已做到了“天下极致”。然而，黄鹤楼之后的坎坷遭遇，却命运多舛、兵燹频仍，屡建屡废。仅在明、清两代，它就被毁7次，又重建与维修了10次，因此，历史上便有了“国运昌则楼运盛”之说。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守土官郭柏荫主持重建的黄鹤楼，乃是在我国帝制时代所建的最后一座，很可惜已毁于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四日（1884年9月22日）。这天傍晚七点半钟，武昌城汉阳门外董家坡民房（即张姓骨货作坊）失火，因当时的北风劲疾，火势肆虐，不一会大火就延至城内，殃及蛇山名胜，将建成只有十六个年头的“清同治黄鹤楼”彻底焚毁了。所幸的是，这最后一座古代黄鹤楼的铜铸宝顶侥幸留了下来，至今仍然保存于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
关于黄鹤楼名称的来历，有“因山得名”和“因仙得名”两说。
“因山得名”说最早的记载在盛宏之的《荆州记》中：“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荆州记》虽然没有直接指称“黄鹤楼”，但说到后人在黄鹤矶上建楼，因以为名，很显然这里说的就是黄鹤楼。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也有记载：“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明史·地理志》江夏县中记载：“东有黄鹄山，下有黄鹄矶，临大江。”
到了近代，民国益阳文士员在他的《武昌要览》也记有：“黄鹤楼在汉阳门内黄鹄山（一名黄鹤山）头，因山得名。”黄鹄山与黄鹤山都是现如今武昌蛇山的古称之一，历史上因“鹄”、“鹤”二字可通假，于是就有了“黄鹄和黄鹤”的这两种称谓。史料记载“黄鹄山蛇行而西，吸于江，其首隆然”，呈“黄山鹄立”之势，故被称为黄鹄矶。古黄鹤楼虽屡建屡毁，但始终都是建立在黄鹄矶上，古人因矶名楼故称黄鹤楼，这些都是“因山得名”的有关记述。
但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因仙得名”说，其主要的流行说法，来源于《报恩录》记载：“黄鹤楼原为辛氏楼。辛氏市酒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资，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侑觞。遂致富。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之后又有《南中记闻》补充说：道士去后，“辛氏舍宅筑楼以供纯阳吕师”，即“八仙”中的吕洞宾，随之发展成“楼三层，层层供奉吕仙，角巾羽服，横笛，制甚古。”而且还在黄鹤楼旁兴建了一座“吕祖阁”，阁内供奉的“吕祖卧像”远近闻名，因口碑相传有求心应而香火始终旺盛。
按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八·黄鹤楼说》记载：“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士又为之夸大其事。”这说明了南宋初期，黄鹤楼才跟吕洞宾扯上关联。之后的《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五·吕喦》记载：“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全真晚坛课功经》中也称其“黄鹤楼头留圣迹”！于是，黄鹤楼便成为了吕祖吕洞宾的升天圣迹之地。
吕洞宾故事于元、明、清三代流传甚广，后来者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因吕祖信仰在武汉三镇民间非常接地气，所以，“驾鹤仙人”的黄鹤楼故事由于忌讳无趣几乎再没有人而多话，因此，吕祖吕洞宾与黄鹤楼、以及与江城老百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则源于“费祎”，唐代阎伯瑾（今亦称阎伯理）在他的《黄鹤楼记》中写有：“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费祎是三国时期很有名的蜀国相臣，他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费祎为人忠诚善良，性情温和，因其明义理而又正直深受诸葛亮的好评。费祎后来在蜀汉举行的岁首大会时被郭修所杀，但许多人同情怀念他，便说他去世后已成仙，曾驾黄鹤到“州城西南隅”稍作休息，于是乎，在费祎休息过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了黄鹤楼。“费祎登仙”也只是黄鹤楼名字由来的传说之一。
根据《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中记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此文中所写乘黄鹤过黄鹄矶的仙人，名字叫“子安”，但遗憾的是没说明姓什么。显而易见，“费祎”与“子安”这两位仙人是不可混淆的，虽然他俩与黄鹤息息相关，但记述他们的文字却有所不同：一是“子安乘黄鹤”，一是“费祎驾黄鹤”。
崔颢《登黄鹤楼》诗句中的“昔人”到底是指谁呢？其实，这首诗中的“昔人”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应该是指传说中的人。关于这个传说中的“昔人”，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昔人是“子安”；第二种说法认为昔人是“费祎”。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现在已经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但是通过研究李白的诗作，似乎还可以窥探到李白心中的黄鹤仙人到底是谁。
李白面对崔颢的《登黄鹤楼》诗，而没写出比崔颢更精彩的七律大作，但在李白其它的诗中，他曾多次写到了黄鹤与黄鹤楼。如李白的《望黄鹤楼》诗：“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巗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
还有一首李白的《江上吟》诗：“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根据李白在这两首诗中所向往并讴歌的列仙学飞术和仙人乘黄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李白心中乘黄鹤的仙人就是“子安”。
李白的诗句“仙人有待乘黄鹤”与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都跟《南齐书》中的：“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基本上相一致，其重头戏就落在了一个“乘”字上。
黄鹤楼“因山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因仙得名”的说法亦令赏楼者插上了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人们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的需求。两种说法各有特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今后必将彼此交相辉映，直到永远。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清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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