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上午在翻看《长江日报》时，惊悉王学志同志于3月28日逝世。一时思潮奔涌，痛失老乡，痛失老友，不胜伤悲。回忆起在武汉老年书画研究会工作时期，我们一起研究工作，到区局等单位搞调研，搞笔会，向他学画，等等，一幕幕，都历历在目。
我与王学志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在武汉老年书画研究会。当时我退到二线不久，闲暇无事，应时任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原市财政局长）的徐龙同志的邀请，常去研究会聊天和向他们学习书画。
研究会的徐龙，王学志（原湖北武警政委，省公安厅副厅长），丛得志（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几位正副会长都是山东胶东老乡，我与徐龙和丛得志原来在工作岗位上都熟，与王学志同志虽不熟，但因是老乡，谈起在省市的一些山东老乡，彼此都熟悉，我们也就亲热起来，特别是他刻苦学画的精神使我十分敬佩，他的画作我也十分欣赏。
当时香港回归不久，即将进入21世纪，研究会要举办一个迎接新世纪的大型书画展并出版一本书画册，但没有经费，徐龙等几位会长请我帮他们为展览凑些经费。在市广播局、出版局等几个单位领导支持下，我帮研究会共凑了八万元，办了展览，出了本画册。自此，我就成了研究会的常客，有时也帮他们出些主意，或帮他们邀请市领导参加他们举办的书画展等一些活动。
这时徐龙同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多次提出要我接替研究会长职位，我因在多个社团中任职，忙不过来，不同意，就建议由他们出面请谢培栋同志（原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人大副主任）接任。在徐龙同志去世后，研究会恳请谢培栋同志任会长，又在谢培栋同志的建议下，由我任常务副会长和法人代表，负责日常事务，我实在推脱不了，就接受了。后谢培栋同志因年高多病辞去会长职务，又在我和培栋同志的建议下推荐刘善璧（市政协主席）同志接任了会长职位，我仍任常务副会长。由此，我在研究会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中央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在各种社会团体中任领导职务，我才彻底退出了在几个社团的任职。
在武汉老年书画研究会任职的十多年间，我与研究会的老同志和一些书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特别是谢培栋同志的支持下，对研究会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一个宣传阵地，出版了（晚晴书画报），建一个展示平台（展览厅），办一个培训基地（办书画班）等，特别是在争取财政局对资金的支持上，由谢培栋和楊贵生副会长（原市财政局副局长）出面，较好地解决了研究会的日常活动经费问题。后又在刘善璧会长和周启新常务副会长（市政协原秘书长）出面，将研究会办公室由天津路搬到上海路，大大改善了研究会的办公条件。
武汉老年书画研究会从李尔重（原市委书记，后任河北省长）、余金堂（原市政协主席）、巴南岡（原市文化局长）、徐龙等几十位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领导发起，发展到全市各区局及企事业单位、在汉部队多建有老年书画组织，有数万会员，书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国知名的群团组织；从经费拮据，到处求援，愁米下锅的群团，到每年有几十万元固定补贴，有固定办公用房的群众社团，这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被全国老年书画研究会誉为（江南一枝花），评为全国先进单位。
这一切都是在各位会长，副会长，特别是后期在谢培栋、王学志、杨贵生、刘善璧、周启新等会长和副会长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取得的。现在有些会长，副会长虽已经作古，但他们为武汉老年书画研究会，为武汉老年书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清同治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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