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昨天本公众号发表牛新民《汉阳龟山凝铁到底“凝”于何时？》文章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众说纷纭。编辑收到了原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发来的文章，答疑解惑，以飨读者。
龟山脚下的凝铁
自从2002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后扩建为“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开馆后，汉阳龟山（古称大别山）北蔍，今龟北路中段路边的一个巨大的铁砣，便逐渐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担任馆长的数年时间里，一直在收集张之洞与汉阳铁的有关史料和实物，以及寻访与张之洞相关的遗迹遗址。
众所周知，当年张之洞因奏修卢汉铁路（后更名京汉铁路）获准，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南段）。张之洞力主修铁路必须自建铁厂，自造钢轨，以图自强。最终张之洞以运输、销售、督查等“六便”之由，将铁厂厂址勘定在二江交汇处的龟山北蔍。由此开创中国近代钢铁之工业。
直到1938年抗战之际，汉阳铁厂西迁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在原铁厂废墟上兴建了武汉国棉一厂。
汉阳铁厂遗址，即国棉一厂所在地，是我一直关注的重点。包括探查原厂房布局的遗迹和探寻残存的遗物（顺便讲一下，后来国棉一厂拆迁时，我们在厂区内收集到卢森堡国工程师铸造的汉阳铁厂投产纪念碑、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机件等珍贵实＜文＞物）。龟山脚下的大铁砣，是我早期关注的重中之重——它到底是什么物体？它从何而来？又如何弃留在龟山脚（山坡）下？
为此，我反复查阅了省市（工业）志、汉冶萍公司志、汉阳铁厂史料、张之洞全集及盛宣怀档案资料等史籍，均无记载。同时我又找了一些当时国棉一厂的老工人咨询，亦无人知晓。有人讲，他1958年进厂时大铁砣还在厂区内，坐落在一个砖混铁炉台上。人们不知何物，都称之为“八卦炉”。常有青年工人上夜班时爬上去休息。
由于其身世神秘（当时无人能准确的说明其来历）、经历神奇（历经百年动乱竟未毁损灭失）。而铁厂是中国第一家，也是武汉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人们戏称其为“神铁”。渐渐地，我们将其称为“定汉神铁”。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也更能激起人们探访、参观的兴趣。
这里边还有几个小插曲——
开馆之初，为增加博物馆的看点，2003年我馆曾专题报告市文化局，请示将其迁移到博物馆旁（汉阳钢厂内）展示，获得批复。但因高达20万元的起吊运输费无力筹措而搁置。其时汉阳钢厂已面临停产外迁。
不久，青山一冶的一位老工程师（名张祖基）对此十分关注，在听我介绍情况后即向中宣部写信建议将其妥为利用，加大宣传。中宣部批复湖北省文化厅办理。省文化厅当即批转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由余常海副馆长经办）。据说还为此批拨专款300万元。经论证，该铁砣无论水、陆、铁运输皆难以过江（过桥）而作罢。
其后，武钢筹建博物馆，也满怀信心准备将其迁往青山，亦因运输（过江）问题而放弃。
2011年，武汉文史馆员，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与唐翼明二人联名上书武汉市政府，建议将其（汉阳铁厂凝铁）作为城市标志（雕塑）移至市中心或长江边择地展示。市文化局为此组织专家讨论并亲临现场考察。同样面临运输条件所限未果。最终确定原址原地保护（我也向汉阳区政协提交了就地保护的方案）。
随着探访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我也经常受邀带领外来寻访的客人和有关媒体人士到现场参观、考察），渐渐地，其身世经历就有了三种说法：即“第一炉铁说”、“最后一炉铁说”、“辛亥阳夏战争遗留说”。
关于“第一炉铁说”。持此说者认为，因当年张之洞不懂科学，盲目引进炼钢炉，结果铁质与炉型“酸碱不合”，导致铁水凝结炉内造成的;
关于“最后一炉铁说”。持此说者认为，1938年武汉抗战时，铁厂遭日机轰炸，导致最后一炉铁未能炼成而凝结形成的;
关于“辛亥阳夏战争遗留说”。持此说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阳夏保卫战时，遭清军镇压，大炮击中炼铁炉造成的。且有史料记载，汉阳铁厂因此停产长达一年、损失60万两白银。次年修复投产。持此说者得到较多人士的认同。包括现刻在介绍“定汉神铁”来历的说明石碑上。
对此，我反复查证、寻找答案。并到现场测量其体积、重量：“定汉神铁”高约2米，直径最大处3.2米，重量约200吨。
汉阳铁厂
对照《汉冶萍公司志》记载：汉阳铁厂早期引进（比利时）的是二座日产100吨的高炉（时称化铁炉），命名为1号、2号炉。后扩建改造时又引进（德国）二座日产250吨的高炉，命名3号、4号炉。3号、4号高炉同型号，高22.45米，炉缸高2.2米、直径3.39米（其他数据略）。据此我作出以下分析：
第一、它不是“第一炉铁”。当年张之洞引进的炼钢炉是2座5吨贝塞麦炉和一座10吨的马丁炉。贝塞麦炉不易去磷，后来改造时被拆除。但5吨贝塞麦炉是不可能容下近200吨的铁水而形成铁砣的。显然它不是第一炉铁（况且炼钢炉与炼铁炉不是一回事）；
第二、它不是“最后一炉铁”。即不是1938年武汉抗战时留下的。汉阳铁厂在“一战”结束后，随着钢价暴跌，国民政府又改变钢轨标准，造成钢轨大量积压，加上军阀混战等因素影响，汉阳铁厂于1924年11月份全面停产了。直到1938年西迁重庆。显然这不是抗战时（或1924年11月）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炉铁”；
第三、它也不是“辛亥阳夏战争遗留的一炉铁”。辛亥革命爆发时，汉阳铁厂确实遭到清军炮击，全厂受损，经修复一年后复工。复工即意味着高炉已经恢复生产。试想一下，如果大铁砣仍留在炉内显然是不可清除和修复的，除非炸掉重建。显然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
根据其体积、重量分析，“定汉神铁”符合3号或4号高炉的特征。因而只需要再确认是3号，还是4号高炉遗留即可。
后来我在查阅《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时找到线索。原来，1919年“一战”结束后，钢价暴跌，生产难以为继，工人生活困苦，经常发生罢工。1922年12月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后，工人罢工运动高涨，生产（炼铁炉）时开时停，加剧了年久失修的炉体老化。经常发生险情。下面摘引二则汉阳铁厂（厂长、副厂长）致公司总经理的电函，便可知当时情形：
（一）吴健、赵时骧致夏偕复函（1923.3.24）：
……（略）近日四号炉屡次烧穿，修理困难，三号炉亦间数日烧穿一次，如此情形，成绩不良，出数减少，且时或停辍，不无出险之虞……
（二）汉阳铁厂致夏偕复电（1923.9.3）：
敝处七月十九号函内，关于第四号炉事，现该炉上段于昨晚开始塌下，无法补救，危险万状，不得已停炉。至三号炉修理工程，约九月底可以告竣。
由此可知，“定汉神铁”是1923年9月2日晚，四号高炉因出现炉墙坍塌，铁水未能及时放出，而凝结炉内形成的。这也意味着四号高炉炉体被毁停产。直到1938年抗战，炉体上部被日机炸塌，底部大铁砣仍残留在厂区。至此，“定汉神铁”身世可以确定。我得出的结论是：它是汉阳铁厂遗存的“唯一的一炉铁”。也可以说，它是见证汉阳铁厂曾经的辉煌与曲折历史的一个“铁证”。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如此巨大重达200吨的铁砣是如何“跑”到龟山脚下的呢？多年来一直不得其解。
直到2009年，我馆一名员工偶然提到他的一名亲戚王师傅（时年70多岁）曾任过国棉一厂机修车间书记、主任，后调厂志办工作。据说他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很快找到王师傅。王师傅非常热情地带我们到厂区参观，讲述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对照有关史料，我也获得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
根据王师傅的介绍，我将其大铁砣迁移的过程大致梳理陈述如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兴建国棉一厂时，大铁砣尚遗留在厂区内。距该厂后门约50米的一炉座上，离地面约有3米。经后门直行可达汉江边厂大门8号门（系汉阳铁厂原北总门所在地）。与汉冶萍公司志记载方位与布局基本一致。
1980年代中期，国棉一厂因兴建一万锭新产品车间，大铁砣处于规划线内，必须拆除。当时负责基建的人员，先后采用氧割（割不动），钻孔填炸药爆破（钻不动）均不奏效。最后商定采用顶移法拆除——即使用4—5个荷载200吨的千斤顶，置于大铁砣北侧一边，南侧一边铺设枕木，以承接大铁砣倒下。千斤顶同时发力，将其从炉座上顶翻落在枕木上。然后安装铰链套住铁砣牵拉，北侧一边继续采取顶移法，慢慢挪向龟山一侧的厂后门围墙处方罢。据说当时砸烂不少枕木。
到了1980年代末，因修建晴川假日酒店，需要修建一条马路（即龟北路）从龟北直达酒店。该铁砣正处于新规划路的路基上。因此施工人员又沿用前法，将其挪移至龟山脚下预先挖好的大坑中，周边再填塞沙土包。随着路基的抬高，和多年的雨水冲刷，泥土渐渐地将其掩埋。上部则被落叶覆盖。不知其底细者，很难发现它。
综上所述，龟山脚下大铁砣“定汉神铁”是汉阳铁厂四号高炉1923年9月2日晚因突发险情，炉墙坍塌，导致铁水未能及时放出，凝结炉内而形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二次迁移（一次是国棉一厂扩建，一次是修筑龟北路）而遗存在现址。
如今，定汉神铁依然静静地卧在龟山脚下，但它已经旧貌换新颜。2011年，汉阳区政府、园林局等单位将其周边杂草淤土清除，使其得以展现真容（尚有一截在地下）。并依山就势修成一个小型公园，供游人休憩参观。不远处的龟山北坡上亦修建了一处观景台，可以眺望凭吊昔日汉阳铁厂的历史风貌。汉阳铁厂的建成，曾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亦被后人视为“大武汉崛起”的象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一睹风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