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汉揽胜图》，喜爱了解武汉历史的人可能都会知道。如今在武汉市博物馆、晴川阁的迎门处，都设置有仿绘其图的大幅画面。
据知此画现藏武汉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为绢本图轴，长171厘米，宽107厘米，画轴有“实父仇英制”几字款。原认为是明代仇英(字实父，约1498～1552)所作，后经书画鉴定家徐邦达（1911--2012）鉴定认为，此非仇英所绘，但当为明代其他名家的作品。这也是目前官方的认定，可以说是市博物馆的镇舘之宝。但无知者无畏，笔者欲抖胆提出异议！
我最早看到此画，是在儿子的中学课本《武汉历史》上，一幅黑白印刷小插图，书中介绍为“明代作品”。后又得知，此画为汉口一位名叫李仁夫的老师所捐，对于捐画人李仁夫，也一直不知其真情。还有人说是李宗仁的侄子，查未果。但后又查到李济深在武汉有一秘书名此：
“李任夫（1907—1994）原名李超民，广西灵川人……1937年任李济深侍从秘书……1951年任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委员，负责编辑《武汉民革》创刊号……因历史原因被判处3年管制，1979年落实政策宣告无罪，任武汉市政府参事……”
不知此李公可是捐图之李仁夫，若是，或李公后人会提供一些有关此画的出处线索吧？
2000年元旦，晴川阁搞了个小活动，当天前去游览前十名者，将赠一终身免费入园贵宾卡，另还有一幅《江汉揽胜图》年历画。我有幸获得一份(编号004) ，终可细细品味揣摩。
那么，《江汉揽胜图》到底绘于何时呢？闲话少说，我认为此非仇英所作，也非明代之物，而应是清雍正二年之后所绘。简述理由如下：
一，在此图中，龟山顶有处规格颇具的庙宇，方志称最早为明代天启间（1621—1627）的康穆庙，清末兵燹，同治二年修复，地图标作禹王宫。另外，在长江边还绘有晴川阁，此阁建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仇英在世时，此两处皆尚未建成，故此图应非仇英所绘。
二，图中蛇山南侧，明时为楚王府址，规制宏大，地位显赫，但图中却竟虚而未绘。明图不绘楚王府，显然不大可能。
三，鹦鹉洲在武昌城下，洪武末及嘉靖中曾短暂消失，最后一次消失是在清代的雍正年间。而此图中的鹦鹉洲已无存。故，此非雍正年间之前的图。
四，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故多啰唆几句。在此图右下角有两道堤，临江处为1506年所建免溺堤，即后来的高公堤。而图最右将月湖分为东西两半的当应为郭公堤，据乾隆《汉阳府志》述：
“郭公堤，在城西北大别山麓月湖中，初行人往来城镇者每为舟人所窘。雍正二年……知府郭朝祚即捐俸以倡邑人，共襄其事。不数月而堤成，起湖滨，北抵汉口五显庙南岸，长二百四十五丈……名为郭公堤云”
知道武汉城区历史地理变化的人都知道，时汉口较荒凉，隶属于汉阳，到汉阳叫进城。为了避免坐船过月湖的不便，郭知府发动大家一起出钱，在月湖滨即今龟山尾，至汉水岸边，(对面北岸有汉口的五显庙)跨当时的月湖做了一道长堤，后人称作郭公堤。
从此文还可知，该堤不是改建、扩建，而是新建！即雍正二年（1724年）后才有。因此才敢说，《江汉揽胜图》当为雍正二年后所绘制。
乾隆府志郭公堤
那么，此图又会是清代何时呢？
首先让人重新审视的是：画面中黄鹄矶头的黄鹤楼：竟酷似于清同治楼的模样！(同治楼为三层八面攒尖顶。只是图中的楼难辨是几面)同治黄鹤楼建于同治七年(1868)，焚毁于光绪十年(1884)，共存世16年。《江汉揽胜图》又会否是绘制于此期间呢？
不过，从雍正二年至同治间，黄鹤楼多有兴废。经查，不计小修，包括雍正二年前的那座黄鹤楼，在到同治前曾重建过三次，分别为1736年，1796年、1853年。在这三座黄鹤楼中，还有无三层攒尖顶状的楼呢？但几经努力，仍未查到这三楼到底是何体型，(有一幅咸丰间的《克服武昌省城图》，将黄鹤楼画成庑殿屋面。但笔者存疑)所以难下定论。
但笔者还是作了一种假设：如果雍正二年后确实仅有此一座如图的三层攒尖顶楼呢？那么，《江汉揽胜图》应作于前面所说的黄鹤楼存世的16年中。但其范围还可再缩小为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年(1876)的这八年之间的靠前年份。
这是因为，除了《江汉揽胜图》外，还有一幅作于光绪二年的《湖北武汉全图》，两图极其相似。但后者南岸嘴一带远繁华于前者，东月湖还被隔断出一个“青草湖”，而且江中还有洋轮。因此可推断，《江汉揽胜图》早于《湖北武汉全图》，即《江汉揽胜图》不会晚于光绪二年。
当然，这只是笔者依至今所知的估计。而《江汉揽胜图》先说作者是仇英，后说为明代他人，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若今竟说是作于雍正二年后，甚至晚到清末所作，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因此还需多方慎重考证。
这里顺作补充的是，还有一幅与《江汉揽胜图》、《湖北武汉全图》画面相仿的《武昌汉口鸟瞰》图，但其年代作者也皆不详，有兴趣者也可一并探讨。
清武昌汉口鸟瞰图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1876年 武汉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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