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新冠病毒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经累计感染1亿多人，死亡人数达233万多，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也是对人类的一次重大挑战。

人们不禁要问，这疫情怎么突然就爆发起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疫情首先被中国发现并分离出来，根据流行病学理论溯源，发现诸多病例都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联系，因此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被初步估计为病毒源头，有专家猜测是贩卖的野生动物将病毒传染给人，因为在华南海鲜市场的柜台、案板和环境中采集到的样品中，有不少样品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与哪一种动物直接有关。

有专家根据以往的经验猜想，人是哺乳动物，病毒的中间宿主应该更接近于同属于哺乳动物的陆生野生动物，有了“竹鼠、獾类”的猜测。于是一面倒的声音将矛头指向了野生动物的利用，特别是在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的推波助澜下，更是将特种动物利用说成是疫情产生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针对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的一系列“神操作”，似乎坐实了野生动物和特种养殖动物是罪魁祸首。导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集体“甩锅”，时任美国总统特郎普甚至急切地将新冠病毒污名为“中国病毒”。

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科学家也在加班加点地研究，一方面抓紧溯源，寻找零号病人和新冠病毒可能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进行仔细解读，寻找能抗病毒的药物。人们几乎将所有的陆生动物怀疑了一遍，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倒是在大量的冷链包装上找到了新冠病毒，最后还发现冷链运输居然还是重要的传播途径。

猫可以感染，狗可以感染，最后发现狮子、老虎、水貂都可能感染。飞沬可以传播，体液可以传播，接触过的门把手、电梯按钮和办公设备都可以传播。但是，病毒的源头还是没有找到，攻击中国的声音还振振有词，那种“甩锅”的恶劣行径还在坚持和发酵。

正如高福先生所说：“当常识、知识都不能解决问题时，只能将问题交给科学”。那么科学讲究的是假设与求证，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求证，但可以大胆地假设。当人们逐渐从混乱中清醒后发现，也许新冠病毒还有另外的来源。

还是让我们来整理一下网上收集到的那些与病毒有关的信息吧：

来自于印度理工生物学院研究病毒和蛋白质的专家Bishwajit Kundu和Vivekanandan Perumal曾在他们2020年1月31日发表的论文中写到：“目前正在目睹由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主要流行病。2019-nCoV的发展仍然难以捉摸。我们在刺突糖蛋白（S）中发现了4个插入片段，这是2019-nCoV所独有的，其他冠状病毒中没有这些插入片段。重要的是，所有4个插入片段中的氨基酸残基均与HIV1gp120或HIV-1Gag中的氨基酸残基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有趣的是，尽管插入片段在一级氨基酸序列上是不连续的，但2019-nCoV的3D建模表明它们会聚在一起构成受体结合位点。在2019-nCoV中发现4个独特的插入片段，这些插入片段都与HIV-1关键结构蛋白中的氨基酸残基具有同一性/相似性，这在自然界不太可能是偶然的。”按科学家们的意见，这不应该是自然变异的结果，应该是人为的插件！只可惜这篇论文很快被迫撤回。

无独有偶，2020年8月12日，曾在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工作过的一名印度裔美国科学家Hill发布了一篇长篇推特，表示新冠病毒其实是由德特里克堡P3实验室人工合成的。2015年，Hill的负责人Bsric教授利用在中国发现的SHCO14基因片段，与冠状病毒一起合成了Covid-19新冠病毒。他认为这是病毒学和生物学的重大进步。按他的说法：2019年5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泄漏，附近的居民首先被感染，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也就是所谓的“大号流感”。但是，在病毒泄漏后，实验室和美国军方选择了统一的方法来掩盖事实，只是临时关闭了实验室，并在美国国内预演了一下防止大流行病的预案，错过了减少感染的最佳时机。

更加巧合的是，美国军事运动会训练基地就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旁边！每天那些将要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军人们就在实验室附近训练，至于是否有感染，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意外，并没有人去关注。随着武汉军事运动会的开始，2019年10月15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代表团成员抵达武汉，也曾在武汉自由行动，去过他们想去的许多地方。军事运动会期间，有五名美国运动员感染了传染病，被送进武汉金银潭医院！随后被专机送回了他们的国家。军事比赛结束后，代表团成员各自返回了家。2019年12月，一名水手感染了该病毒后继续工作。该病毒被密封在海鲜中，并被非法运送到武汉海鲜市场。

这一说法从时间顺序和逻辑上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许正是今天人们把矛头指向。

如果新冠病毒真的不是来自于自然演化，真的与“人工制造”有关，人们将怀疑的目光瞄准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似乎不无道理。

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中，有一栋名为731的建筑物，这听起来就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二战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建立的“731部队”，对今天这座也与研究生物有关的“731建筑”似乎有着某种联系，也许其功能不言而喻。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虽然覆灭了，但那些“魔鬼”并没有消失，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被美国全部带走，美国还用“不予追究其战犯身份”作交换，聘请“731部队的首席科学家”石井四郎为高级顾问，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大张旗鼓地进行细菌实验。

甚至有报道说，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已经突破了人道主义底线，开展着许多可怕的实验，当然研究成果也很“丰盛”。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军研制使用的“特工橙”。美国军用飞机低空飞行，在游击队人员可能藏身的森林，丛林和其他植被中喷洒药水。在橙色剂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有毒杂质四氯双苯二恶英，在使用过程中导致越南人民大量伤亡。结果，甚至美军本身也被二恶英感染，后代也有成为畸形儿童的危险。

从1943年到1969年，美国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实施了生物武器计划，大约7,000名美国士兵甚至被迫进行化学武器测试。其后，该试验室进行大量的病毒研究，存有大量的鼠疫病毒、埃博拉病毒等。

该基地在2019年7月突然关闭，而且在试验基地关闭之前，周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美国一直对外宣称是“大号流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新冠病毒溯源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各国对新冠病毒进行了研究，而调查研究结果不断刷新疫情发展的时间线。美国对2019年12月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发现在106份血液中存在新冠病毒抗体。而在意大利米兰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发现了2019年11月10日的一位女性皮肤病患者样本中存在新冠病毒序列。而且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对废水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出现时间将提前至2019年3月。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研究报告，2019年12月的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存在新冠病毒抗体，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已在美国出现，早于美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间——2020年的1月21日。

五角大楼的生物战科学家依靠外交保护，在其所属的覆盖全球25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中研发人造病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依托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的一个拨款21亿美元（$2.1billion）名为“共同生物协定”（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的军用项目，设立在部分原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美军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参与建设了多个生物实验室。据外媒披露，相关实验室实际上完全受美方领导，由美国防部下属单位下达指令，用于研究针对特定人群的危险疾病，进而研究许多美国本土禁止的研究项目。2005年至2014年间，美国基建施工公司博莱克·威奇经美国国防部下属部门同意后，先后在乌克兰利沃夫州、外喀尔巴阡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等地建设了8所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储存有非常危险的微生物感染样本。美国国防部下属有关部门为部分实验室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参与了一些实验室的现代化改造。俄新社援引乌克兰卫生部消息说，相关合同显示，这些实验室拥有的技术、病原体和科学知识，可能被用于研制生物武器。据了解，不少当地民众强烈要求关闭相关实验室。

俄罗斯国防部官方网站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陆军出资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设立了200多所生物实验室，并委托它们进行病毒及其传播介质的研究。这些实验室分布在俄罗斯周边国家、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该报告内容显示，虽然美军声称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是进行生物监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研发防御生物袭击的手段和方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直接目的是研发用于运载生物武器的技术手段，这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条款。

保加利亚调查记者迪利亚娜·盖坦芝耶娃2018年的报道说：“美军在海外经常生产致命的病毒、细菌和毒素，这直接违反了《公约》。数十万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系统地暴露于危险的病原体和其他不可治愈的疾病中。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国防减少威胁局的一项21亿美元的'生物协同计划’。”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不能排除美国人在第三国利用这些实验室来开发和修改各种危险疾病的病原体，包括用于军事目的”。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指出，美国密集部署生物实验室并且不愿公开研究内容，其行为和目的令人生疑，有必要对其进行核查。

美军在韩国设有4所生化武器实验室，根据据环球网报道称，美国在韩国建设有4所炭疽杆菌实验室，分别设在首尔龙山等地。从2009年至2014年6年时间里，涉及的龙山实验室开展了15次炭疽杆菌实验，自2013年，驻韩美军多次“运毒”到韩国，已送样本到实验室，掀起民众抗议浪潮，具体细节一直属军事机密，至今未公布。韩国反炭疽杆菌组织发言人在乌山美军基地受访时称：“美国在韩国国土上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室，韩国对其运营状况一无所知，当局也不抓紧将其移除。”

美国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制取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但是就在全世界都在禁止生化武器呀你就得同时，美国这个缔约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各地秘密试验，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难道说生化战就是美方所期待的么？美国在境外不断扩建生物实验室，但存在缺乏监管等问题。美国还一直独家反对《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

看了这些消息，再来读一读2020年1月25日《中国国防报》上发表的一篇“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文章，也许你会更加警惕和关注：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因此，采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绸缪之策：树立新时期生物国防的战略地位，制定生物国防计划，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坚持统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粮食等关系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战略产业和命脉领域，牢牢掌握在国家公共部门手中；重视基因技术研究，集中国家力量力争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实增强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和生物战争的应对能力。

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讨论不绝于耳。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基因技术的另一大用处——基因战争。美国推出的旨在强化生物国防的“布萨特计划”，就暴露出了可用作进攻性武器的转基因生物的冰山一角。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绸缪，加强防范，切实筑牢确保国家安全的生物国防。

据专家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是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开始使用。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于是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汉军触及、食用这些牛羊，或者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源后就会染上疫病，丧失战斗力。汉武帝时期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很快病死了，现在看来，这位暴病而亡的一代名将，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现代生物技术很早就应用于残酷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曾经在天津对义和团以及清军发射氯气弹，绿烟弥漫之中，数千军民丧生。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日本军队就开始使用毒气，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更是肆无忌惮。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生产过746万发毒气弹，同时还研制了可以破坏水源、杀伤人畜的生物武器。其中，石井四郎等人组建的“满洲第731部队”，先后在诺门罕战役以及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山东西部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犯下了滔天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不加审判为条件，获得了“满洲第731部队”的资料和成果，成为掌握生化武器的大国。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称他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意味着生物战争的威胁进入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新阶段。

2010年7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先前部署的生物国防“布萨特计划”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强化的安排。该行政令指出，“布萨特计划”的防御目标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是基于风险防范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计划，各部门必须在行政令签署限定时间内全部落实。这项计划针对的是可用作进攻性武器的转基因生物。

受保密限制，难以了解美国基因武器和转基因武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既然“布萨特计划”是以防御为主的生物国防计划，可以表明，美国对基因和转基因技术以及产品的杀伤力有了足够的证明和充分的认识。在生物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已经开始部署防御生物技术武器进攻的生物国防计划，而在生物技术领域远远落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因此，采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绸缪之策：树立新时期生物国防的战略地位，制定生物国防计划，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坚持统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粮食等关系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战略产业和命脉领域，牢牢掌握在国家公共部门手中；重视基因技术研究，集中国家力量力争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实增强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和生物战争的应对能力。

毕竟这些都是网上的声音，也是部分科学家的观点，我们不敢妄断。事实具体是什么，也许随着深入的研究慢慢会有结果。真理越辩越明，至少这些声音也是有一些依据的，不是信口开河。加上一年多来科学家们集中火力在野生动物身上去寻找新冠病毒，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一现实，似乎应该还野生动物一个清白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在全球环境恶化、全球气候极端变化的情况下，连其他的高等生物都可能发生变异或改变，那么这低等的病毒完全可能因为环境改变而发生改变，改变的场所（宿主）也许完全可能就是人类本身。毕竟新冠病毒的s-蛋白仅仅发现于与人有关的相关病毒中（如人类的艾滋病毒）。而且今天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也似乎告诉我们，这种变异在人的身体中产生的速度是惊人的。

新冠病毒只是大自然中生物变异的一个代表，如果我们的环境继续恶化，还可能有更多的生命发生突变，而突变的结果对人类是有利还是有害，不得而知。但从科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个新的物种出现，新的竞争都将对原有物种造成巨大威胁。今天的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但难免会有新的疫情到来。

如果科学的方向不被规范和限制，任由失去伦常的试验出现，如果科学的目的只是用于强大自我，只是更容易地索取和占有，那科学的成果将是埋藏人类自身的工具。人类用快速的发展导致了快速的环境改变, 而这种改变最终丧失了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继续疯狂的掠夺与竞争，似乎已经敲响了种群灭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