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考点」| 两个最容易涉及的重点知识 | 直接背的专题总结冲鸭！
许久未见，一上来就面临着只剩下不到50天的倒计时了。最近本班的作息真的就是日夜颠倒，所以我就时常在睡不着的深夜思考，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能够快速帮助大家在冲刺期更进一步的方法。
一方面，对当下热门考点的思考是当前复习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将这些知识变得更加「结构化」。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咱们脑子里的知识是零散的，那么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知识变成「节点化存储」，让它们成为一个个相互连接的对象，在遇到题目的时候，先从「涉及专题」的角度进行知识搜多，然后在知识类别中筛选出自己需要的内容进行作答。
这也是很多朋友在上周模拟考「模拟考广告位」后面对的一大问题——怎么样能够在考场上写得又快又好？这一部分的核心关键其实就在于你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性有多强，以及你的记忆程度有多高。
这就像是当中国地图成为你的头脑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图像之时，随意搜索一座城市对你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秃头所每个周末都会又温柔又好看的猫猫学姐以及目目学姐给大家作出相应的知识专题总结和案例总结，这就是让咱们的知识结构化的第一步。
而这些专题和案例，都是可以直接用来背诵的超级精华版，咱们也不用担心再去进行二次整理而浪费时间了。
好啦！今天本班的碎碎念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猫猫学姐吧！
目前，健康传播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是来自美国学者 Rogers。Rogers 于1996年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健康传播做了如下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这一简洁明了的定义目前也被业内学者所广泛接受。#请论述健康传播的内涵与外延，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异同？你认为健康传播有怎样的前景？（2018北京大学）#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2020深圳大学）#请论述新闻工作者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健康传播总目标（2020深圳大学）其实可以看出来，健康传播的考察可以说是一直不温不火，一直都不是什么大热的考点，但是很筋道~每年总是会被那么几所学校抽出来考察几次。所以不管你的学校之前有没有考过，至少你是要对这个专题又一定的认知和框架的。尤其是今年疫情（是的…又是疫情…），疫情期间在有关医学类的报道中频频发生差错（比如被你们用烂了的人民日报双黄连）一下子让学界的目光聚焦在了健康传播，尤其是和健康传播相关的论文在今年是大幅度增加的，《新闻界》这样的杂志甚至连续三期推出相关专题，所以今年学界对于健康传播的关注度是大大提高了的，所以大家今年真的还不能对这个专题掉以轻心💁🏻♀️结合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谈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健康传播？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健康类新闻对记者的要求相对较高，这揭开了报道路上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难关：了解健康领域的基础规范。这包括记者对所报道的具体的科学突破需要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记者在选取报道主题的时候要对相应的研究成果有独立、清晰的思考。某些有“科学意义”的事件不一定有“新闻意义”，而阶段性的科学成果并不一定没有报道意义。媒体在生物医学类健康报道上预算的日渐收缩，直接导致了人员和版面的减少。与此同时，整体上的科学类报道也开始往人们更加关注的日常医疗信息方面靠拢，削减了学界前沿研究成果所占的内容。在国外，许多媒体作为独立的商业机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容易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社会、体育、娱乐报道等部门。生物医学类健康报道，连同它的母类科学报道，便成为了预算缩减中的“受害者”。早在2009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坚持了25年且久负盛名的科学版块和健康版块便惨遭取缔。近年来，《华盛顿邮报》的科学报道部门也因为裁员和预算削减而损失了不少有经验的高级记者，其网页版上现有的报道也大幅偏向医疗体系改革和消费者健康等方面。学界及相关专家学者是记者在报道中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他者”。学界有自身的操作规范，而学者则对自己负责的研究项目有主观上的亲近感，这种难以调和的规范性和主观性会为记者制造一定的麻烦。以科研为例，从得出研究成果到论文发表，这期间有一定的时间差，需要进行同行评议和文章修改等必要步骤。在最终发表前，研究成果要求严格保密，理论上不应被媒体提前剧透。两相矛盾之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弗朗茨·英杰芬格率先于1969年提出了一个规则，称为英杰芬格规则：仅考虑刊用未发表或未投递至他处（包括新闻媒体和出版社）的稿件。该规则随后被西方主要科学期刊采用，并从此影响了科学出版。作为报道的主要服务对象，读者本身对于报道的理解能力与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新闻最终的传播效果。尽管批评读者的理解能力是很危险的，但在国外，依然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Miller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五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人有足够的科学悟性来阅读《纽约时报》的科学版。而《纽约时报》的科学类报道还远远算不上专业术语密布。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传播资源主要由大众传媒机构控制，由于受经济利益驱使弱势群体的关注度并不高，因此受众在信息获取方面的资源相对处于一个贫乏状态。新媒体时代，人人成为了传播者，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大大拓宽了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包括了基本知识与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等方面的内容。在新媒体实时的信息交互传输过程中，可以使健康信息的接受者突破现实生活中的怯懦、不自信的心理障碍以及健康敏感话题 “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在匿名的虚拟空间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健康观念，询问自己的健康状况，变被动的“信息邂逅”为主动的“信息搜索”，增强了他们对健康问题的参与度，从而提高媒介素养。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传播中的关键，属于健康传播中的人际传播范畴。微博微信等可以实现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使得关于医患关系的舆情发酵和民意表达能够方便地影响现实。健康传播与公民素质息息相关。作为新时代传播医学信息的口号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新媒体传播机构正扛着健康传媒的大旗利用新媒体平台推行看似健康的服务，并使用新的媒体平台来促进医疗保健信息推广。新媒体应该是为公民提供健康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而不是公司宣传自身的营销工具。健康的概念逐渐普及，各种营销平台都在大力宣传健康信息。有许多新的通信平台会直接忽略其他新媒体的健康信息，或稍微做一些更改在其平台上发布。造成的同类信息会导致人们视觉疲劳，并减少同类信息查看的数量。缺少原创性的媒体宣传间接产生了不信任的社会负面影响。众多相同信息的传播削弱了观众对信息的注意力，降低了健康信息传播的预期效果。微博信息迅速传播，信息量巨大，但是信息的可靠性受到控制且难以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虚假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原因。某些信息的有效性尚未得到专家的确认，但已被大范围传播开来。信息的可靠性低，正在引发严重的社会健康危机。与网络中大量生产传播虚假健康信息情况相对应的是，很多掌握专业健康知识的医学专家接收到网络虚假健康信息后往往选择保持沉默，自弃辟谣话语权。一方面是因为健康传播信息往往涉及医学各交叉领域的内容，很难在短时间内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生本无辟谣义务，再加之自身工作繁忙，因此少有专业医师能够成为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机构和精英主导了web1.0 时代的海量信息生产，普罗大众则基于 web2.0平台进一步贡献了无量无际的内容。这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在既往时代，听者要努力辨识言者的信息，而今言者要在信息海洋中寻找听者，并且要千呼万唤对方的注意。公共卫生部门、NGO、商业医疗机构、媒体开始主动调研和筛查目标人群。即使精准定位人群，这些机构传播的健康信息、知识和倡导也极易飞沫化，弥漫空中，瞬时消散。互联网在技术结构上的“去中心化”被复制到它所影响的社会交往领域，技术意义上的平等、开放和民主为人们提供了改善现实的广阔想象空间。但是，“去中心”未必自然形成理性建设性的“多中心”，“去中心”之后很可能遭遇“无中心”的风险和灾难，这对高度倚重专业权威的健康传播造成了巨大冲击。知识和权力垄断理应打破，而“多中心”的培育则须系统化、持续性的努力，否则就会有假权威、伪科学填补空白。报刊、广播和电视皆延伸了人的特定感官，互联网首先融合、强化了这些延伸，进而通过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一部电脑、PAD 或手机能够提供工作、消费、娱乐、沟通等各种需求的实现路径，人自身就被“社交媒体化”。社交媒体改造了人们对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支配方案，勾划了新的生活路线图。健康传播机构应该认识到，所欲传播的内容唯有嵌入社交媒体重构的生活路线图，才能可能被充分认知、有效理解和适度接纳。政府应当在社会思想中发挥领导作用，推广健康和科学概念，通过健康的宣传渠道来传播健康信息。例如，加强市场准入标准，改善对站点的监控，定期进行检查，对恶意网站进行封锁，并创建严格的互联网准则，为网站和优秀的搜索引擎创建指南。政府部门应促进信息状态的及时更新，以提高公共帐户信息的质量，并增加公众的信任度。随着信息浪潮和信息复杂化的发展，面向公众的信息选择难度越来越大。可以利用专家媒体沟通，创建沟通能力和沟通效率的新方法，树立健康文化意识，创建自己的广告品牌，提高公众健康品牌的知名度，并提高品牌信誉。也可以在健康网站上宣传公共卫生和基本卫生效应的概念，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提高公众参与度和多样化的广告实践，并获得公众对网站健康信息的认识和信任。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可以在双方之间建立管理和制裁机制，加强对健康信息传播的监测，并减少虚假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双方都必须使用多种方法来创建高质量的基本健康信息，以使公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增强公众的体验。还需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创建更具特色的个性化网站，提供个性化服务，更加全面地满足公众日益增加的需求，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将健康信息推送给公众。另外，可以创建一个更专业的个性网站，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以满足定期或随机增加的普通公民的需求，发布与公共卫生健康有关的信息。🐱：以上的内容呢是说从社会各个主体的角度上来说如何推荐健康传播，但是如果仅仅是从媒体报道的角度上，那么其实我们就要从媒体的角度进行细化。之所以在这里又多加了这一部分主要是想提醒崽崽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主语，如果是限定了“新闻媒体”为主语那么是一个答法，如果没有限定或是说“各界如何...”那么就是另一个思路。媒体应紧跟热点话题，对容易引起误解的健康问题，及时进行科学的解释与引导。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猫、狗等动物是否传播新冠病毒产生疑问，有的地区抱着以防万一的心理对流浪猫狗进行捕杀，不少人甚至对家养猫狗进行遗弃，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这就需要相关健康类新闻报道及时做出科学、权威的解答，抑制恐慌的蔓延。这要求健康传播记者加强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素养，向专家型记者发展。同时，各大媒体也应做到不以偏概全、不盲目更风，“双黄连事件”便是各媒体不经核实，相继转载的后果。只有再三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准确，才能避免因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误导民众进行错误实践，反而危害公共健康。不是每一位专业人士都擅长科普，健康信息采编人员作为医疗从业者和公众之间的桥梁，需要在自己准确理解后，将复杂的医疗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帮助公众减少或消除理解上的困难，真正地掌握这些健康知识，这也是对媒体人提出的更高要求。新媒体时代，随着传播速度的加快、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各种未经考证、滥竽充数甚至虚假的健康保健类信息层出不穷。媒体应当对谣言进行深入探讨解析，并通过对权威专家、有关部门的采访，加大科普力度，让科普跑在谣言前面，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抢占舆论主阵地。🐱：下面是进阶版~仅作为有余力的补充哈~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了解下的，从胡百精老师论文里摘出来的，我去年就是背的这个，这两天找了好久终于知道具体出处了！看在我费劲巴力找的份上赏个脸一定把下面这段看完！新媒体时代应该推动单向宣传、自上而下的健康教育发展为双向交互、平等对话的健康传播。换言之，原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当成为缔结“主体—主体”关系的对话者，展开双向开放、平等均衡的公共讨论。新媒体为受教育者身份的革命性变化创造了可能性，当受教育者也成为对话的主人，健康观念、知识和技能也就找到了它们真正的主人。以对话为原则，新媒体语境下的健康传播应当树立如下观念：一是科学的观念。健康传播的合法性、对话的价值首先来自其科学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健康传播者都要执着地探索和捍卫真理，严肃、理性地投入健康知识生产，确保健康传播方向和方法、结构和功能、过程和结果最大化的科学性。同时健康传播的科学性不应成为专家的孤芳自赏和刻板言教，而要与人的思维和行为、与人性结合起来。二是人本的观念。人及其生活既是健康传播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健康传播应当着眼人们的整体生活处境，有机融入人们在其利益世界（譬如财富、位阶）和意义世界（譬如情感、信念）的生活图景，而不单以疾病为中心。比如，“病本位”的控烟传播必然导致单一的恐惧诉求往往造成烟民刻意回避问题或产生逆反心理，而“人本位”的控烟传播则在普及烟草危害的基础上，着力帮助烟民发现、发展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情境和状态。三是文化的观念。文化是一个族群的总体心理秩序，是化育其他秩序的“底层秩序”。任何教育和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发生的，譬如在我国，儿童肥胖预防的核心问题不是由医生开具合理的膳食方子，而是要改变“胖就是壮”的文化心理。传统媒体时代健康传播实际上就是相关主体对健康信息流进行设计、干预和控制的过程。这样的理解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经变得片面和表面，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生成、重构、复活了社会关系，塑造出“关系网”的概念，关系不仅承载信息，而且决定信息的样态甚至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如流水，关系为管道；没有关系就没有传播。健康传播所应建立和维护的关系网，是通过知识分享、技能体验和观念协商构建的共同体。它首先是以健康知识分享为目标的信息共同体，要最大化提升社会公众的健康知识素养；其次，它也是以改善公众实际健康技能为导向的利益共同体，要最大化增进公众的健康福利；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立足专业健康观念而又超越于此，指向情感、人格、尊严、道德、理想的价值共同体。在价值共同体意义上，健康是“我们”或“大我”共持的有形财富🐱：然后就是给疫情单独开辟出来的部分，健康传播和疫情报道绝对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下面是对疫情更具有针对性的一些内容和词汇，大家可以记一两个，如果真的问到了，拿上去会很亮眼。部分健康传播中出现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存在不准确、不科学或刻意夸大的情况；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可读性较差,晦涩难懂；个别健康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前未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部分健康传播的公众可及性较差。#污名化：指一个群体将某些低劣成分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此处 指的是群众由于恐慌而对疫区群众(尤其是武汉群众)采取诽谤、诋毁以及污蔑等行为。#循证医学：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患者个人的价值观和意愿,并将三者结合, 从而为每位患者制定最佳的诊疗措施。#风险评估前置：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测评某一事件或事物带来的影响或损失的可能程度,涉及到疫情期间的健康传播，指的是在有关健康传播内容发布前,应针对内容中可能会引起受众误解的部分进行研判,减少不必要的风险。#融媒体：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的新型媒体。本共识主要是指借助融媒体来实现健康科普知识的可及性。#可及性：即通过各种方式来使得信息传播给社会大众,尤其是一些信息获取不方便的人群,要保证信息的可及。即在健康传播中应当保护隐私权等基本人格权利,避免歧视和污名化。在有关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的健康传播实践中,部分媒体在传播中存在着侵犯患者隐私权、未对患者隐私进行恰当处理的情况,对患者及其家属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应重视对隐私权的保护,避免歧视和污名化的情况出现。①媒体在进行采访时,要尊重被采访人的意愿,注意对患者及家属隐私的保护,例如采用面部打码处理、使用化名等方式。同时,对感染死亡患者家属进行采访时,要慎重提问,不要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②相关机构和媒体平台要对疫区人群受歧视与污名化的事件进行正确引导,避免不良导向;同时积极宣传科学的疾病传染途径,减少公众对于疾病的误解。③医疗卫生机构要提高工作人员对患者的隐私保护意识,避免随意拍摄或接受外界采访而导致患者隐私泄露。在健康传播中,应当采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健康传播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考虑大众的需求和健康素养,将三者结合,从而为大众创作出科学易读的优质健康传播作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公众急切获取有关疫情的最新信息,而健康传播一旦缺少了科学性原则,传播内容不准确、不严谨、不科学,就会造成谣言的滋生,放大公众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不稳定。 ①健康传播作品作者应当具有作品涉及领域的专业背景,充分了解所论述领域。②健康传播作品应接受相关领域专业学者的审核,必要时多方求证,并在作品中体现审核结果。对目前的治疗方式、技术手段等应客观表述,避免夸大效果。③健康传播时,要尽量保证公众传播的作品内容真实可靠,具有权威性,避免出于主观臆断而未经证实的专家、医务工作者的意见和信息。健康传播的内容要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确保公众能够正确理解。由于新冠肺炎相关的许多健康科普知识涉及医学专业领域,而这类知识对于公众来说往往是晦涩难懂的,导致公众很难正确理解。这就使得有价值的健康科普知识无法很好地被公众接受和认识,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传播工作。①健康传播可以采取画册、 海报、 动画以及(短)视频等方式,丰富传播内容的画面表现力,降低文字的理解难度。②对于涉及专业领域的知识,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或其他形式进行解释。③增加公众接收到信息之后的反馈机制,引导公众积极对健康传播作品提出意见。在健康信息发布之前,对健康信息可能引起的公众反应进行风险评估,避免公众产生误解,引发社会舆情风险。在疫情期间,公众往往因为焦虑和恐慌产生非理性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健康信息的发布需要慎之又慎,许多未经风险评估的消息一经发出很有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给疫情的控制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①在健康信息发布之前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风险评估,预测公众在接收信息之后的反应。②反复确定信息表达是否存在歧义,是否会使公众产生误解。满足不同人群对于健康传播的不同偏好,确保特殊人群的信息可及。不同人群的媒介接触习惯不同,健康传播要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采取精准健康传播策略。把握特殊群体如老年人、聋哑人、儿童以及偏远地区人群等对于健康信息获取的渠道和特点,灵活改变健康传播的形式及内容,确保健康传播的可及性。①社区健康传播可以组织社区志愿者,采用发放健康手册、现场指导、建立在线社区健康传播群等方法,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传播知识,随时保持信息的更新。②农村地区可采取拉条幅宣传、广播通知、上门宣讲等方式,传播疫情防治措施和最新进展。③对于老年人,需要减少健康传播的信息量,降低信息传输的速度。可以采用插入电视滚动字幕条、发送社区短信提醒以及组织志愿者上门宣讲等方式,提高健康传播工作的接受程度。🐱：那个...案例已经都给你们找好了，下面自取，在涉及到疫情的目的中也是可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丁香园”团队率先推出疫情地图，随后腾讯新闻、凤凰新闻、澎湃新闻、新浪新闻、阿里健康等也纷纷效仿。疫情地图最初是基于中国地图模块，通过颜色深浅来反映各地区疫情的严重程度，在手机或电脑上点击任何一个省级区划，就会弹出该地的实时疫情数据。除地图外，疫情数据的累积走势还通过折线图的方式进行展示。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聚焦新冠疫情增量数据，制作了“疫情晴雨表”交互 信息图，用户通过移动图形，可以查看目标日期的疫情增量情况。“晴雨表”通过疫情增量和减量变化，发现疫情拐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回形针团队制作的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备受瞩目，传播量达百万级。视频采用3D技术模拟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与细胞结合的过程，将抽象的CD4蛋白、RNA病毒、RNA单链、RNA复制酶、RNA复链、核桃体、高尔基体、病毒颗粒、肺泡等专业名词形象化，令观众理解新冠肺炎为什么具有强传染性，以及它对人体的危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的1月20日，新浪微博博主@混子曰hey-stone发布了一篇漫画《新型冠状病毒来了，你还不了解它吗？》，通过趣味横生的故事，通俗幽默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三部分的内容：新冠病毒与普通病毒之间的区别、新冠病毒的特点、人们应当如何做好防范。澎湃美数课的《图释两千年传染病史》，将历史上信息记载较全的瘟疫，按照发生时间、持续时间、流行范围、死亡人数进行了梳理和可视化呈现。健康健育是健康传播的重要一环，呼吁公众在疫情中做好防护措施，例如佩戴口罩、勤洗手等，是新冠肺炎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以口罩为例，口罩有多种型号，适用于不同环境以及不同人群，但普通公众无法正确区分。关于如何选择口罩，人民日报《不同人群选用口罩指引》运用了表格形式，将不同类型的口罩与使用人群与场景相对应。关于科学传播的概念，学界尚无定论。目前科学传播从科学共同体立场出发，强调传播的影响，关注科学与公众的关系，把公众当作被普及科学知识的客体，认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科学传播阶段，传播学理论被引入科普研究，重点关注传播过程和传播机制，强调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平等、交流、互动，旨在消除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地位差距。科学传播的实质是“既要坚持'科学向公众的传播’，又要强调 '公众向科学的传播’”。🐱：那我们来看看新媒体科学传播的特征（不过感觉如果灵活运用的话，是不是在健康传播上也是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去思考呢？）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我国科学传播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精英。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每一个普通网民都可以成为生产科普内容的传播主体。人们可以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科普文章、图画、视频等，也可以通过网络百科问答平台将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网民群体。传播主体呈去中心化、多元化特征，科学与大众的距离被拉进，科学传播主体逐渐走向平民化。传统媒体环境下的科学传播内容主要以自然知识为主，内容正面而严肃。而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却以轻松愉快的形式灵活地为公众提供他们感兴趣的生活科学，传播内容十分广泛，受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严肃的科学知识。例如，《科普中国》推出了《做好防晒这件小事！炎炎夏日也能“白到发光”》一文，节目以诙谐的语言向人们传播着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防晒知识。在传统媒体时代，科技信息和科学知识通常是单向地推送给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可以在海量的科普内容中便利地搜索、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科技资讯，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此外，受众还可以通过发帖、回帖、评论和转发等方式参与到某一科学事件或有争议的科学话题讨论之中，这大大地提升了受众的参与性和自主性。并且科学信息成为人际日常交往中的分享主题，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科学日志、相册等成为网民受众的个性化标签而吸引着相同的兴趣爱好者，并建立起一种无形的虚拟组织。1、流量时代的“谣言惑众”：人人都是主体导致传播质量下降新媒体在给公众带来海量科学信息和自由参与科学传播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科学谣言满天 飞、伪科学信息泛滥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真正科学知识的获取，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科学的公信力。新媒体的便利性和自由性意味着通过新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的门槛儿很低，导致传播主体良莠不齐、传播内容鱼龙混杂。传播主体中既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民间“高人”，也有科学素养低下、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的“伪专家”。2、信息爆炸中的“资源稀缺”：流量经济导致边缘群体的需求被忽视科学传播的受众不是无差异的整体，不同个体在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不同，因而在科学传播方面也有着差异化需求。由于新媒体科学传播具有市场化和功利化导向，很多科普产业和自媒体片面地追求高的流量和点击率，他们更愿意提供热点问题或多数网民普遍关注的科学内容，因而缺乏对特殊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小众群体需求的关照。3、网路狂欢中的“精神迷失”：人文文化缺乏导致对科学的反思精神缺失目前我们的科学传播仍以单纯的科学知识内容为主，而对科学精神和文化素质培养方面的科学知识传播明显不足。虽然新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但总体上仍以展现科学成果为主，缺少对科学家们科学探索的过程与逻辑的展现，也很少涉及科学技术背后所蕴含的风险、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科学技术发明的伦理反思。目前新媒体科学传播热闹非凡的背后恰恰缺少了对科学的客观态度和真正的科学精神。4、热闹背后的“相对冷清”：专业科普网站利用率偏低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时代，科学知识信息很容易被海量的其他信息所淹没。因此，虽然理论上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样，如果他们不主动地搜索和关注科学知识， 再完美的科普内容也只是摆设。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大量的专业科普网站，各类科普自媒体也不断涌现，然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网站而言，科普网站的关注度和点击率过低，这与科普方面人力财力的高投入形成了鲜明反差，尤其是县级科协主办的科普网站几乎无人问津，科普网站的科普效果不尽如人意。政府需要积极组织各级科协参与到新媒体科学传播平台建设之中，还需要对新媒体科普加以调控和管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培养高素质的科普人才，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参与到新媒体科学传播之中，从而为提高科学传播质量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应针对网络科学谣言制定法律法规，使新媒体科学传播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下运行；另一方面，应培养高素质的科学网站监管人员，将科学谣言和虚假信息扼杀在萌芽中，严把科学质量关。现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倾向、各种负面效应以及科学家共同体的非价值中立性都提示我们，如果科学文化离开人文文化，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科学研究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科学家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并对科学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予以反思。这就要求科学具有人文精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新媒体科学传播者要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要从全面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角度出发，使新媒体科学传播融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以传播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科学精神为己任。对于新媒体科学传播而言，其受众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要满足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应兼顾大众群体与小众群体的不同需求。一方面，要利用网络大数据技术进行用户分析，了解大众群体的科学需求、获取动机等，进行分类传播，有的放矢，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科学信息服务，做到精准科普，提高用户黏性；另一方面，要关注日常传播中内容的多元化，尤其要注重满足一些小众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口的需求，使这些群体也能享受到新媒体带来的科学关照，发挥科学传播的普惠性作用。🐱：其实呢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二者之间有太多类似之处了，如果运用你聪明的小脑瓜，其实很多店二者是可以相互贯通的~
《生物医学类健康报道手册：喧哗慌乱中，以专业力武装自己》全媒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胡百精《健康传播中的可视化应用：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白净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