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存在着一个最高哲学范畴，影响到大家讨论了传统哲学中谁是主干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哲学以儒家为主干：“近人喜谈儒道互补，其实儒家始终占主导地位”[1]；“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家组成，无疑，儒家处于主导地位。”[2]而儒家以天作为其最高哲学范畴，《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无论孔孟对天的态度及对天之言说，如何与西方宗教不同，然要可指同一形而上之超越而客观普遍之宇宙的绝对精神，或宇宙之绝对生命，而为人之精神或生命之最后寄托处也。”正像佛教哲学传入时，人们逐渐地认识到佛教哲学与传统哲学有着相似之处一样。近代，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又一次认识到儒学欠缺形而上学，而道学却有着形而上学[3][4][5][6][7][8]：“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一系列以道家思想主干，道、儒、墨、法诸家互补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道家思想为哲学根据的儒家纲常名教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历史。”由此，人们又一次将目光对准道学，使传统哲学又出现了一场反对儒学、复归道学的运动。而人们选择了道学与西方哲学相比附，既使西方哲学道学化，也使道学西方哲学化。笔者认为，我们的日常口语有“天哪”之叹。据此来看当儒家喊“天”时也没有别的含义，只是一般意义上对某事的感叹。就如西方人遇到一事时就常感叹道“My god”一样！
美国学者阿契·巴姆曾撰文揭示了人们追问“是”而出现不同的称谓：“西方神学家（如希伯来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把它称作'耶和华’、'上帝’、'真主’；印度教徒把它称作'梵’；柏拉图主义者把它当作'善的理念’；斯多亚主义者把它当作'逻各斯’；斯宾诺莎主义者把它当作'实体’；黑格尔主义者和其他绝对主义者把它当作'绝对’；柏格森主义者把它当作'生命行动’；爱默生主义者把它当作'超灵’；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当作'宇宙里比多’；唯物主义者――假如他们有兴趣的话――会把它当作'物质’、'能量’。”[9]同样，大家在追问“道是什么”的过程中将道解读为本体、逻各斯、规律、绝对精神等不同认识，如杨荣国认为道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10]；陈鼓应认为道只是概念性的存在[11]；张世英认为道相当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12]；詹剑峰认为道即自然[13]；金岳霖认为道相当于logos；郭沫若认为道是一个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这个本体又叫太一[14]；蒙培元认为道并非实体，而是真实性的存在；牟钟鉴认为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还有人将道当作是万物的运动规律，如张岱年和任继愈认为道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法则，具物质实体和规律两方面的意义。还有人把道理解为微粒子、原子、气等[15]，如冯友兰认为道很象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奴斯”，一方面是“世界智慧”，一方面又是极细微的气[16]。也有人把道当作是万物的第一因。《严复·老子评语》：“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儒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西方学者中，冯·施特劳斯认为道是在现象界之外的纯粹先验领域里；卡普拉认为道是无法定义的终极实在，相当于印度的梵和佛教的法身[17]；叔本华认为道与佛完全一致，它探求宇宙的内在秩序，万事万物的固有法则[18]；托尔斯泰认为道就是神[19]；威廉·巴雷特把道等同于海德格尔的sein[20]。
同魏晋时对佛教哲学的解读一样，大家将西方哲学的“是”解读为无、有，并以此来理解道学，使道学出现了有、无之争，而出现三种不同认识：1）道是“无”，这相当于黑格尔认为“是”是“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这个无规定性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21]。2）道是有，3）道是无和有的统一。
同样，关于理也出现不同的认识。如贺麟认为理是一个概括的名词，包含有共相、法则、范型、标准、尺度，以及其它许多意义。张岱年[22]认为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是指道德的最高标准，并且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的。卢连章[23]认为理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心是理，理是心，世界万物都自这里出。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利用“是”来诠释理。如《曾国藩全集·诗文》：“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冯友兰·新原道》：“理之观念，有似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格尔哲学中'有’之观念。”关于道与器和理与气的关系，也是继承了传统哲学中的认识。
笔者认为，关于道与理的研究，道学和理学都认为一事一物都有其道或其理，是事物的道或理使事物成为了该事物。但万物是分有了道或理，道或理是万物的什么？万物各有其道的道或理是否可以统一为一个普遍的道的理？似乎一直未进入大家的视野。大家似乎也割裂了道与理的关系，而未认识到理是由道通过语用学转向而来，道与理不是不同的学说体系。而且，大家还未曾追问“道之为道”或“理之为理”，也即道或理本身。虽然也有人追问了道或理是什么，并从各自的方面论述了道或理的本体论，但既未能深入到道的语言分析哲学，也未能为道或理建立起一个哲学体系。人们还常常将逻辑在先的道、理当作是时间在先的本原，一直认为道或理背后存在着一个与概念相当的实体性的道或理存在，把道或理当成为一个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象，成为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而造成了先验幻相。当人们去寻找这样的实体时，便陷入了形而上学困境，走入到一片混沌不明之中。道或理便纠缠于感性的东西，没有达到抽象的层次。道学和理学便不是超越物理学，而是广义物理学。因而传统哲学对于道或理的认识一直陷入了二律悖反之中。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也对道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认识。欧洲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的研究，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60多种《道德经》译文。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兴起了“老子热”，《老子》一书在这些国家被一版再版。上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他们认为道具有形而上学。《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道）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那样。”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说道，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
现代，大家又从“是”的角度来解读道，使道学出现了哲学转向。近年来，大家也发现了道涉及到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所讨论的问题。如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和老子思想具有共有根基，就是“无”。所以，“无”可作为中西形而上学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具体的角度[24]。据此，笔者认为，西方哲学中的“有”是to be，“无”是not to be。道的有、无应译为to be not to be，这才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笔者还将有、无理解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有、无，为道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从上述可见，现代关于道学与西方哲学的比附与魏晋时道学与佛教哲学之间的比附一样，也从有无、语言哲学和现象学等三个方面入手，但今天对于道学的理解还处于较低阶段，远未达到魏晋玄学时佛教哲学与道学相互比附的程度。而且，大家只是注意到道学与西方哲学中相同的、可以相互比附的知识，而放弃了两者之间不能相互比附的知识，使西方哲学与道学都成为了碎片性知识。
[1]张岱年：文化体系及其改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3）。
[2]刘纲纪：老子论纲。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陈鼓应著：《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P303 ~ 320。
[4]张岱年著：《道家玄指论—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P1。
[5]王国维著：《老子之学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101。
[6]郭沫若著：《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351。
[7] 陈鼓应：论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哲学研究，1990（1）。
[8] 周玉燕，吴德勤：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哲学研究，1986（9）。
[9] 胡耀华译：释道。江西社会科学，1993（12）。
[10]杨国荣著：《中国古代思想史》
[11] 陈鼓应著：《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P36。
[12] 张世英著：《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03。
[13]詹剑峰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郭沫若著：《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区昭文：老子之微粒子观。文风学报，1947（1）。
[16] 冯友兰著：《关于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F·卡普拉著，朱润生译：《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P93 ~ 94。
[18] 陈晓希译：《叔本华论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第九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P545。
[19]《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政论》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P75。
[20] 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248。
[21]黑格尔著，杨之一译：《逻辑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69-70。
[22]张岱年：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中州学刊，1983年第4期。
[23]卢连章：程颢程颐哲学思想异同论。中州学刊，1982年第2期。
[24]张天昱著：《从“思”之大道到“无”之境界―海德格尔与老子》。《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P396 - 410。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