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西学东渐

清朝尊崇儒学，扬佛抑道，热衷考证，西学东渐。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清代思潮》中概括说，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

清廷为何尊儒呢 ? 儒学思想已经融入进汉民之血液，尊儒有利于巩固其统治。清军入关后第二个月，多尔衮就派人去祭孔。顺治二年，他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学祭祀孔子，并将四书五经尊奉为最高经典，列为士子必读必考书，为后来的康乾盛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道德根基。

康熙时，由于他好儒、尊儒、用儒，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在他治下，国家呈现出幅员辽阔、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繁荣景象。中国人口有四万万是从清朝开始的，过去宋朝才一万万，汉朝才六千万。三国时期北方只有200 多万人口了，统一于晋的时候，一共只有 400 多万人。

清代对古代典籍做了大量基础性整理。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共 1 万卷，6109 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 3500 多种，79000 多卷，总量达 9.9 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

清代学者大兴考据之风，热衷于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至康乾盛世达到顶峰。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逐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章简错乱、真伪难辨的古书，都加以注疏、校勘、辨正，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料，真乃功不可没矣。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期间，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高风亮节、力挽颓势的气节。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里收缴鸦片近 2 万箱约 237 万余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平定叛乱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戊戌六君子不惜生命，慷慨就义，以换醒和振奋民众奋发图强。康有为建议光绪帝“立行宪法，大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制”。可以说，大儒者走在了社会变革发展的最前沿。

清廷不仅尊崇儒学，而且扬佛抑道。有人认为道学是汉民族文化之根，满族统治者不想彰其功。而佛教是外来之学，可任意为其所用。若真如此，其认识未免太过狭隘，要知，清廷注重的儒学不也是汉族之学么？但无论原由如何，抑制事实确如此。从乾隆起，清廷对道教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道教地位不断下降，组织发展基本停滞。乾隆禁止正一道到龙虎山以外的其它地方传道授箓，还将正一真人的品秩从清初的正一品降至五品。至道光时期，正一真人上京朝觐的机会都没有了。

相比之下，佛教受到的尊奉就大不一样了。顺治九年（1652），达赖第五世入京，顺治帝隆重接待并赐他“达赖喇嘛”封号；随后，顺治帝又将临济宗高僧通琇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对汉地佛教之推崇。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

“班禅额尔德尼”，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以禅门宗匠自居，并以“天下主”的身份对佛教施以影响，努力提倡“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人物。清廷还大兴土木，修建承德外八庙和北京雍和宫等，以博佛界欢心。

清廷既然佛教发展，一方面，在于入关之前他们已信奉藏传佛教，另一方面，通过佛教强化对藏蒙及汉地的统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蒙族地区，规定一家有两个兄弟的，要有一个当喇嘛，以此从思想上削弱蒙民的反叛意识，使南北和平相处，从而结束了几千年的长城修造。在藏族地区，推行达赖和班禅由中央政府册封制，加强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清朝愚民是有一套办法的，最表象化的是“剃发”政策。入关后，多尔衮颁发“剃发令”，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仍有许多民众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

为了震慑反清势力，清朝曾大兴文字狱。有时，因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被认为是诽谤皇帝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乾隆皇帝在大兴文字狱中表现最为突出，共发生 130 余案。知识分子如履薄冰，只好钻进古书籍中去做考古研究，客观上促进了清代考据学之风的形成。

在清代，小说很有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还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很有影响。另外，在清代，诞生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它本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而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同时，清朝的绘画水准也很高，如清初的朱耷、石涛，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的任伯年、吴昌硕，以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等，对后人影响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