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黎圣母大学哲学教授 Gary Gutting）以往考试分数是用来评估学生，而现在却是用来评估老师、用来评估整个教育体制的东西。从个人层面来说，一些学生和家长已经注意到这种改变， 那就是老师会专门花时间为学生准备更多标准化的测试，提供更多课堂和家庭作业时间。
考试分数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考试分数低是教育改革浪潮中争论的首要问题。2010 年年底，在针对 15 岁学龄儿童举行的一项国际标准测试 中，美国学生的阅读成绩居于中间，远远落后于亚洲国家学生的表现。这一结果令研究员和教育家呼吁相关部门应立即采取行动。
今年，2011 年，理查德·阿鲁姆（ Richard Arum ）和约瑟帕·罗克萨（ Josipa Roksa ）这两位社会学家经测试发现，45% 的美国学生在读了两年大学之后，批判性思维依然没有任何提高的迹象。前不久关于“学术评估测试”（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 ）的平均分下滑便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实例。
鉴于此次测试结果如此糟糕，许多评论家认为美国的学校教育机制正在没落，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要求迅速实施。当阿鲁姆和罗克萨公布他们的测试结果时，许多人认为大学老师应该提高他们的教学标准，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并为学生布置更多的学术研究论文。
然而，低分后面跟着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而言，倘若学校依旧坐以待毙，不采取任何改革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应该基于事实进行反思，并深入探讨更加成熟的教育方式。
反思：更成熟的教育方式
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考试的内容是否真的是我们希望学生了解的东西？
我们不能让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考试的真正目的应是为了让学生展露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或技能，比如懂得乘法运算、了解内战历史，或者能够用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问题。对于这类考查数学能力或历史知识的测试，发生考试分数不及格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在数学考试中，我们要求学生在 5 秒内算出 392 × 654 等于几；或者在历史考试中，我们要求学生答出 50 场内战所发生的确切日期，那么，对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如此之糟糕，我们也无需大惊小怪。
当我们在考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时，这个问题变得尤为严肃。阿鲁姆和罗克萨在考察中进行了一项虚拟的“执行任务”测试：一家虚拟公司最近有一架飞机坠毁，学生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应该购置一架新型飞机。对于超出学生经验和兴趣的虚拟事件，难道我们真的在乎他们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此类问题吗？就算在乎也罢，不过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效地发挥和运用。
在我自己的教学经验中，我留意到一些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轻松应对我提出的哲学问题，辩论也无法令人信服，但如果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也能在论文里讨论极其深奥的哲学问题。倘若能让学生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那么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便能够得到迅速提高。这个简单的举例并不是为了反驳阿鲁姆和罗克萨所使用的批判性思维测试方法，它只是阐明了我们需要对这次不理想的测试结果进行彻底的反思。
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目前所有的标准化测试是否合理？我们是否需要用这些测试去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曾经，只要老师说学生学得好我们就认为可以了。当然，也有很多情况证明不能只听老师的。对于大学教育工作来说，有没有可能后者、也就是不能只听老师的一面之辞才是常态呢？
我们希望学生掌握某方面的知识或技能，但测试结果却与我们的期望值恰恰相反，遇到此类情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去补救呢？有很多人总会不切实际地幻想着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治愈我们所有的教育弊病，如：高薪聘请优秀教师、小班授课、改善教学方法，遵循日本的教育模式等等。然而，实际操作起来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这就好像是治疗癌症，我们需要按部就班，对症下药。
尽管如此，合理的解决方案所需的精力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对于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资源去达到期望的教育目标，我们还得深思熟虑。也许最终还得去面对那些我们想也不敢想的事实：有些学生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障碍而无法达到我们的期望值。
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不应因为学生的测试分数欠佳而匆忙进行，而应在做出改革之前，先深入了解失败的原因，再深谋远虑，做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从失败到成功，还有一段很长的艰难路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编者按： 文章虽然讲的是美国，但其分析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文中提到上海的学生 PISA 分数很高，高到敲响了美国人的警钟，但相信担心这是一种‘高分低能’表现的国人仍不在少数。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可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衡量素质教育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才是教育改革需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