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王烈简介
崔为，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古籍整理与研究。
王烈：好的。从前我在辽宁省医务学校和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习西医的，毕业以后，我又进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儿科医师。虽然一直在从事西医儿科临床工作，但我其实一直都对中医很感兴趣。
在我14岁那年的暑假，我的母亲患上了尿蓄积证，是一个老中医用竹叶一味药治好的，当时就觉得中药很神奇。后来，我在从事西医儿科临床工作的时候，也是在老中医指导下用土豆泥外敷腮处治愈了100多个小儿痄腮炎患儿。还碰到一个因为发热住院100多天的患儿，用了很多西药治疗都没效果，后来是用中药治好的，所以我是非常信中医的，在从事西医临床工作期间，一直在自学中药四百味。1958年是我学医的转折点，那年我被组织选派至长春中医学院，参加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初入“西学中”班，我是既有期待又很忐忑。我是西医出身，有10年的临床经验，转学中医，须得建立起中医思维，理解何为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何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诊疗时如何审证求因、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方药如何配伍应用，这些对于初学者，是一个门槛。
但从医向学，当勇攀高峰。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凝聚诸家精华传承至今，为自己树立信心是学习好中医的第一步。想要深入理解医书还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春华秋实，必有其勤，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凌晨时分起床，半夜才睡，竟然将长春中医学院馆藏的所有中医儿科文献阅读了一遍。医家李梃曾言“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读书学习莫要欺骗自己，光是读过是不够的，还要理解。我看过的书，读书笔记就做了数十万字。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文献典籍承载之学价值连城，如能仔细研读必定有所收获。
后来我还向多位良师请教学习。朱志龙老先生是我的中医儿科启蒙恩师，一路谆谆教诲。孙纯一先生道“本草开路”，一语醍醐。不通药性不能明方义，何况是行医治病？张继有先生曾经说过，“知药尚应知广”。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才能在疑难杂症诊治时福至心灵。江育仁先生也曾勉励我说，“西学中的若是志于中医，会比学中医的要好”。这话让我矢志于中医的决心更甚，逐渐对中医有了一些自己的领悟。
山东负责的《名老中医之路》编写组和吉林省媒体曾经采访我，询问我名医成长经验，我连想都没想即脱口而出：“始于足下。”借今天分享，仍要提出这一点，积跬步，方可行千里。在院校学习，要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尽量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框架。侍诊跟师时，也要勤学善问。只有平日多积累，才能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运用，成为合格的临床大夫。
医路漫漫，忆往昔学习之经历，感慨非常。困难是常有的事，勤学精思，克服困难是终身的修行。医者，大医精诚，须得靠杏林真本事吃饭，让本草真疗效说话。
崔为：提到本草，白屈菜治疗百日咳的研究成果耗费了您许多年的心血，您能和我们讲讲在白屈菜研究过程中的故事吗？
▲ 1969年 王烈（左二）等人在白屈菜实验室
为了探讨白屈菜的民间应用，我先后到过吉林省的长白山、靖宇、抚松、通化集安、蛟河天岗、辽宁省南边的山区、黑龙江省阿城等地方的山区，这些地方不仅有白屈菜生长，而且分布广阔，产量可观。向当地的居民请教，三省的居民基本上都称它作山黄连，关于它有什么作用，居民都讲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吉林省九台土们岭的老乡说：“夏秋季上山被虫咬伤，将它的茎折断，用流出来的黄汁涂抹伤口，一次就好。”吉林市丰满山区的老乡说：“老一辈人讲用它煮水治拉肚，但未见有人用过，不知用多少量。”辽宁省的千山也有白屈菜，民间有用黄浆点到牙上可以止牙痛，有的讲治腹痛也好使，还有的讲煮水洗皮肤治疗皮肤疮疹之类的病，但都不知道用量。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在偏僻的山区里，就地取材应急治病是常有的事，这些经验就像神农尝百草，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今天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土方、偏方、传说中的治病经验，这为我们深入研究药物提供了线索，无疑是有益的。
崔为：2017年，您给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捐赠100万元用以购书。书籍对于您的成长一定起到重要作用，您是如何看待中医典籍的？
王烈：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挂牌游斗之余坚持在图书馆里刻苦钻研中医古籍，我对中医古籍、对书籍有着热爱之情，我现在也天天读书。记得我刚走上讲台之初，常常不知道如何引经据典地给学生授课，于是我在那一段工作学习期间，把中医学院图书馆里所藏的清代以前的儿科古籍专著和古籍中有关儿科的内容都读了一遍。我记得有一本古籍让我印象比较深，它是明代王纶编撰的《明医杂著》，我在学习中医时，在图书馆见过这本书，但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应该是1964年的夏天，我和当时针灸教研室刘冠军主任一起参加会议。刘先生是我学习中医时的针灸学主讲老师。先生学识渊博，熟谙经典，平时手中总是拿着杂志或书籍。他这一天手中同样拿册书。在会议室坐下，我乘机借阅，就是我曾经见到但是没有细读过的《明医杂著》，于是我回到学校后阅读这本书，书中对历代医家的理法方药都有收录和点评，其中很多观点对我临床实践有着很深的影响。
当然，在我过去的教学与临床生涯中，除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经典之外，我对其他很多典籍印象也很深刻，其中主要还是以儿科典籍为主，像《小儿药证直诀》《全幼心鉴》《幼幼新书》《活幼新书》《幼幼集成》《保婴易知录》《幼科类萃》《婴儿论》《儿科醒》等，我还曾经注疏过《小儿面部形色赋》。研读这些儿科古籍，对我的儿科临床理法方药的形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像《太平圣惠方》《本草纲目》《医宗金鉴》《本草问答》《本草蒙筌》《药鉴》《皇汉医药全书》《老老恒言》这些书，对我遣方用药，指导小儿日常保健和自身养生长寿也有很大的影响。
并且，我发现古代中医药学家，特别注重文献的研究，而且对古代文化也触类旁通，尽取其义。一般所说的一经、二史、三坟、四书、五典、六艺、七略、八索、九丘、十通这些典籍，对张仲景、王冰、巢元方、孙思邈这些伟大医家而言，都是通晓必修之文。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中医，不读古籍，不看经典，一味追求临床辅助诊疗器械和生理生化指标，遣方用药没有规矩，大方、杂方、奇方频出，所以我认为阅读中医典籍是我们从医人员有效提升和陶冶情操的必经之路，作为中医人一定要读经典，看古籍，重实践，才能做好临床。
另外，中医药文献是我们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古代先贤的学术思想、中医药的科技成就很多都是通过文献的形式流传，书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脉络，典籍是中华文化兴盛和发展的见证和赓续，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爱读书、会读书。所以，我才尽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能力，鼓励年轻人走进图书馆，沉心读经典。
崔为：这些年来看到您一直笔耕不辍，著述颇多，能谈谈您的著书工作吗？
崔为：谈到“婴童”系列，其中有不少哮喘专著，哮喘病作为儿童高发疾病，而您对小儿哮喘又有着独到的三期分治体系，请您谈一谈小儿哮喘三期分治的中医理论来源?
王烈：好的，根据对古代文献的研读，我发现哮喘病的记载在我国至少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特别是小儿哮喘的历史还要早于成人。虽然《黄帝内经》很少论及小儿疾病，但在《素问·通评虚实论》一篇中见有“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的描述，这里所说的乳子就是小儿，虽然只有9个字，但非常可贵地提出了小儿病的病因，还有病证。谈到小儿哮喘，在古代中医文献中，治哮喘即一期，症状缓解了，基本就停止进一步诊治。对小儿哮喘的治疗大多还是以辨证为主。到了明清两代，讨论哮喘病因病机的说法就五花八门了，比如明代万全提出轻、重和根治的经验。清代陈修园认为哮喘的病因在内伤外邪两个方面，“外则不离乎风寒，内则不离乎水饮”。我觉得到了明清时期，中医对小儿哮喘的研究才逐渐完善，列哮喘为专病，相关著述中论述也较为详细。
基于这些古人的理论，我带领我的团队对数千例哮喘病小儿的病因调查后，认为古人所论是具有时代性的，现代科技发达，比如电器、装修、空气污染、饮食多杂和精神心理这些复杂因素都可能诱发哮喘。因此我结合当代实际以及《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观点提出哮喘致病因素虽然杂乱，但总不离内之虚和外之实两个方面，其中，内虚在肾，外实在邪。虚则肾及肺脾，实则诸邪化毒，进一步提出了“无毒不哮、正存无恙”的观点。
此外，我在临床历时60余年，治疗小儿哮喘数十万计，我认为小儿哮喘的哮喘之病，病伤肾及肺脾，这和很多古代先贤医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其中最主要的病因就是毒热，对于毒热的本质，我一直认为是“火”。哮喘的病机变化也在火，我的这一思想都是受到了前人的启发，比如明代李士材、张景岳，清代的方仁渊、顾靖远、沈金鳌等，我在读书中阅读过古代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他也认为哮喘与火有关。对于临床上所看到的痰这一病理产物，我认为现代医学将其与气管分泌物相比是不对的，我们中医所讲的痰是可包括肺内分泌物之类的，但不尽然。而我们看待小儿哮喘有的痰鸣音，是包含了痰质与痰气两个方面的，古人有说“百病皆由痰作祟”，这两者致病是多且广的。所以，哮喘的病理改变，轻重、多少和深浅，对哮喘临床的证候、病情、经过，甚至预后都有影响，这启发了我对小儿哮喘病分期的思考。
现代《中医儿科学》教材提出将哮喘分为发作期和缓解期。但我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文献梳理，认为哮喘还应加一期，叫稳定期，或者叫作无症状期，像明代万全所讲的“断根”治疗。我们中医常讲“治病求本”，“本”就是根本。讲哮喘的论治，发作期是哮喘的应激期，症状明显，病情较重，总的来说，古今治疗，大同小异，我在临证中，对于发作期的诊治，采用“药方由人，用药在我”的原则。病情缓和进入缓解期，它的主要表现是哮吼基本消失，但是咳嗽和痰成为主要证候，应该着重调理肺和脾。中医讲“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这一期主要是解决咳嗽和痰，但是我主张用药不能速减或减味，不能大起大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患儿病情缓解期症状逐渐消退进入平常状态，这时候大多大夫认为已获全功，患儿家长也认为病已痊愈。此时就造成了“医者不治，病者不医”的局面。很多大夫就会告诉患者家长，此病已愈，无须再来。上述描述的治疗现状，就是发作期和缓解期的治疗现状。
我通过在多年小儿哮喘临证中总结，应再加一期即稳定期，这就是中医讲的治未病范畴。《内经》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包含无病状态、病而未发、病而未传几层含义。中医“治未病”的根本原则在于道法自然、平衡阴阳，通过预先采取治疗方法，防止疾病的发生与演化。中医讲“未病先防”，古人讲的“断根”治疗就是指的这一期。这期的治疗，我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要“扶肾气、除伏痰”，用“防哮汤”。
我认为，哮喘论治分三期，在临床中应该加以推广。在哮喘疾病的治疗中，一定要重视养护正气的重要性，诚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崔为：当今时代背景下，社会条件、生活水平跟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儿患者的治疗与成人有一些区别，同时养育和调护需求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王烈：小儿患者较成人而言言语表达能力差，所以临床诊疗大部分需要医生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从客观上去收集资料，把握病情。做好这一工作后，余下关键就落在了煎服法上。我们说“诊病合理，方虽中病，服不得法，亦难奏功”，有很多病儿服药后疗效不好，实际上是因为煎服法不对造成的。煎药要注意煎煮时间、煎煮器具等等，服药则重在药量。古今医籍中，论小儿病，药多细，唯药量不明，其中是妙不是奥。奥者在理，妙者由人。小儿用药之量，一般习惯8岁用全量，6岁用半量，3岁四分之一量，1岁八分之一量。这是从年龄考虑，为参考用量，也可以说是安全有效之量，但药效未必最佳，实际还得结合小儿的形体、病情综合考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日常饮食中经常过食、偏食，损伤脾胃，因此在小儿养育和调护方面，我在这里想针对饮食和营养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婴幼儿在添加辅食时，应该遵循由少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由一种到多种的原则，使脾胃逐渐适应食物质和量的转换，其功能才会逐渐完善，减少疾病的发生。其次，古人常说“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这里提到的“三分饥”，就是说不要贪食，不要过饱。因为小儿的脏腑生理功能尚未健全，吃得过饱，意味着胃的工作量就要加大，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胃肠道疾病。《金匮要略》说“四季脾旺不受邪”，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如果平时能保持脾的功能正常，阴阳调和，就能增强人体抵抗能力，不受邪侵扰。再次，疾病愈后期，有些家长因为心疼孩子，在孩子病情快康复时，认为孩子近期吃饭不好，缺乏营养，就毫不节制地给孩子做很多肥甘厚味、油腻肉类或难消化的食物，孩子饮食不知饥饱，就可能会因此造成饮食积滞，反而不利于疾病康复。《内经》中提到的“食复”，就是因饮食不当而出现病情反复的现象。因此幼儿彻底痊愈之前，饮食都应该保持清淡而营养。
另外，现在儿童的肥胖率普遍较高，就是因为过度饮食出现了营养过剩的情况。一些孩子因为体型感到自卑，出现心理问题，这个过程中孩子不一定会明显表现出来，家长要及时发现，给予足够关注，以适当方法及时处理解决。
崔为：您曾经在个人多部著作中反复提及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请您谈一谈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医德？
崔为：现阶段我国接受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中医，爱上中医，学习中医，作为国医大师，请谈谈您的中医学习之法？
王烈：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和青年人对中医药的热爱使中医药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有继承才有提高。近些年，我在医院出诊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孩子忙碌于医院各个科室，包括我自己的团队中也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我很欣慰，我认为想要学习、学好中医，应该遵循三步原则，即“一信、二学、三研究”。
首先，学中医就要信中医，我一直教育我的学生相信中医才有可能学好中医，这种对中医的坚定信念是我们中医人学习中医的基础，我的学生第四届国医大师南征教授也认为只有信中医，才能成大医。但是，我也常常告诫学生，学习过程中，对于流传于今日的中医药内容还需要做到“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因为不同时期的中医学发展受当时社会科技水平的限制，其中掺有很多非科学的东西。所以，我这里说的“信中医”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一并拿来”的迷信，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
▲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借阅卡
其次，学习中医一定要有研究，只读书而不去钻研书里的知识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如果中医人在古人的圈子里徘徊，不研究和发展中医等于失职，也必将使中医走向灭亡，发展即是创新，应该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做真正的新中医。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小儿哮喘病的三期分治理论，还有哮喘苗期理论，都是在我研读古人医籍的基础上有所发现而提出的新理论。我要指出的是，现在很多中医科研人员用现代科技和方法研究中医无可非议，但常常有很多人在研究过程中抛弃了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和特色，这就成为无根之木，即使成绩斐然，也已经不能算中医的现代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单纯追求实验结果而偏离了临床实践，违背了科学研究最终是更好地为临床服务的宗旨，这些是中医科学研究中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崔为：200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烈工作室被评为全国首届先进名中医室，您先后培养了数十名师承高徒、研究生、进修生和各级人才，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区的领军人物，能请您谈一谈在中医药传承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吗？您认为现在中医儿科建设的落脚点应当放在何处？
王烈：说到中医药传承，我们传统教学模式中有一种很好的形式，叫作师带徒，已经传承千年，“医圣”张仲景学医张伯祖，丹溪千里求师罗知悌，传为杏林佳话。教与学，是中医药传承的关键一环，我学习伊始先学“如何为人徒”，后学“如何为人师”，对此稍有体会。
古文艰涩，释读经典，尚须医古文基础，读记背诵是基本功，得由学生自己修炼。中医药学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儒家学说、玄学、道学等理论思潮密不可分，理论深奥，学生固然可以通过多读经典，增长学识，但治病之法代代相传，深悟高明却传承不易。作为老师，不仅应该将自己掌握的技能无私传授给学生，还应该把自己学习、临证的感悟介绍给学生，缩短培养时间。对学生而言，需要熟谙各家学说，在了解老师感悟的基础之上，悉心加以体会，之后方能悬壶，这样诊治水平的提高自不待言。学习与体悟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我从1978年开始带徒，至今已有40余年，学生主要是通过跟着我出诊进行学习。徒弟在侍诊过程中熟知老师的辨证方法和思路，逐渐掌握老师的遣方规律，长此以往就可以将方药运用自如，获得很好的疗效，出师之后在各地慢慢成为一方名医，说明继承得很好，所谓薪火相传就是这样的道理。
关于儿科建设，1983年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首届中医儿科学术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十项倡议”，请当时山东省卫生厅的向克厅长过目，他说好，表示支持。这“十条倡议”，向会议发出，作为工作的参考。今天可以拿出来结合新时代发展再讲一讲。
首先是科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医儿科同道重视科学研究，在临床研究中发现问题，找出研究热点，申报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代表的科研基金，每年中医儿科都有10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标，研究领域涉及儿科各个系统疾病，大家从临床中找到中医药的切入点并深入机制探讨。其他基金项目也都有中医儿科学者的参与，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呈现，推动着中医儿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我的弟子孙丽平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有关中医药减少儿童细菌感染性疾病的示范研究，更是证明了中医药可以有效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和耐药，而且证明了不同于西药的抗菌作用机制，更是彰显了中医药在治疗儿科疾病中的非凡作用。
▲ 1974年 全国中医儿科教材编写留念
最后，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关键，仍在于人才培养。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发展中医事业的政策支持下，从中医进修学校到中医学院，采用现代高等教育模式培养中医，逐步建立完善了中医学包括中医儿科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临床见习实习、考核考试等教学体制，近些年多所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中医儿科专业的招生，以及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说明中医儿科多层次、多形式人才培养的格局已经形成。我期望能将传统与创新结合，院校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结合为基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守正创新，持续培养新时代中医儿科学人才，将中医儿科学学科建设得更为完备。
崔为：作为一个西学中的儿科大家，您如何看待现今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中医今后该如何发展？
王烈：中医学在我国历史悠久，形成体系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中医学能够传承到今天，说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人民大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西医学是在科学发展的条件下迅速建立起来的现代医学，大约在明清时期进入我国，清末以后在我国发展迅速，形成西医体系，同时也加快了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救死扶伤的事业上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根据我国存在两种医学的实际，国家倡导中西医结合，采取西医学习中医以及中医学习西医的措施，我就是国家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员，我对现在中西医结合、西学中和中学西等几种医学生培养形式在今后的走向方面颇有感慨。
中医的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系统理论和辨证施治的体系在经年累月验证行之有效后成了治病法则，就很难去更新改变，它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很难和西医结合，更谈不到从结合到化合。西学中这一派人数不多，但国家初衷是好的，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西学中的人要过中医的文字、文词、文理等这些关卡，不容易，学了之后，继续从事西医的也大有人在。因为先学的西医，学中医就容易三心二意了。说到中学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进修教育，特别是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培养的中医师，已经按照西医课程和中医课程三七开的模式培养学生，多年下来证明是成功的，培养出来的学生仍然姓“中”，但是基本上也具备了现代医学知识。中医学西医，一是时代需要，二是自身发展需要，所以学起来大多是一心一意的，西医接纳中医药不容易，但中医兼用西医药顺理成章。所以在中西医并重的时代，以中容西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医容西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在教学上从培养中医开始就将西医的生理、解剖、诊断、手术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中医的基础课程，极大地拓宽了中医诊病视野以及治疗范围。以儿科为例，哮喘病中医治疗有优势，一旦出现危象，用西法救治一时有何不可？中医不做，病人也会自求西医作为，中医取用自己不足的措施，不会减中医的特色，而是增加中医之光。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3年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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