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越发展，死刑问题越成为社会焦点。在中国，死刑存废之争或许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但承认并尊重死刑犯的应有权利，在死刑执行过程中融入更多的生命伦理因素，当是文明社会的共识。
死刑犯的权利，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社会问题，从人们近来对“刑前会见权”的关注可见一斑。记得很多年前，四川资阳的张某因制造冰毒被判死刑，媒体报道他死前唯一的愿望是和妈妈合张影，但因为“不符合看守所规定”被拒绝。当时读到这则新闻，心中的感觉是冷冰冰的，一种说不出的苦楚。若干年后，我再次从邱兴华案中感受到这股心绪。当身负11条人命的邱兴华临刑时，不知道他的内心有没有想过见见自己的妻儿，但对其妻何冉凤而言，未能见丈夫最后一面的遗憾或许终生都难以抹平。
在现行保留死刑的法律框架内，死刑犯当死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而死刑犯如何走向死亡则是另外一个正当性问题。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不应缺乏对生命伦理的关怀。因为对待死者的方式，更能折射生者对生命的态度。正是这种生命的伦理，构筑起我们关注死刑犯权利的道德根基。
从人性的最基本情感出发，死刑应当在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条件下执行，这种可接受的条件即是合乎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基本生命伦理。最近“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之一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事件，之所以引起网民如潮关注，并非他们主张废除死刑，而是对死刑执行中漠视生命伦理感到不满。在人们心中，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临刑前见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代一下后事，乃是他们及其亲属感情上的最后需要，也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在人性认知的范围内，一个将死之人与家属见“最后一面”，具有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天然正当性。
遗憾的是，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这不仅没有明示“刑前会见权”，反而易将司法机关导向行刑后而不是行刑前通知家属。2007年3月11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这一解释相对比较合理，确立了法院在送达文书时的通知义务，为安排会见预留可能的时间。但在2012年12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3条中，则又将告知的时间模糊规定为“执行死刑前”，并且对是否通知近亲属以及如何通知缺乏明细规定。其结果是容易带来法院在行刑验明正身时才告知，对近亲属则退回到之前的执行死刑后才告知。
在公民与国家的法律契约中，即便死刑的合法化意味着公民将生命权托付给了共同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有尊严地走向死亡的道德权利。作为一项不证自明的天然权利，死刑犯的刑前会见权不能指望司法解释，而应当通过刑事诉讼法予以明示，增加“死刑犯和家属临终告别”及“家属获知执行日期的知情权”等内容。让死刑犯刑前会见家属，能够让死者得到最后的慰藉，也让生者心灵归复平静。(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