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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李永春儿童散文
《雷坞村的记忆》书稿
“双抢”记忆
童年是写作的富矿。
写给爱阅读、爱写作、爱生活的小读者
——李永春
“双抢了！请各大队、各生产队做好准备，确保双抢顺利进行……”听到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地播放着“双抢”的内容，我知道第二天整个公社的大部分生产队就要进入农民最为繁忙的季节了。
广播里传出的是陈明珍的声音。她跟我妈一个姓，我叫她阿姨。她曾经来过我家，我也跟着妈妈去过她当时公社里的宿舍。她的声音出现在喇叭里，我就会很自豪地对小伙伴说：“听到了吧？这是我阿姨的声音。”
在水口公社，我父亲的姑父也在那里工作，人们都叫他“蔡股长”。我只知道他解放前就当兵，解放后转业到了这里，和我姑婆成了家。我见过他的一张穿军装的照片，挎着一把盒子枪，很威武。那个时候，我总想听他给我讲打仗的故事，但他总是淡淡一笑说：“打仗是要死人的，这有什么好讲的。”我的姑丈是山东籍人，长得很威武，但十分的和气。他更喜欢养点花花草草，还喜欢我家自留地上种的玉米。也因为这个关系，公社里我还是去得比较多的。
明珍阿姨平时就放广播，很少在广播里说话，除非宣读通知，而“双抢”就不一样了。
对于第一次参加“双抢”的记忆是七岁了。这个时候正好又是暑假，孩子们不用上学，作业也少得可怜。之前的“双抢”，我和妹妹、弟弟都在家割草，用于做猪肥料。我们三个都有硬性指标，上午、下午每人各一担，但篮子的大小却不一样。其余时间尽管可以自由活动，但却很少能找到玩伴。村里的爸爸妈妈都要参加“双抢”，早晨5点就出发，晚上8点后才能回家，去的时候还要拉一车猪肥去九里路的无池里。
雷坞村有2个生产队，田都在无池里。无池里到处是田，还有的属于别的大队和别的小队。所以，双抢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
雷坞村属于半山区，是自给性质，生产队的田不是很多，但不用交余粮只交公粮。尽管如此，孩子多、公分少的家庭，粮食来源还是非常紧张。
父亲连夜开始写稿，大概是雷坞村“双抢”的打算和动员情况，第二天一早还要送到公社广播站。我的父亲是公办转民办的老师，三年自然灾害精简下放到了我妈妈的村。父亲教书拿钱，干活还有公分，“双抢”期间的除了挣公分，还得给公社广播站写报道。我的父亲，当时是公社有名的语文老师，公社干部都认为他的文章好，写报道责无旁贷。
我的妈妈是响应号召提前毕业的师范生，毕业后就回村劳动，能成为公办教师，那是落实政策之后的事。
晚上，我开始走村串户，打听小伙伴们谁参加“双抢”，或打算干点什么。弟弟当晚也蠢蠢欲动，在腰围里插了一把镰刀，嚷嚷着要去割稻子。不过，我的父母没有同意，他被安排跟着外婆守村看家。
由于激动，睡得比平时晚，第二天我和妹妹都是要吃早餐了，母亲叫了两次才醒的。早餐吃的是干饭，菜是自己家腌制的萝卜干。
出发了，我和妈妈一个车，妹妹和爸爸一个车，拉的就是猪肥料。父母早就把两个车给装满了，另一个板车还是借来的。
父母在前面拉，我和妹妹跟在车后，因为下坡较多，步子还得紧跟板车。当然，只有很少的上坡出现时，需要我们在后面推车。
大约1小时，我们就到了无池里了，把猪肥料卸在田边。9华里的路其实比走路还快，大部分时间是“跑”的，因为下坡多，板车会有惯性，借着惯性会省很多的力气。
过了一座桥就是生产队的几间房子，有仓库、厨房，也有猪圈。桥那边是下小队的集聚区，桥这边是上小队的集聚区。上小队的房子是我由我外公常年驻点看守。
“双抢”是“抢收抢种”的简称：农民要抢着时间把成熟的水稻进行收割，还得抢着时间在收割后的田里种上晚稻。这样，水稻田可以一年有两季的收成。在那个粮食紧张的年代，也不知道谁发明了跟水田抢粮食的办法，一年可以早、晚两个品种。
大家都集聚在水泥操场上，等待着队长先收割那些田的命令。队长是我堂舅，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办事利索。这似乎是所有生产队长的习性和条件。
很快堂舅已经在所有的田转了一圈，手里还捧着一些稻谷。明显已经成熟可以收割的田，他是不会采样的。他把手掌摊开，听取大家的意见。因为，他手掌里的取样稻谷，他也拿不定可以收割，还是要等些时间。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后，生产队长很快就做出决定，然后报了一串数字。
父亲已经去公社送广播稿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参加劳动。
这么一大片连在一起的稻田，有大有小又没有名字，光凭队长的一串数字，大家就知道指的具体是那块田了。在队长和很多男子，他们都能记住每一块是几亩几分，就像熟悉全村的每一头人头一样。
开镰了。没有任何的仪式，也不需要分工，大家就开始跑向田间。女人和小孩的任务是割稻；老人开始在谷场做些蒸谷和摊晒的准备；男劳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打稻。插秧的工作要在第二天开始，所以傍晚还会分出一些人从事插秧前的工作。
到了田间，稻穗金黄金黄，沉甸甸地点着头。舅妈让我们小孩子收割旁边的一块小田，而女人们却整齐地在一块大田中散开，接着便顺序地弯下了腰。我们几个小孩，也学者大人的样子开始割稻。此前，我们已经接受过简单的培训，最重要的是刀口向下，不然很容易会割到自己的手上。当然，也不是一棵一棵地割，女人们手掌大，一般一刀就是3棵，而我们都是2棵。左手摊开放在稻穗的腰部，右手的镰刀钩住前一棵的底部，前一棵的麦穗就会靠过来，左手一下捏住2棵，右手就可以用力割了。割稻的速度除了取决于动作的熟练，还在于腰躬着的时间长。如果感到腰酸，你直起来喘口气，那么，后面的人就把你抛到了老远。
要割的稻田，这时候水已经被专门的放水员放干了，即使有也只是浅浅的，将大大提高割稻的速度。
很快，女人们的大田割完工了，接着我们的这片小田也完成了。当我们又选择的新的战场时，男人们已经将打稻机扛进了已割的田里。打稻机被一个四周围起来的大桶围在前端，后端还得有人把稻谷装入箩筐，还有2个男人担着箩筐从事运输，把稻谷挑到谷场。
“双抢”其实是“抢收抢种”的简称。这段时期也是农民最辛苦的时间。 双抢的时间紧，跟时间赛跑。这个季节还会有台风不期而遇，若遇上台风，植株倒伏，收割困难；熟透了的谷粒容易脱落。这个季节还怕连续几天大雨，湿的稻谷容易发霉发芽。插秧要抢在立秋节之前，据说节前插的和节后插的秧，长势会不一样，收成也不一样。
整个“抢收”程序其实是一场人工的流水线工作。稻田割到哪儿，打稻机就会被拖到哪儿，割、打（脱粒）、蒸、晒、撒肥、犁田、插秧几乎是步步紧跟。
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一切都停止了，人都一个个跑向食堂。我的腰几乎直不起来了，动一动就疼。这时候，听到田头水泥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父亲写的雷坞村进入“双抢”的报道。在我不经意间，父亲其实早就在打稻组干活了。
这中餐吃得真是美啊。尽管是咸肉烧冬瓜，咸肉也是很少很少，但由于肚子早饿了，吃起来特别的香。
大人们开始跟我们小孩开玩笑，问我们累不累。我们说，累还好，就是有点腰酸背疼。大人们又嘻嘻地笑，说，小孩子是没有腰的。
我把镰刀插在腰间，故意说，我的镰刀找不到了。
大人齐声地说：“镰刀不是在你腰上吗？”
小孩们也齐声地说：“我们没有腰，腰在哪里？”
为了照顾我们的“腰”，下午，队长改变了我们小孩的任务，让大家到田里去撒肥料。这个活儿其实是不怎么费力的。田里已经开始放水，我们用叉子把肥料在田里撒均匀。撒完一块田，拖拉机就进来了犁田了。
拖拉机是下小队来帮忙的，犁几块田就得回自己的队。我们上小队没有拖拉机，使我们对下小队羡慕不已。这也是“双抢”第一天我们上小队比下小队提前一小时开工的原因。据说，晚上下小队的拖拉机还会来帮忙。因为，所有已经被收割的田，第二天要进入“抢种”了。这也意味着，第二天还会分出人参加到插秧组。
生产队的两头水牛也加入到了犁田，由两位男人负责。这个活儿还有点技巧，不是所有男人就会。拖拉机和牛各干各的。
下午，我们尽管还是很累，腰酸背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但我们都觉得这是队长对我们的奖励。大家都很卖力，干得也很欢快，甚至中途都没有休息，很快就把可以撒的肥料给完成了。
我们商量后又去参加男人们的打稻组帮忙。这时候，打稻组的男劳力已经少，了好几位，有的不知道去那里拉公社统一培育的秧苗了，加上去了犁田、放水等。看到我们的到来，男人们改变了方式，由4位男人固定在机器旁脱粒，我们接龙地交递着一把把水稻。
打稻组的效率提高了，我们几个小孩也收到了表扬。
父亲笑嘻嘻地对我们几个小孩子说，要把我们的表现写到报道里去。这下，我们的劲就更大了，一直干到天黑才回雷坞村。
第二天，我没能继续参加“双抢”，全身胀痛得厉害，可能是母亲心痛我，也就没有叫醒我。之后，正式参加“双抢”那是已经上初中了。中学生已经能顶半个劳动力了，“双抢”不参加是说不过去的。
第一次参加“双抢”，不仅仅是一次吃苦的锻炼，还是中学之后的一次提前演练，更是我这一生首次亲近水稻。在这一次，我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来的。那一次，我腰酸背痛了整整一个晚上，但记忆和细节却一直留存在我脑海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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