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惯于崇奉斯密，以为斯密之前缺乏成熟的经济学，此乃大谬也。经济学作为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一门实用学科，在古希腊哲人及中世纪经院学派那里早已萌芽破土，该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定型，在斯密之前便告完成，主要是在重商主义者手中实现的。当时在南欧和西欧地区，发生过一场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革命，这是拥有充分证据的确凿史实。
重商主义经济学革命首先体现为经济类著作的激增。《国富论》出版前的两百年里，英国等地已涌现数量惊人的经济论著。据18世纪英国一经济学家兼文献家所编书目，英国经济领域发表于“1557－1763年间的作品接近2400种”，况且“一些相当知名的著作未列其中”，仅该专家“本人便收集到1500种书籍和小册子”。研究表明，英国“在1662－1776年肯定已拥有最高质量和品位的贸易、商业、政治经济学作者”。特别应指出，其中大量作品属于重商主义流派。据专论13－18世纪英国早期经济学的著作所示，该时期“为后人留下了庞大且多样的系列性传单、文稿、书册及其思想”，而“重商主义是早期英国经济学非常重要的部分”，堪称“那个时代的主导理论”。
经济类著作的激增同样发生在法国、德国等地。“从16世纪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总共出现了约25万种含有可称为'经济’内容的法文著作”。其中，“数以千计的著作在讨论国家财政、货币、农业、税收等问题”，在学术体系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已展现较高的专业性。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经济著作甚至更具重商主义色彩，因为它们“以国家政权和自给自足为关注焦点”，开创了“政治经济学”之先河。在德国，一份有关官房学派的文献目录即“列出了大约14000种书”；此外，“18世纪仅在德国注册登记的登载经济文献的报纸和刊物先后有170家”。众所周知，“官房学派”出现于16－17世纪，到18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治安、财政、经济在内的学科体系，通常被视为“德国版重商主义”。
当然，论著数量的激增本身尚不足以构成一场经济学革命，更关键的是内容的革新。据经济思想史家定义，一场经济学革命应具备四个标志：一是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标；二是展现了新的研究志趣；三是创立了新的理论体系；四是采纳了新的实证方法。参照之前概述的重商主义基本主张，以此四点作观察不难发现，重商主义完全够得上一场经济学革命。
其一，重商主义顺应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大势，鲜明地提出了其压倒性政策目标，即如何经邦济国，特别是如何通过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对外征服等综合手段，实现本国的富强安定，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政策目标其实确立了一个于今也未失效的新范式，一言以蔽之即“经济民族主义”。这种以“经济”为重心、以“本国”为标尺的价值观开辟了现代世界，至今仍是各国的通行坐标。回望数百年来的人类现代进程，对于这一新范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且不论这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无论如何高调评价恐怕都不为过。
其二，重商主义逐步摆脱了原有的泛道德主义体系，展现了专以经济为对象的新研究志趣。“经济现象本身，包括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首次被认为值得专门研究，也即不再被单纯视作伦理或法律探讨中的附带研究对象”。具体而言，之前人们多关注财富的分配问题，现则集中讨论财富的生产问题；之前的考量标准是道德正义，现在的关注焦点是经济利益，物质私利追求作为新行为准则已获得广泛认可；之前的话语主体是伦理说教者和社会改良者，现则变为工商者和治国者；之前典型的表达方式是讲经布道和学理申论，现在已变为技术条陈和务实策论；此前论辩的对象基本上是农业，现在多已变为商贸与工业。
其三，重商主义因应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针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尤其是开始把经济当作一个统一的系统加以考察。他们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客观性，其核心就是市场机制，价格、工资、地租、利率、汇率、币值等各种变量本质上无不反映了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有鉴于此，重要的是去揭示这一经济世界的运行原理，正如当时天文、物理等学科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运行原理一样。重商主义展现了这一理论倾向性，“如今阅读其文献的任何人都不难发现，他们力图雄心勃勃地创立用以指导财富创造及分配的基本原理”。
其四，重商主义在对经济实务的专业化论述中，也以当时已经盛行的培根式“实证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以事实为立论依据，以逻辑为推导工具，“米塞尔登、孟，后来还有配第、达维南特等作者，显然受到了应当理性看待事实与论点这一态度的影响”。其对贸易差额、国际支付等问题的阐述务求立足于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当时对贸易盈余的计算、对币值与汇率的细究，以及作为“政治算术”之统计学的确立等，均反映了新方法论的风行，也指明了经济学的未来演进路径，这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重商主义也大有建树，足以“革命”名之。史家承认，1550－1750年间，“凡涉及人类几乎全部经济活动的思想都已得到播种”；当时已“成就巨大，以致现代讨论中任何有价值的论点，几乎没有哪个未曾被该经济科学第一阶段的作者们明言或暗示”；“以后将成为并向来是政治经济学持久核心的那些问题，随同由这些问题的方法、理论、政策而产生的大多数经久不息的对立观点，都可发现已在该阶段的著作中开始被人探讨”。例如，G. 伯克利关于供求表的表述，蔡尔德关于交叉弹性的观点，巴贲关于效用的观点，马利内和米塞尔登关于资本市场有用性的观点，丹尼尔·笛福、乔赛亚·塔克、马尔基·波斯特韦特关于消费乃全部经济活动之目的的观点，都远在斯密之前已经提出。以配第为例，他已论及地租、机会成本、乘数效应、劳动价值论、需求和价格弹性、人口的资本存量属性等命题，并提出了扩大就业、建立统计学、实行个人所得税之类建议。
概言之，重商主义在诸多方面的论述具有重大先导意义。在堪称重商主义突出遗产的贸易保护领域，幼稚产业论点、国防例外论点、支柱产业论点、自给自足论点、就业优先论点、乘数效应论点都已一一提出。“现代保护主义者通常使用的大多数论证在重商主义时期即已存在”。其中就包括1980年代起风靡一时的战略贸易理论，据分析，“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观与战略贸易政策的文献所展示的看法如出一辙”。同样，在迟至20世纪再获重视的宏观经济学领域，重商主义者早就深入研究了总产出、货币总量、价格水平、就业规模及其诸多影响因素，他们关于国家干预、贸易保护、独立自主、进口替代、工业赶超、非经济因素之作用等问题的论点，尤有超前性、启发性、务实性，与自由学派这方面的长期缺失适成对照。在微观经济学领域，重商主义者就价格机制、自由市场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细致分析，他们的诸多理论成果，如供求函数、价格弹性、交叉弹性与收入弹性、机会成本、后弯劳动供给曲线、实物与货币利率的等价性、相对报酬率改变下的资源再配置，等等，为之后的微观经济学准备了必要的分析工具。
史家据此承认，“无论多么粗略地考察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可看到，对于国家生活的经济面所作的研究，在17世纪已经取得了何等巨大的进步”；“到18世纪中期，对市场过程的分析，包括供需关系如何规范工资、租金、利润等问题的分析，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一步的结论是，恰在这些重商主义著作中，“'一般经济学’首次具有了独立的形态”；重商主义时期乃“经济学作为一个'现代’专题得到发展的定型阶段”。此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反过来也证明了重商主义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具有的革命性。
当然，重商主义者主要面对迫切的实践问题而在努力依据常识，合理地作出说明、提出论点、贡献建议，加之相关的分析工具尚积累不多，所以，按今人标准，其经济分析难免缺乏周密度，但不能因此而抹杀其理念上的革命性及早慧性乃至深刻性。熊彼特就指出，“有些重商主义作家对就业论点研究得很深，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实际上达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水平”。凯恩斯本人则论道，重商主义者其实早已抓住了日后被自由学派所“忘掉”和“涂抹掉”的那部分“明智之道”；“我想做的，是要把公正还给以往百年中被古典学派视为弱智的那个思想派别，并尤想表明，我确实不是那么伟大的一位创新者，除非与古典学派相对照。古典学派前早有重要的先辈，我不过是在向那个拥有常识判断力的久远传统回归而已”。重商主义作为经济学革命的史实于此可见一斑。
《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
[瑞典] 拉斯·马格努松 著
梅俊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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