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刘文英先生是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哲学家。他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传统精神哲学的内容，具有开创的性质，同时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充实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他破解了一些精神现象的“神秘”之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梦说的成就，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他批判地汲取了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合理因素，架构了具有中国人自己理论特色的精神“太极图”，并以此来说明意识与潜意识阴阳合体的精神结构，进而探索出精神系统的新模型；与西方哲学展开了建设性的对话，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精神哲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意识
一.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
“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是一个横跨多个人文学科、综合性的课题。由于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是人类思维与文化的源头，“原始思维”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原始文化”也拥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可谓“漫长”。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探索不是仅靠介绍、注解、或发挥西方某些学派的观点，就能说明问题；而是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证。刘文英先生对历代西方著名学者的工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同时把研究对象严格限定为原始人的思维与文化（或人类在原始时代的思维与文化），并有意识地同西方人展开了对话。他所说的“原始时代”即考古学中所确定的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他所说的“原始人”即古人类学所确定的早期、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氏族社会的晚期智人。这样的限定，就克服了西方研究者因其任意性、相对性而造成的模糊性及种种混乱。
在探讨原始思维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方面，刘文英先生首先从系统科学的"内反馈"[1]对"思维"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科学地揭示了思维发生同工具性生存方式的内在联系。其次，把石器工具作为原始人思维活动的外化和物化，以其制作方式，将其演进划分为"意象－动作"、"意象－意象"和"意象－概念"三个历史阶段，并把三个阶段划分为意象混沌、意象联想、意象推演、意象建构、意象符号以及简单概念的不同水平。再次，指出原始思维的基本要素是意象而非概念，分析了意象把握对象的特殊方式，区分了个别意象与类化意象、个体意象与集体意象以及实象、灵象和情象。认为原始思维操作的基本方法是意象的分解与组合、抽象与概括，其具体方法都是意象性的。复次，提出“原始思维没有明显的、严格的、稳定一贯的逻辑结构、但又有一种潜在的、不严格的、不是稳定一贯的逻辑结构”[2]学说。最后，提出"自我体验模式"，认为它在原始思维中不自觉地又非常突出地发挥着作用，原始人正是以此同化对象信息而把对象人格化。
二.精神“太极图”架构
在对精神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刘文英先生用“太极图”来标识精神系统的模型，说明精神系统的结构[3]。指出精神大系统具体由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子系统构成，按照中国哲学对于阴神、阳神的划分，意识子系统的活动是自觉的、显现的，在太极图结构中的地位和属性是“阳”性，潜意识子系统的活动是不自觉的、潜隐的，在太极图结构中的地位和属性是“阴”性。意识子系统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并特别注意到：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区别和联系；潜意识子系统也有自己的内在结构，也应注意对象潜意识与自我潜意识、个体潜意识与群体潜意识的区别和联系。精神大系统的活动则是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体，其结构是“负阴而报阳”的阴阳合体。在这个合体里，阴入于阳而阳入于阴，阴中有阳而阳中有阴，千万不可将阴阳两个子系统截然分开和对立起来。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刘文英先生对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三层结构模型，指出：弗洛伊德用“本能”说明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潜意识带有非理性、冲动性、无道德性、反社会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非语言性等特点，是心理活动的深层基层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并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4]）是原则性的失误：“当然，潜意识概念的建构，并不是从弗洛伊德头脑中迸发出来的，它首先有漫长的文化积累作为思想准备。……但是，弗洛伊德把潜意识同所谓‘本我’的原欲联系起来，认为潜意识只是人们内心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而这些欲望和冲动则来自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他的这种解释则很少有人无保留地赞同，以至他的门生或继承者也为此而与他分道扬镳。现在所谓新精神分析学派，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大的修正。”[5]所以，弗洛伊德所谓“前意识”也并不能真正够成一个稳定的基本层次，他所谓的“本我”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自我”、“超我”的现实主体也不明确。同时，刘文英先生对荣格的“集体潜意识”也作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所谓群体潜意识，就是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潜意识内容和相关的潜意识活动。它包括荣格（G·G·Jung 1875-1961）发现的“集体潜意识”，又不限于他所谓的“集体潜意识”，而是一定社会群体在其长期共同生活和互相交往中，一代一代历史积淀下来的那些深层的思想观念及其心理结构”[6]对于人类的认识来源，他指出：“古代的人类，无论是对时间的认识，还是对空间的认识，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都是对客观对象的时空特性、形式和结构的一种反映，并不是头脑或心中先天固有的，也不是主观随意创造的。”[7]
对于精神“太极图”的形成，刘文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a混沌天元图、b太极图雏形、c太极图成形。如下图所示：
（a）所表示的是，整个圆面是模糊的、混沌的，但其中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表示的就是自觉意识。人类的意识活动由于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所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亮点。随着人类生产活动和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的主体性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目的也不断的明确。图中用深色表示人类原有的潜意识活动和过程，用浅色表示新形成的自觉意识活动，前者原来在前台，现在被后者日益挤压到背后，后者由原来的弱小逐渐变得强大，从而占据了前台的位置。（b）所表示的是，虽说早期人类已经出现了自觉意识，但是整体来说，原始人类的自觉意识水平是比较低的，意识和潜意识在不断的分化，这个分化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c）所说明的是，随着意识与潜意识的分化，人类的意识与潜意识在交互作用中发展成为两个小系统，它们互相贯通成为一个整体，构成人类的精神“太极图”。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意识与潜意识互相活动的基础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并在这样的重复活动中不断地摄取信息。由此，刘文英先生指出：“……弗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家也从未注意过。他们喜欢把意识比作海面上的一个小山头，而潜意识则是海面之下看不见的山体和海床。在这个比喻中，只是片面地强调从潜意识上升为意识的过程，而对意识积淀为潜意识则视而不见。结果，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把意识归结为潜意识，从而把整个精神系统归结为潜意识的系统。”[8]
三.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
从刘文英先生先后出版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的梦书》（1990年，中华书局）、《精神系统与新梦说》（199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梦与中国文化》（2003年，人民出版社）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由对“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入手，由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研究，把视域从梦文化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的探索历程。当然，中国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不仅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发展轨迹，而且在形式上也不同于宗教、哲学、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它不是以一种‘凝聚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而是以一种‘发散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梦文化的这种‘发散态’的形式，较之其他‘凝聚态’的精神文化，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由于梦的主体、梦文化的主体同时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主体，这种渗透与作用是如此方便与自然，几乎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9]
中国古代的梦书很多，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史志目录在“数术类”或“五行类”中均有著录。对占梦迷信进行记载的历史书籍主要有，《占梦书》、《解梦书》、《周公解梦》、《梦林玄解》等，《汲冢竹书》中战国时代的竹简梦书，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在甲部、乙部也有内容相近的两个《梦》篇。但这些著作在具体剖析占梦术中，富有极大的蒙昧性和欺骗性。正所谓：“占梦是一种迷信，占梦之书自然也是一种迷信之书。但是，许多人由于对梦有一种特别的神秘感，并不真正了解占梦之为迷信和梦书之为迷信之书。”[10]对于这些浩繁的史料，刘文英先生运用科学客观的态度，采取批评分析，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在对古代占梦过程的形式研究中，触及到梦的性质及其活动机制的诸多方面。进而指出：“梦是人体的一种很特殊的精神现象，因而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人对梦的思考，属于人对自身的一种‘反观’，因而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认识。”[11]并且指出，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而且也说明了我国古代的心理学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迹，这个轨迹就是刘文英先生指出的占梦理论的两条线索：一是把梦的活动看作是“精气动也”，二是从“天人关系”来说明占梦的依据。
对于梦的探索，刘文英先生认为：“梦的探索不同于梦的迷信，它反映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精神。……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探索，完全是凭借和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因而中国古代的梦学有自己特殊的思路、特殊的范畴与特殊的理论。”[12]对于梦的生理病理原因与机制，归纳出外感说、内感说、感变说、脑气说；对于梦的精神心理原因与机制，概括为六梦说、存思存想说、情化往复说、魂魄说、心感心动说、识运不停说；在考察生理与病理两种梦因的关系与联系时，对乐广的“想”、“因”两个范畴也作了新的解读。“想”有欲想、思想、想念、想象多种含义，均与外物、外事直接有关；“因”以想为基础，是指由此及彼的心理联想，只限于内心活动，与外物、外事直接无关。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梦说的伟大成就在于不同于西方哲学、心理学的特殊思路，而是把阴阳观念引入精神系统，用阴表示现代所谓潜意识，用阳表示现代所谓意识，由此所看到的不是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与对抗，而是二者的统一与互补。他的精神“太极图”，就是受此启发而架构的。
此外，刘文英先生认为，梦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有影响。诸如，在中国语言文字中，汉字“梦”字初形本身就凝聚着重要的历史信息。汉语有关梦的词语系列，不但纵横很长、数量很多，而且内容十分有趣；在中国宗教信仰中，梦魂观念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也是道教、佛教信仰的心理基础。道教、佛教既同占梦迷信互相渗透，并且各有自己一套梦说，虽然受其信仰的支配，但也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梦的理解涉及到天人之际、形神关系、有神无神、道德修养、人生价值等许多问题。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不仅重视梦的生理病理机制，而且也重视梦的精神心理机制。关于病梦的诊断与治疗，始终是中国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形成一种传统，这在西方医学中是没有的。梦的问题直接就是心理学的问题，梦的探索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心理学的发展，并有不少重要的发现。总之，梦在中国文化系统或网络中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我们认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唐君毅的心灵境界说，吸收和利用了传统精神哲学的思想资源，值得充分重视，但其他问题少有论及。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评论，说明传统精神哲学急待诠释与解读。目前的心性问题研究，同精神哲学有直接的联系，但很少有人着眼于精神问题的分析。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精神哲学，除刘文英先生外，至今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而他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开展中西哲学对话，在实践上有助于人的精神修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刘文英先生站在人类现代认识的高度上，运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历代哲学中的精神问题与精神理论进行归纳与梳理；运用历史的方法，对各种思想、观点的源流演变、论旨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与分析。在鉴别考证史料的基础上，着重义理辨析。特别是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比较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在具体研究中，注意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文本解读与思想诠释相结合。所以说他对精神理论的研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旨趣，不仅是单纯就精神研究精神，主要在于精神提升、精神完善、精神超越。
刘文英先生对于思维和精神系统的研究，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传统精神哲学的内容，具有开创的性质，其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充实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其次，他破解了一些精神现象的“神秘”之谜，解放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再次，他挖掘出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与西方哲学展开了建设性的对话，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精神哲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最后，通过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精神修养和精神境界的积极内容与历史经验，有助于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许多精神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现代科技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不断富裕条件下人类普遍遇到的一些精神问题，诸如精神生命的安顿、人格理想的确立、精神修养的方式等，由此可以充实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推动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正如他自己所说：“儒家文明是古代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与现代形态，既是古代儒家文明传统在现时代的继续，又是在现时代对儒家文明的历史超越。中华文明体系作为整个世界文明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资源不但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他在历史上曾为世界文明作过重要的贡献，在世界文明未来的发展中将继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3]
常裕，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山西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1]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3]刘文英《精神系统与新梦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4]扬鑫辉《新编心理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5]刘文英《精神系统与新梦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6] 同上，第70页。
[7]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8]刘文英《精神系统与新梦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9]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自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0]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梦书概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页。
[11]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2]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13]刘文英《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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