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历史】：读千卷书之第270本—每天1分钟读1本书

今天分享中国史书籍的第二十九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没有财政制度，只有效率低下的管理。这是16、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所决定的，这种保守性却是当时这个庞大帝国政治集中的必然结果。

一、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一个中枢机构来管理帝国的财政。所有具体的行政事务都要皇帝参与。这一先例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他曾在8天的时间里就收到了1660份奏札，计3391件事。

杨廷和（1507—1524年在任）在嘉靖皇帝即位过程中在朝廷中实施了一项严厉的节省计划。还有泰昌、天启朝的叶向高（1607—1624年在任）曾策划发内帑白银700万两以弥补国库亏空。有理由相信，阁臣在实施深得人心的政策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能够起到很大作用。

明代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使宫廷与政府密不可分，其基本原则是国王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这一点与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相通之处。官员一直反对宦官贪得无厌的奢侈性要求，但仅有几次皇帝会站在官员一边。这种斗争与掌管内库的宦官的既得利益混在一起，成为明代后期税收无法完全折成白银的一个原因。

二、明代的货币财政。根据北宋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要想保证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必须保证每年要铸造20亿到30亿文铜钱，也就是每人每年大约要有50文新钱。而明代铸钱数量不断波动，从来也没有接近这一水平。同时，明初铸造的许多铜钱又流失到海外。郑和的远洋探险行动输出的铜钱还无法确知其总数。同时铜钱也被赏赐给外国的使者。1453年，仅仅日本的朝贡使团就运走了50118000文铜钱。然而，当时的明朝，国内市场铜钱的流通还没有合法化。

嘉靖铸钱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明史》宣称1553年政府的铸币厂铸钱总数达950亿文，这条材料来源于《大明会典》。著名的中国货币史研究权威彭信威指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数字“在事实上不可能”。

明代任何时候都没有将白银宣布为官方标准。国家仍然以粮食的石数来作为基本的财政单位，为了保持帝国财政体制的同一性，地方官府也只能如法炮制。

三、王朝周期循环理论。大多数历史性问题都已根深蒂固。我们知道，如果不参照都铎王朝的改革就不能理解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法危机。最近已有历史学家认为明治时代的日本事实上是与德川幕府时代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明代财政的历史必须作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因为政府既要避免周期性的重组，又不能将各个部门截然分开，财政机构事实上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是不断变化生长的。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他在其最有影响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强调了明清两朝。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

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确实是中国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也并非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入侵者代表着一种新的封建反动力量，他们在初期压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发展。其实，新王朝最大的过错是过分承袭前朝，完全漠视了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对明朝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