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科，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之一。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学就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所有学科的王冠：“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
然而，与政治学的崇高地位相比，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受到其他学科影响，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却相对较少。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源于法学的）机构与制度研究方法，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途径、经济学分析途径、心理学分析途径等。大量原本是其他学科为解决自身关键问题而设计的工具和方法都被引入政治学，比如来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主义、来自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来自人类学的文化主义、来自统计学的分析方法等。一个如此重要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却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如此尴尬的处境该如何解释呢？
学科处境的焦虑
现代社会科学三大基础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虽然位列其中，但似乎缺乏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经济学相比，这种尴尬处境就更加明显了。学界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用以比喻经济学大肆扩张及其对社会科学其他各学科的入侵。经济学创造的诸多概念、理论与方法经常可以轻易地平移到社会科学各学科，占据其他学科的“领地”。在这方面，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入侵”尤为明显，经济学家用寻租理论来解释腐败问题、用理性选择主义来研究政治转型、用市场竞争理论来研究选举、用公司理论来研究政党等，这些研究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
如果说“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经济学的强势地位有关，而这种强势地位又源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性与主导性地位，那么又该如何解释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入侵”呢？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除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剩余部分”。尽管如此，社会学的很多理论却被引入政治学中，如结构理论、精英理论、集团理论等，而政治学对社会学的渗透却较弱。与地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相比，情况同样如此。政治地理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等学科的核心方法来自于地理学、心理学、传播学，而不是政治学。这样的处境不免会给学习与研究政治学的人带来困惑甚至焦虑。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输入多而输出少，这种不对等的根源在哪里？
独特命运的根源
要理解政治学的独特命运，需要从政治本身说起。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在任何社会都处于枢纽性的中心地位，是社会不同部分的交汇、融合之处。一句话，政治并非孤立地存在，“在现存世界中，它与历史、文化、法律、经济生活和总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
政治本身的公共性致使政治与其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交织互动，这种复杂的交织互动恰是众多学科与政治学得以交叉的现实基础。基于此，其他众多学科对政治学的研究领地提出权利要求，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政治的公共属性所带来的必然要求是，即便是专门以研究政治现象为主的政治学也不能享有对研究对象的垄断权力。正如政治学家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所说，“政治学不能，或许也不应当能够断言它有研究政治的独断权力；其他学科时常进入并深入渗透它的领域。但同样明显的是，'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
学科开放的优势
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观察到，可以从人类网络的视角出发理解与衡量个人权势和影响力，“人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变得更加重要——在网络中显得尤其突出——即成为关键的连接点或者说协调人。某人可以成为相互不认识的人们之中的桥梁或中介，使他处于协调他人行动的独特位置，从而获取居间好处，强化其权势”。如果将整个社会看成由不同网络组成的一个系统，那么，政治就处于中心节点的位置。政治的中心性带来了联结性与开放性，也带来了政治学的开放性，进而构成了政治学的独特优势。
因此，政治学家应保持乐观，并坚持开放的立场。“既然政治科学是或者可以是，人类个体或集体自我实现的最高形式的领域，那么就可以要求其他学科在适当的时候为这个目的作出贡献，而且不是在小打小闹的基础上……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后辈学生，我们这些政治科学家像我们在其他方法论领域的前辈一样，有权利使用与政治科学有关联的数十个学科中'一切对我们的实质性问题和方法论目的有帮助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并非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比较方法日益成为政治学的看家本领，在政治学中获得了最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最广泛、普及的应用，以比较方法为依托的比较政治学日益成为政治学的主干。在世界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中，以比较政治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通常占有较高比例。据统计，自1945年以来，美国政治学界排名前十的顶尖学者中，有7位是比较政治学学者；德国政治学界排名前十的学者中，则有9人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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