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有时建立在某种超凡的个人体验之上。这些体验可以作为仅仅持续几秒钟的事件被感受到，或者可以作为持续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的事件被体验到。这种体验就像自发的心灵暴发。
举例，最著名的转变显然是这样的——它使基督徒的迫害者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转变成了写作大部分《新约》的圣保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扫罗突然看到一道令人目眩的光，这道光把他打下马。他听到耶稣的声音在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另一个例子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的经历。他骑马与他的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时，仰视天空，看到云彩盘旋而成十字标志，并且拼出“你必以此而胜”的字样。或者，如果我们做好了罗耀拉的圣依纳爵在其著作《灵魂练习》中概述过的那一系列身体和精神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能有意使这类体验发生。这些体验是超越理性的，它们似乎超越了逻辑解释，因此往往被称作神秘体验。
所有这些体验似乎都有共同点，有时在这些体验的过程中，有时在它们发生之后，人们会全新地看待所有事物——所有事物都发生了改变。整个宗教概念都建立在神秘体验的基础上，某些亚洲哲学尤其如此。我们在整个讨论（包括之前100多篇文章）中仅限于西方宗教哲学的讨论，神秘主义在其中从未成为主流，但是在犹太教（犹太神秘哲学传统）、伊斯兰教（苏菲派传统）以及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基督教的类型中，神秘主义思想的强大暗流始终存在。对于任何西方神秘传统，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到它们自身的宗教经典，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对柏拉图线喻说的某些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理想国》有个段落几乎不知所云，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到：
有些更具神秘主义倾向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将此论断作为根据，以下列方式来解释柏拉图的线喻说：
“绝对”（终极实在，上帝）是“一”，并且不可分割。因此，它不能通过理性分析和理解（像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者思考的那样），而是通过超理性的神秘体验才能够“达到”。
我们把阿维拉的特蕾莎（1515—1582 年，后来的圣特蕾莎）作为西方神秘主义的例子。她出生在古老而又朴素、四周有城墙的阿维拉城，这个城市位于西班牙西北部荒凉、贫瘠的卡斯蒂利亚高原。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读过当时十分流行的浪漫小说和骑士小说以及圣徒传记。在这类冒险故事的激励下，她七岁时和弟弟离家出走，前往“摩尔人的国度”，希望能在那儿被斩首，成为圣徒般的殉道者。幸运的是，他们的叔叔在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撞见了他们，把他们带回到焦急的母亲身边。
特蕾莎年轻时因美貌而备受瞩目，但她对阿维拉社会提供给她的那点快乐并不感兴趣。她二十岁时加入了加尔默罗会。她的身体总是很虚弱，她在做修女的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她听到脑中有奇怪的声音，并且陷入昏迷长达四天之久，以至其他修女都认为她死了。这次昏迷可能就是她后来神秘幻觉的先兆。她把改革加尔默罗会当作终身任务。加尔默罗会起源于 12 世纪的巴勒斯坦，但是特蕾莎认为它已丧失最初的活力和热忱。特蕾莎走遍西班牙，完全靠施舍过活，建起了三十二座改革派女修道院。她在日常生活中讲求实际，这与她宗教体验的超世俗性形成显著的对比。威廉·詹姆士在其经典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谈到特蕾莎时认为：
她在许多方面都是我们有记载的最出众的女性之一。她对现行规则有着极强的领悟力。她写下了令人钦佩的描述心理学的著作，拥有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的意志、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伟大天分、活泼的性格以及一流的文风。
特蕾莎死后仅三十二年就被行了宣福礼（有资格成为圣徒）。1622 年，她与她的巴斯克同仁罗耀拉的圣依纳爵一起被封为圣徒（由教会当局宣告他们“如圣徒一般”）。特蕾莎一直是西班牙天主教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把特蕾莎称之为哲学家。不过，从她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解读，以及从她与当时改革运动中某些人物的谈话和书信来看，她与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有联系。在特蕾莎身处的时代，宗教法庭查禁了许多著作，尤其是为妇女而写的著作。这个限制使她很悲伤，但是在她的幻觉中，基督曾亲自对她说：“不要烦恼，我将赐予你一本活生生的书。”这本著作就是大自然。特蕾莎密切关注大自然，以此为她神秘的哲学提供素材。甚至在这方面，她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
因为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自然界的每样事物都是更高真理的象征，因而每个自然对象都提供了上帝的类比（尽管不是原原本本的）知识，但中世纪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仅仅把这种观点视作遗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意味着“影像”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比在柏拉图本人那里获得更高的重视。当我们谈到特蕾莎的神秘思想，我们就会看到她运用这些源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影像去描述（或者说达到）宗教知识的神秘状态。
特蕾莎在许多著作中都描写了她的神秘体验，最著名的两部著作是：她的自传《特蕾莎的生平》和《大厦》。在《特蕾莎的生平》中，特蕾莎运用了园艺的意象；在《大厦》中，她就家庭关系的意象来讨论虔诚。在《特蕾莎的生平》中，她确认了四个宗教生活的阶段，每个阶段都称为“浇灌”。在最后一个阶段“安谧祈祷”中，灵魂被允许借助涌自小溪或山泉的水来灌溉花园。在此之前，她必须得努力把水带到花园中，现在，仿佛上帝亲自浇灌花园，灵魂能够从盛开的植物所散发的芬芳中受益。
特蕾莎把这个愉悦的阶段称为“天国之狂”、“荣耀的愚行”。现在灵魂仿佛处于睡眠状态或“心醉神迷”之中。它不知道自己是在说话还是在沉默，是“欢笑还是在哭泣”。耳朵在听，但听到的是“大量神圣的废话”。吃饭使人受折磨，睡觉则令人极度痛苦。在这种“安谧祈祷”中，火花仿佛被点燃了，上帝将会培养并引导它到下个阶段。
“浇灌”的第四阶段则像一场浇透了整个花园的天国大雨。我们接着回到火花的比喻，特蕾莎说火已烧成了熊熊大火，并远远大过原来的火花。特蕾莎在《大厦》中将此称作“联合祈祷”。
在此，上帝完全占据了灵魂。灵魂不自觉地说着疯话，虽然这意味着对几乎无法忍受的欢乐的赞美和惊叹，但是真的毫无意义。特蕾莎运用《雅歌》中的比喻，《雅歌》是《圣经》全书中最有色情意味的一篇。灵魂“伴随着对其配偶的爱受了伤”。灵魂体验到来自新郎的“嘴的亲吻”。灵魂中的火引起痛苦但同样带来温暖和愉悦。在最后一刻，“自我似乎真的不存在了”。个人无欲无求，甚至不管生死。特蕾莎认为，这就像两支放在一起的蜡烛，当它们的蜡熔化在一起，就发出了单一的火焰。
特蕾莎神秘的狂喜总与幻觉相互联系。她最著名的幻觉保留在贝尼尼的雕塑作品中，名为“圣特雷莎的迷狂”。她看见一位面貌俊美的小天使，手持“一柄金色的长矛”，矛尖上闪着“一团小火焰”，天使把矛刺入她的心中，以致特蕾莎说道：
它穿透了我的内脏。当他拔出长矛，似乎把我的内脏与矛一起拔出，使我怀着对上帝奇妙的爱而燃烧。疼痛如此剧烈，使我呻吟不已，然而这巨大的痛苦却又无比甜蜜，使我根本不想摆脱，对于灵魂来说，这种满足不亚于对于上帝的心满意足。
特蕾莎多次产生这种幻觉。从类似“高潮”的体验中清醒过来想必是困难的。诚如特蕾莎所说，她在看到上帝的面容之后再去洗盘子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她补充到，我们还是得在锅碗瓢盆之间发现上帝。
特蕾莎幻觉中几乎没有抑制的性幻想也许表明了一些人身上的某种病症。威廉·詹姆士在对特蕾莎的研究中说道：“根据医学上的意见，这类迷狂所体现的正是对催眠状态的表现和模拟，不仅基于精神上的迷信，而且基于肉体上的退化和歇斯底里”。但是，詹姆士仍然坚持他的实用主义原则，他继续说道：“为了从精神方面对这类状态做出判断，我们一定不能自我满足于表面的医学讨论，而是应该探究它们对于生活所造成的后果。”詹姆士在这里运用了他在其他地方称作“起源的谬误”的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通过把观念追溯到它的心理根源就已经拒斥了这个观念的真实性。这个原则当然可以用来指控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依德。詹姆士无疑认为特蕾莎的幻觉确实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好的“果实”。因为它们激励她做出伟大的行动，获得了高度的实践成功和幸福。
特蕾莎承认，有些向她做忏悔的人对她所描述的幻觉存有疑问。实际上，天主教裁判所的教士们也在密切注视着她。为什么呢？也许因为在西方，宗教信仰已经制度化，成为权威和权力机构。但是神秘的迷狂会对已经确立的权力起颠覆作用，当局因此对此提心吊胆。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或许已经问过她，“特蕾莎修女，如果你已见过上帝的面容，为什么教皇还没有见过呢？”特蕾莎也许只能恭顺地回答说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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