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到方法，再到办法

在我国理论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研究方法论的学者比较多，对方法论进行诠释的比较多，而对方法研究的少，对办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更少。这就好比兵学，学者研究兵法的人很多，而真正会指挥打仗或者会打仗的人极少。

由此，我们看到一幅场景，一些学者、专家谈起理论、谈到问题或者著书立说，头头是道，夸夸其谈，洋洋洒洒，如果真要让其指导实践，亲自下场，许多人会比较懵圈，甚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或者，搞出的方法或者办法在运用时，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结果与设想初衷的偏离差距很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许多专家学者的方法论，要么从书本到书本，要么东抄西学，或者进行拼凑，或者做某些理论思想解读，要么在办公室里空想、杜撰，在实践的功夫功力表现不足。还有一些学者，比如经济学家，专攻某个领域，知识结构单一，存有缺欠，因此，在把方法论转向方法时，存在先天不足，提出的方法往往不好用。这就出现了更为有趣的现象，研究农业领域的某些专项理论课题的人，去指导农民具体怎样种地、种蔬菜水果，往往闹出笑话。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类事物发展的轨迹，不是呈线性的，更不是呈现直线性的，逻辑方面也不是呈现单一逻辑的。所以，专业性极强的学者提供的方法，在实践中经常不好用，眼中的问题与真实问题存在相当的出入，出现视野偏差，这不只让学者本人感到困惑，也让参与解决问题的其他人，也感到不解。

实际上，从方法论到方法的转变，再从方法落实到办法，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这需要从理论到实践，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最后，才能拿出好的方法、办法来。在社会实践中，大多需要复合知识，需要掌握多学科、交叉学科知识。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在实践方面，都要具备一定的功底，而不仅是单一领域的知识功底。

家喻户晓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或者埋头书斋，或者在实验室，实践占据了袁老的大部分时间。而当下的一些学者，都在干什么呢？要么，在网络媒体上刷存在感的、哗众取宠的、经常发出雷人之语的、博大众眼球；要么，写些长篇大论应付交差，混些经费了事；要么，走穴捞金；要么，大会小会不断，所以，应该向袁隆平大师学习，对照找找差距，时下也应该向学者温铁军教授学习。

在数量众多的专家学者中，真正下沉到生产一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的社会实践的太少，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的就更少了，普遍地缺乏实践养料和素材。所以，虽然一些学者、专家掌握了一些方法论，有比较厚实的理论功底，但到向方法、办法转换环节，衔接得不够好，遇到问题，方法、办法、对策不多，而且存在提供的方法和办法不确当、不合理。

所以，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专家学者，应多深入实际，多走群众路线，在实践中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放下身段，虚心求教，虚怀若谷，而不应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架势，或者窝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或者不懂装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从方法论到方法，再到办法，是一个用理论指导实践到从实践中丰富创新理论的，再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连续的往复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存有疏漏，都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其中有大量的繁杂、细致的工作要做。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在遇到问题时不慌不忙，保持清醒，从容应对，胸有成竹，并使之得到条理化地顺利解决。（文/李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