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悖论三：写作《水调歌头》，苏轼与弟苏辙是否已分离七年或六年之久？首先，确证苏轼于熙宁四年与弟颍州相见。苏辙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介甫大怒，将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会张安道知陈州，辟为教授。东坡通判杭州，出都来陈，子由送至颍，同谒欧阳公而别。”[5]这里表明苏辙先于苏轼外放出京，两人在陈州面见，苏辙送兄至颍州，并且两个还一起拜访了欧阳修之后才告别。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也提到：“熙宁四年柳瑾（子玉）谪官寿春，舟过陈州，苏轼兄弟与晤。”又说苏轼“留陈州七十余日，与弟辙游柳湖，有诗。游铁墓、厄台寺，考其迹。九月，离陈州，弟辙送至颍州。”[6]苏辙《栾城集》卷五《癸丑二月重到汝阴寄子瞻》其一提到：“忆赴钱唐九月秋，同来颍尾一扁舟。”《苏轼诗集·与子由诗》：“轼赴杭州，时弟辙至颖州相别。”苏轼《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叙述了两人相见别离的情形。其诗如下：其一：“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辞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其二：“近别不改容，远别滋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诗中“留我过秋风”，离开颍州，表明已过秋风。就其一诗中“我生三度别”一句，王文诰详案了苏轼与弟子由的三次离别：“嘉祐六年，公赴凤翔，与子由别于郑州。治平二年，子由赴大名推官，公别于京师。熙宁三年，子由赴陈州学官，公又别于京师。”[7]如果据熙宁三年两人的离别来看，与苏轼写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熙宁九年八月十五日确实有六年之久，但我们忽略了苏轼“我生三度别”后面还有一句“此别尤酸冷”。这里的“此别”，即熙宁四年苏轼兄弟于陈州会晤。因此，苏轼与弟子由不相见当由“六年”改为“五年”。其次，苏轼知密选择即为与弟沿牒相见。在兄弟俩离别的“五年”里，是否再没有相见过呢？目前没有证据支持相见与否。但有一点可以确证，苏轼在任职地方选址上，有方便彼此相见的考虑。苏轼颖州告别弟子由，于熙宁四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到杭州通判任。苏辙于熙宁六年四月得替为齐州掌书记，至齐州。齐州即今山东济南。苏轼于熙宁七年九月移知密州，这是苏轼的主动请求，为了与弟子由可以沿牒相见。密州守城在今山东诸城，与齐州在北宋同属京东东路青州辖区。通过兄弟两人留下的唱和诗文与书简往来，我们可知两人联系十分频繁。例如苏轼在密州所建亭，苏轼命名，苏辙为文《快哉亭记》；苏轼在密州所住园北修葺台，苏辙命名，苏轼为文《超然台记》。第三，追溯“分离七年”“分离六年”说法来源。之所以有“分离七年”说法，原是摘取苏辙自叙。《栾城集》卷七《逍遥堂会宿·叙》云：“子瞻通守余杭，后复移守胶西”，“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第一种说法“分离七年”，直接忽视苏轼作《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中秋。显然，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故又将“分离七年”改为“分离六年”。但苏轼与苏辙明明在熙宁四年陈州相从七十余日才告别，何来熙宁十年二月苏辙自述与兄“不见者七年”呢？显然，苏辙的计算方法与我们现在的计算方法有偏差。他是以两人团聚跨年来算，兄弟俩没有团聚过年为“分离七年”，他没有说错。我们计算兄弟俩从熙宁四年秋分离，到苏轼熙宁九年中秋写作《水调歌头》，以中秋团聚来算，当为“分离五年”。虽则分离时间长短并不直接决定两人是否思念，但将《水调歌头》置于兄弟离别六七年背景下解读，举证本身不准确，由此影响《水调歌头》是苏轼思念弟子由而写的说服力。总之，惟有澄清以上《水调歌头》意蕴解读过程中出现的三个悖论，才能真正把握和确证苏轼创作《水调歌头》的情境，并藉此真正切入苏轼《水调歌头》的生成语境与个体的生命语境。【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151
[2]王以兴.《政治冷遇与兄弟久别之双重困境的自我解脱》[J].中学语文教学，2023（1）:55-58.
[3]孔凡礼.《苏轼年谱上》[M].中华书局，2021：165
[4]孔凡礼.《苏轼年谱上》[M].中华书局，2021：285
[5]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2022：278
[6]孔凡礼.《苏轼年谱上》[M].中华书局,2021:209
[7]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2022：279
【南雅课堂】苏轼创作《水调歌头》前后，有无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