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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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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第六期电子版
记忆中的少年时代，总是那么勇敢去追逐梦想，无畏无惧。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化作永恒的繁星，照亮了我们成长的路。岁月如歌，少年如梦，那些曾经一起追逐梦想的日子，犹如昨夜之灯，映影着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送 饭
“送饭到校”是一件很有情又有味的事。
无论是家里姊妹、爷爷奶奶抑或是父母亲自送来，总像是一种礼遇。在乡村生活中一贯被忽视的娃崽，俨然是一种仪式。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温暖着年少的成长岁月。
一般是天气特别糟糕。记得在红卫小学读书时，遭遇下大雪或大雨的 日子，孩子午间要回家吃饭，路上很容易摔倒，不慎会滑进水沟乃至河里。而午饭后回校时间往往很迟，有些条件允许的家庭，就开始给娃崽送饭。一般是这样的场景：小学南北相向的两排平房，长长廊檐能看到冰溜子垂下，一个又一个孩子不时伸头张望。每到哪位家里的大人拎着篮子出现在或东、或北、或西、或西南那条泥路这头，娃崽们就会大呼小叫。
早早到操场接上家人送来的布包——包裹的大小两只碗，一上一下扣着。家人转身，一把油纸伞撑开风雪中离去。学生娃捧着尚有余温的饭碗在书桌上揭结，掀开上面的罩碗，就“现宝”了：饭上一般都是素菜，青菜萝卜茄子豇豆之类，偶有一两块鸡肉或是猪肉，围观的孩子们看着眼睛发直、嘴角抿紧，然后就听得有孩子“哇塞哇塞”地起哄或是赞叹。
同学桂琴是个胖女娃，很能吃，每次大碗的饭堆得老高，还按得紧实，且常有肉。但她是因为节俭还是因为有意高调？反正片肉每次都剩在碗里，放学后再带回去。因成绩不太好，故每次她的饭送来，男娃们都在室外带着奚落又取笑的声调喊着“刘桂琴的狗钵子送来喽，刘桂琴的狗钵子送来喽——”，她也不生气。反正，每个享受送饭待遇的同学，罩碗掀开时其他候饭者都会争相探看，仿佛揭开一次次谜底，这谜底就是这位同学家的伙食质量，也就是这家人家贫富的一个表征。于是每次家人送饭来，总会想办法将这碗饭的菜蔬搞得长脸一点。我猜想刘桂琴将片肉留下，带回去是返给家里大人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即便是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大家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些特别恶劣天气里，午间偶等大人送饭的孩子，发现素菜里还加了荷包蛋，有此待遇的同学就会在课桌位置上的独享，常常吃得很“香”，卖力而夸张，而且很快爱上了这种“送饭”。有时哪怕天气并不太恶劣，广播也未预报当日要刮大风下大雨，他（她）们早上出门前就要求大人，午间给自己送饭。
我也很羡慕这种“送饭”。特别因父亲是本校的老师，午间都回家吃的，遇着坏天气，我就想赖在学校等他返校给我带一次。父亲从未满足我这份小心愿，是他没意识到还是“不要惯着孩子”做派使然？只记得有次下大雨，上午第四节课结束了还要继续听写字测试，我终于等到了唯一一次送饭，是同校高年级的大姐帮带来的。也没有特别的好菜，而且，因父亲是学校有名的威严老师、大姐又是本校高年级学生，故没有同学“关注”更遑论起哄，探看揭罩碗后的谜底。却虽没有窘迫，却吃得也索然无味。
初中在观音桥中学读，初二下学期开始住校时，弟弟就担起了给我每周送米、送菜的任务。半蛇皮袋的米，吃上个把月，菜，装在从外婆家讨来的空玻璃罐里。满满的，多是时令的黄豆，有时伴着炒大头菜。初三上学期，春上来有腊肉，母亲切好小条块状，也是满满的，每罐可吃上一周。腊肉腌制又晾晒过，一般不会生蛆，取用蒸饭后，味道自是极好的。到1986年9月去南部山乡和平中学读文科班时，已弃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的弟弟，仍为我担起了送物品的任务，主要是米，偶也带些咸菜烧肉，秋冬后还捎带一些地里收上的番薯，及衣物。我后来幸会地考入高校——老天给送了另一碗饭，离不开家人特别是弟弟数十里山道漫漫，为我送米送菜送生活物品的功劳啊！
扫盲班
在农村，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期国家很重视扫盲工作。风刮到最底层的乡村，连我们读初一临时所在的后村村小前排教室，东面一间也曾被安排办起了扫盲班。
1981年春也不知具体什么开始，忽然间的有几天，我们同年级的一班全体放农假，腾出的教室里来了一批成人男女。下课了，他们陆续走出教室，人头攒动，在操场上说笑。仔细看看，竟没有一个我能认出——由此想到，这世界是多么大啊，乡村的人真多啊。好像就是附近村人，仔细分辨，仍没有一个面孔熟悉。那时上课，语文老师或班主任说起中国这么大国家的现状，常言“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起来的”，这“白”就是一张白纸，即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其时的农村，即便我们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历史以来相对富庶，识字率也不高，尤其是女的。我家父亲，因为在县城读过高中，七十年代中期乡村极缺教师，就在我读小学的前一年，被村里、学校负责人晚间叫去谈话，后来做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
这些正由青年迈向中年的乡村汉子或农妇们，被挑选来进行统一学习，他们临时组成一个特殊班级，叫“成人扫盲班”，说是目标识500个常用字，最后能写书信、借据之类的简单应用文。扫盲教材都由国家统一编印，免费发给每位扫盲对象。
我没有看过他们那种《农民识字课本》。
有次我们已经下课了，隔壁这个扫盲班还在上课，操场上我努力从门缝隙向里侧窥，仍没看清是哪个老师为他们上课，声音里辨出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那老师先说一遍，学员们粗重的朗诵声很快从窗口飘出，听得最清楚的四个字是“徐郭曹蔡”，因为本人也姓徐，而这“徐”排在这四个字的前面。旁边有同学说，这是在念《百家姓》，这四个算是比较大的姓，《百家姓》把它们排列在了一起。它特别能让人能记住的，是因为它们可谐音“洗锅炒菜”。而这些，无论是农村的汉子还是常围着灶头转的妇女，一听就很形象入耳，由此也就记住了。很快，学员们也下课了，操场里欢笑声一片，就如那外河漾的水在不停翻滚。大人们自顾自围在一个场域，说着新鲜事，展露着快活，全然不跟我们这些屁孩们搭腔。
学员们气势压出我们这些“正式学生”几条田埂，我们不服气，心底里嘲笑这把岁数了还没我们识字多。班里有一两个顽皮学生为我们解嘲，“他们不跟我们搭话，是因为自己害羞——”“那个XXX的爸爸也在喏，她故意避开，不去跟她爸打招呼，怕我们知道了她爸文盲”。现在想来，也许是这些成人，自顾畅谈不暇呢。在经过漫长艰苦的劳作后，得有这么一段“全然放空”的时间，一定美好无比，他们在体验、欣享着另一种人生滋味——重做学生的机会。成年男女，至少此刻没有田间农事，没有烧饭做菜、喂猪养羊，“生命承受至轻”，天性中的自由快乐由此得到释放，简直是一份富氧的空间让他们迷醉。他们果然在操场上议论起了“洗锅炒菜”，一位长辫子的妇女恍然有悟：“原来这是四个姓啊！”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知道了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独特男子叫宽子。说他独特是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眼睛失明了，而且一条腿也不便，但不是小儿麻痹症的那种瘸。一些好奇中躲看他“瞎眼、瘸腿”的顽劣小子常被他逮着，不是拧他们的耳朵，就是被拽裤裆的小鸡鸡，直到他们讨饶。但这个怪人对我却没使过坏。有一次我们听说村小学里他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下课后我们前往后边小学，一排教室转角处，让同学指看跳牛皮筋女孩堆里哪个是他女儿。正指指点点辨认，宽子不知什么时候已拐到我们身边，我们吓坏了。几个同学吐着舌头跑开，我一旁也紧张地缩起来。宽子并没有逮我们，而是紧盯着，用他那独眼向我一瞟，说：“这个同学可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我愣住了，好半天，有同学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才醒悟快逃，边逃那同学说“这个'独眼龙’在夸你呢。他怎么知道你成绩很好呀？”我成绩是很好的，他夸我，就是对知识的尊重，我没感受他的“坏”，只纳闷是他是怎么了解的。
后来我回到家里，偶尔也说起这个宽子，母亲说：别看他一个眼睛看不到了，人聪明得很——我那时不知道上天是公平的。关了这扇门，会给你开另一扇窗。
宽子的确很神。后来每年的冬天，总能发现一个身穿黑皮衣的人，在附近的河里沿岸摸鱼，或是在湾角的革命草里用大圈网兜虾，每每很有收获，一旁人说，那还不是门槛精的宽子么。高中有年暑假，我盘桓在大舅竹园靠河边的杨树墩钓鱼。有个身影晃动在对面靠河边的树林里，用一把类似洛阳铲式的铁具那里掘挖什么东西。事后一个村人说那是宽子在挖甲鱼，“宽子只要将眼睛向水塘周边一扫，就知道哪里有”。此下天热，甲鱼钻进了杨树根须下面打的洞，洞很深那，直延续到了河岸树木的下面。宽子看准了，一个铲子下去，每每就能掘到一只。据说那次他蛇皮袋里最后装了好几只才离开。我亲眼见的一次宽子抓甲鱼，是放学途中，见他在很远的大洋边一角，用一杆抛轮排钩，硬生生将河中间一只大甲鱼钩住往会收，概因此前他一阵阵口技声骗过了这河里的老王八，让它好奇中从水面浮出了头，被眼尖的宽子飞轮抛掷而“打了甲鱼”。
我说扫盲班，缘何又扯出这“眼瞎又腿瘸”的宽子？是听闻他当年对村里办起那个扫盲班有贡献。他曾协助村里，帮助动员了许多本不想扫盲的村民来识文断字；还义务帮助修理教室，漏雨的屋顶换补新瓦、漏风的窗户塑料蒙上。并将自家的凳子椅子借给使用；他督促自己女儿的学习要“好上加好”，自买铅笔橡皮奖励优秀学生。在临时初一从后村搬去北面的中学后，我还听闻了宽子参加了“扫盲夜班”，识了很多字。他这个特别的扫盲生，有句话至今仍在很多村人耳边流转：“老天爷给你脑瓜子聪明，是一半聪明；有了知识文化聪明，才是整个聪明。”
铝制饭盒
连着两个秋日周末，晨逛菰城衣裳街地摊，巡过瓷器玉器、报刊故纸堆，最后总在一处汇聚诸多老秤杆、木匠刨子与墨斗,及至BB机（真不知它们是如何收拢来）的摊位前驻足良久。作为一匆匆过客，我无法剖译这些老物件中凝聚的前世今生、人间故事，它们现在被时代淘汰，只待缉纳者给予最后的垂注。收留者在伴随着洒进窗口的夕阳照耀中，以相类的它物来佐证、品鉴、念想自己的往昔，恰如借酒浇块垒，伏案看《英雄挽歌》——我说此种回味与感思，是在我看到一旁众多也在问售的旧铝制饭盒之后。长长短短、宽宽窄窄、凸凸凹凹，这些铝制残兵败将堆聚在那里，泛出银白的亚光，有的其上还积有褐黄的垢斑。我想，随便打开哪只，它们的空间里，都盛放过曾经的美味，及美味一般的昔日时光。米饭、包子、荤腥、素菜，甚至小糖果、冰棍、冷饮——这些，多是当年那些让人艳羡的工厂职工能享受的。猜测这么多铝制旧饭盒能聚拢，怕也是哪个曾经的大企业解散后，食堂拆迁被猛然一柜发现。而我，一个地道乡村出生的苦孩子，能见的铝制饭盒，是我们读中学时，全家姊妹中轮到谁使用的那个。如果它因故丢落了，慌乱中，会给大家留下怎样难忘的记忆呵。
大姐、二姐曾先后也在厚全村的临时初一读过一段时间。等我读初一时，两个姐姐一个读初二一个读初三，就已转到新近有一半落成的港口公社中学（很快改为观音桥乡中学）读书了。
去观音桥读书，由我们村出发，必经厚全村村礼堂门口。门口的北面，就是厚全临时初一所在；拐弯向东，是一座栏杆还没有修好的水泥新桥。新桥的那头，是一条土斗埂，往北蜿蜒五六里路，就通达观音桥街，那是公社（后来的乡政府）的办公地点。再往西不远百米，也有一座新建起的水泥桥，即新观音桥。桥西北堍俯冲下去，一马平川，一块方圆很大的地盘可能是由粮田平整而出，建起了其后的观音桥中学。——八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生气勃发，公共的基建也忙碌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然依赖种植、养殖的水乡平原乡镇。
我读初一的上学期，被安排在厚全村，简陋的教室在村小两排教室的南排西侧。听闻最多不到两个学期，也会转去全部建好的观音桥中学，由此我们心中暗暗而甜蜜地期盼。两位姐姐每天回家讲一些她们校园里的情景，羡慕、想象里，我已渐将中学新名字烙刻于心。
连接着厚全临时初一操场的东南向的新桥，如果记忆中有故事，于我，那就是“大姐的饭盒从桥上落了下去”……
无论是晴日还是雨天，每天上学，一有闲暇，我们就盘桓在厚全村这新建的桥边。很快，无数孩子和我一样，短暂的姊妹分离，是一些大孩子上新桥而转去观音桥方向，一部分像我这样就此止步，直到村小东边大树上吊着的铜铃拉响，才恋恋不舍返转快步进入我们临时初一的教室——我时常是，那个在低矮屋檐下向外部世界张望的消瘦少年。那时农村很贫困，但几乎家家户户孩子都有好几个。我家是六姊妹。我与前面两个姐姐，是各差一岁。
其时，到观音桥中学去读书是要带饭的，一般的餐具都是两个瓷碗，大碗在下，小碗扣其上，里面则是冷饭和冷饭上的菜。菜基本是素菜，难得加个荷包蛋。有奢侈的猪肉，基本上是逢年过节，或春上的腊肉，几片咸肉片，切得很薄，但咸，香，很下饭。鸡鸭肉，则是家里来了贵客，姑父娘舅，宰杀一只鸡或鸭，当晚吃剩了，第二天将最后一些零碎倒入饭盆带上。肉少了，补上一点鸡鸭汤或猪肉汤。三四月，腊肉吃光了，盆罐里的猪油则成为带饭的主菜，舀上一勺，外加小半勺酱油淋上，饭架一蒸，香极！
因为新桥刚建起，两边还没有装上护栏，而两位姐姐和她们同届的同学去观音桥中学，必得经此桥而过到南北数十里长的外河之彼面才能取道。孩子们过桥得格外小心。有时刮风下雨，学生们都在桥上相互牵手，鼓励如何挪动脚步，还好，直到后来护栏装起，我未见到或听说有哪个孩子掉到河里。但一心不能两用，背着书包，一只手拉着前面姊妹的手，另一只拎着碗饭，往往不能兼顾，由是，碗饭一不留神掉入河里，此种就时有发生。后退回家，再备一份饭？已几乎不可能了，一则恐上学时间来不及，二则即便到家了父母都已下田，自己准备或让母亲回来张罗，哪有现成的饭菜？故惊呼归惊呼。
眼泪归眼泪，赶紧过桥、快步向北道奔去观音桥中学，都是最后的选择。河那边，失者手拎已空却仍马不停蹄小跑赶上大部队，哭腔随背上书包的晃动从河之彼岸一腔腔传来，并非鲜见的风景。饭碗掉河，如其有姊妹在同校读书的，一般午餐会分着吃，如果没有，此事又不愿惊动老师，那中午基本只能在教室里挨饿。记忆中后来的观音桥中学食堂中午有饭菜可买，但一般也是供应教职工的，且早上要预订。其时的孩子身上普遍都没钱，丢饭碗只当自己的错，饿一顿还是小事，肯定有孩子还担心晚上放学回家如何跟父母解释，毕竟大小两只碗丢了，于家里不太算小事。
我之所以对大姐在过厚全新桥上丢落餐具特别记忆犹新，一是大姐是我们六姊妹中成绩较好的，二是大姐落入河里的，不是相扣的两只饭碗，或是里面有如何的美味荤腥，而是因为她带的是那时全家唯一一只铝制饭盒。那时铝制饭盒在带饭的学生中还不是很多，漂亮，规整，实用，很是矜贵，有同学眼里一份骄傲与让人羡慕在。这种铝制饭盒，上下相扣非常紧密，放到学校饭架上蒸时，不会像圆浑的瓷碗那样容易顾此失彼翻倒或碰裂，它四平八稳，俨然一个很有实力的壮汉，或深具内涵的正人君子。大姐是在一边过桥一边撑伞时兼顾这只饭盒的，很可能拎的小竹篮出现晃荡（那时还没有网袋或马夹袋），让这宝贝落了下去。我没有看到这饭盒掉落的过程，如何从桥上一个弧线而让人心碎地坠下。课间我听闻同学当笑料说今天又有人饭碗落水了，但我没想到是自己的姐姐。那晚回家后才听得大姐的痛述，一家人以缄默表达着深深的惋惜。我甚至说是否赶上一个星期天，让大姐与我回到厚全村那新桥边。她在桥上指点方位，我则从岸边下河，潜入水下去摸。但父母均一致反对，“谁知道那外河的水有多深？”况且又不是能下河的夏天。
很多年里过去了，我偶尔还会想到这只铝制饭盒，特别是每次往北去观音桥，或成家后姊妹们中秋团聚，七嘴八舌地说着当年的苦日子时——它真像自由落体，一直坠入我们姊妹的记忆山谷，回荡的余音，袅袅不绝。一个人的时候，沉思默念，我像重回年少的孩子，想象那饭盒如果落水后仍严丝合缝，多少年里，那些饭菜会仍躲在饭盒内，而不被是鱼虾吞噬。但终有一天，它会被细菌和无孔不入的水“撬”开，出自我家的那些陈年饭菜，很快营养了一班外河里的水族。这些虾兵蟹将，早晚会被厚全村人用搭网或赶网兜去，由此进入了他们的口腹，化为了滋养他们的营养和力气。而由于这条一直南通往永未车干的西苕溪、北通往也从未车干过的长兴港、太湖，故这铝制饭盒就永远沉入水底，被淤泥沉沉叠盖，犹如二战期间那些永远沉入太平洋、大西洋内的军舰或潜艇。
此刻，念想着那只1980年代初的铝制饭盒，是怀念那虽物质匮乏却仍努力上进、刻苦学习，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少时光吗？是祈愿父母康健、福泽，已成家分散各处的姊妹平安情深么？是萦怀一种惜物之心，直到衣食无忧的今日，仍持守那种比如爱惜粮食、聚餐须“光盘”或打包的良好习惯吗？……躺在厚全村外河水底淤泥里的实体饭盒没法告知我，但它留在人脑中的记忆——一只饭盒幻象，仍助我营构当年的情境、场域，盛放着那忧愁又甜蜜、瞬间又漫长、清如湖水又浓似酒酿的隽永时光。
弟弟的学习
我们家兄弟姊妹六人，我的上面，两个姐姐，我与他们的年龄，呈只差一岁的递减。我的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弟弟差我两岁，两个妹妹与我们岁数距差远一些，但也就那么几岁。我们六个孩子三个上初中，三个在小学。等弟弟上初一时，大姐已初中毕了业。但大姐并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因为就在毕业前夕，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我们浙北完成，家里分到十三亩多田。劳力不够，父亲因为在村小学上班，每日只有早晚照料责任田，加上留个孩子负担又太重，一次争吵后，父亲决定不让大姐读书了。
很快，二姐也放弃了学业。多年后，一次正月回娘家，说起兄弟姊妹的学习，激动处，大姐向父亲开起了火，说为了弟妹，她和二姐书没读好，而几个弟妹后来除了我之外，也都勉强初中毕业。但父亲又如何回复呢？其时的情境不能复现，说两位姐姐的成绩不是最好很快被驳斥，因为至少二姐的成绩是同年级中出类拔萃的，大姐呢，跟我差不多，但初三后，因为老师们只注重几个复读的考中专者，加之课程猛然加深难度，而农家孩子回家后还得帮助家里劳作，又没有家长的帮助系统复习，故此大姐后来据说成绩较不理想。但父亲几乎没有真正地为子女的学习好好思量、盘算过，他和大多数其时的村人一样。事实上，在我们整个村，也没有哪个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抱多大的希望，指望着他们读书读“出山”了。也的确没出过什么“跳农门”的中专生，大学生更是天方夜谭。如此，也就愈加难怪家长在那么沉重的农活和生计的压力下，对几乎不太可能的事上心。
到我读初二，弟弟开始了读初一。弟弟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比较懒散，喜欢睡懒觉，由此，他读书每每早上迟到，有时是全校最后一个。按理，我跟弟弟一直睡在一起，我起床了，弟弟也应起床，但他就是不愿意。父亲打骂过多次，一直在家居从属地位的母亲，也只能在一旁流泪、父亲火气过后的相劝，但弟弟仍是很消极。只在挨打骂的一二天，有所改善，过上一段时间，又是老样子。
弟弟迟到，有时全校都做早操了，他才背个书包灰灰地来。上千的学生，拿目光淹没他，鄙视他；老师面对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视而不见，只当他不存在，我在队伍里，心里非常难过。好像同学老师们都用眼角余光盯着我、拷问我，我只能目光转移，胡乱地跟着广播做着动作。我觉得心里特别委屈和难过，一会儿脸上发烧，一会儿想像土行孙一样钻到地下去。事实上，也许班里的同学并没有真正上心地去注意一个迟到的学生，更没有想到会跟我有如何的联系，其他班里的学生，不认识我，也未必认识我弟弟，更不会知道一个迟到生的出现，会让队伍里另一个做早操的哥哥，心中如此难过。
弟弟曾在小学班里，成绩排到第三位。上初中后，成绩一般，加上自我的懒散、“放弃”，初中毕业文凭都没有拿到就回到田头了。
还有最让我难过的事。有次我们班和弟弟所在的班，正好同上体育课，而且在同一个操场上。不知怎地，我在上课的间隙，看到大约是跳远课的弟弟，很快被支在一边，木支支，只是看着他人在忙得不亦乐乎。我很是不解，走到弟弟身旁。多次询问，弟弟才嗫嚅说，自己大约惹老师生气了。他被几个势利的同学借此欺负，而老师并未理会，听之任之。我听到此事，眼泪不住流了下来。我恨自己不能帮上忙，自己身体不够强壮，不能帮弟弟去揍那几个学生；恨自己一讲话就激动、紧张，几乎语无伦次，无法跟老师与理论；恨爸爸作为一个老师，竟然在中学里没一点“人脉关系”，让其他老师给点照顾、关爱。这是爸爸的脾气、为人决定的。他尽管对他人十分热情，但人家未必同样给予回报，有时对方反认定爸爸好说话、和气、大度、无城府，反而“看轻”了他。爸爸又对“自己人”有时很凶，在整个小学阶段，从未给自家的孩子特别照顾，有时还用鞭打、脚踢来对付自己孩子的所谓“不听话”“不争气”。
弟弟在我这个哥哥读初三时，对我帮助不小。我那时住校，一心想考中专，没白没夜地学习，效率却不高，几乎有点忙盲目。而且那时正是长身体阶段，早上吃什锦菜、腐乳，是弟弟后来给我带来米，整罐子的黄豆、蚕豆。有时中饭看王姓同桌吃咸菜蒸鸡腿吃得太过骄傲，我就避开。王同桌小学升初中，与我及另一位冒尖的费同学成绩差不多，但他后来不进取，大退步，费同学应届考上中专，我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王同桌家里条件好，他父亲是公社砖瓦厂的书记。但吃得差又怎样？没白没夜地复习导致怎样的结果？我那时根本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体，眼睛因为视力明显下降，上课明显打瞌睡没精神，我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农家孩子吃苦惯了，没那么精贵。但后来，中专考试回学校后，我竟然神经衰弱，天旋地转。更伤心的是，中考没有带给我满意的消息，也只上了很不情愿的普高。而那一年，有应届生费同学考上了丽水林校；有几位历届生考上了师范、护校；高同学去了县中。另有包括我在内的六位上了虹中。其他的学生，皆只有领取初中毕业证书回家“抠泥巴沟了”。如此而观，在整个年级一百多号学生中，我还算是中上等的，尽管那时我也满怀期望考中专，有时也因为对功课的“力不从心”特别是物理化学的较弱，感到自卑并垂头丧气。
弟弟后来初中没毕业务农了。而在我转学和平中学读高中的日子里，弟弟不时前来给我送米送菜。
值得欣慰的是，走上社会的弟弟，虽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底层，懒散但不过于消极。特别是在他成家以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辛劳而艰苦地外出打工，也顾及着家里的多亩农田。抽烟喝酒打孩子老婆的农村男人恶习，几乎没有。有几年还手头发痒，夜晚溜出去“摇单双”赌点小博，这些年在老婆的严管和自己的克制下，已金盆洗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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