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风流吾最爱——《追风魏晋》自序
闵生裕
从上大学起，我就开始读《世说新语》，至今断断续续大概读了有二十多年。读这样的书可以不管次序，抄起来随便翻阅。《世说新语》篇幅精短，文字简约，像糖果或小点心一样吃着便当。我把几个版本的《世说》或放枕边，或置厕上，或外出携带。鉴此，我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贤人写给懒人的书。当然，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随着阅读的深入，像小火炖肉，竟然炖出了味道，于是，我就在书上批注。大概2008年前后，我便着手系列读书随笔《乱翻“世说”》，前后大概写了近百篇，并陆续在《新消息报》连载。
宗白华说，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却也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世说新语》被称为古代志人笔记的巅峰之作。明代胡应麟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则称：“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日本诗人大沼枕山就有诗句：“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世说新语》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华美时代士族万象，它美得让我惊艳，让我叹服。魏晋风度里”二"的含量超标。二即真二即直。比如诸阮与猪共饮。你不觉得他们脏，相反，是一种别样的纯净。
在雅量篇，我读到嵇康在刑场上一曲《广陵散》奏起的生命的绝响，顾和搏虱如故的淡定
在德行篇，我读到阮裕焚车的自省，管宁割席的决绝，王羲之东床坦腹的不羁；
在伤逝篇，我读到曹丕驴鸣吊丧的幽默，王东亭哭吊宿仇的胸襟；
在任诞篇，我读到刘伶病酒的颠痴，诸阮与猪共饮的忘形，祢衡击鼓骂曹的疏狂，王子猷竹遇知己的风雅、雪夜访戴的率性，温太真英雄未遇时的堕落；
在容止篇，我读到卫洗马不堪罗绮的清雅，庾子嵩腰带十围的慵颓；潘岳、左思妍媸迥殊的际遇；
在识鉴篇，我读到刘尹赌局识人的慧眼，张季鹰鲈鱼堪脍的思旧；
在言语篇，我读到顾长康口吐碧玉的才思，孔融幼子偷不为礼的早慧，钟会汗不敢出的机智，邓艾故是一凤的解嘲；
在贤媛篇，我读到班婕妤宠辱不惊的大德，卞后不屑曹丕父子同牝的失伦，方向谢道具韫的林下之风；
在惑溺篇，我读到韩寿偷香的色胆，荀奉卿公子痴情的执着；
在自新篇，我读到戴渊大盗之遇的幸运；
在仇隙篇，我读到了孙秀小人得志的张狂；
在假谲篇，我读到阿瞒劫色的下作；
在汰侈篇，我读到石崇劝酒杀人的冷酷；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名士以非常之言、非常之行和非常之道，为我们演绎了精彩绝伦的魏晋风度，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绝版时代。《世说新语》是一部充满魅力的奇书，鲁迅称之为“名士的教科书”，此言不妄。当然，读这样的书，我们在领略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的同时，应该常作冷静的理性的思考。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需要魏晋风度，但是，社会的浮躁又将这种精神与我们疏离，追求自由的人们内心也向往魏晋风度，但是，我们的修为又远远不够。为此，我们需要得其精髓，从而达到真正的内化，让这种精神这种大美历练自己、陶冶自己，而不是行为乖张，装酷卖萌。
大约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曾经问手下：“法兰西的文化为何不够繁荣？”尽管他未找到答案，但其统治方式替他做出了回答：原因在于让文化委身于权力，何谈繁荣？因为这违反了文化繁荣的逻辑。文化的繁荣要求其保持相对独立，不作权力的奴婢，要求具有自由、宽松、开放的制度环境。理论和经验均表明，自由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大可能。自由与宽容带来文化的繁荣，奴役与控制造就文化沙漠。这就是我对新时期文学耿耿于怀甚至极度厌倦的原因。历史证明，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大碰撞就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芳华绝世的魏晋风度，甚或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现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概莫能外。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应运而生，老庄孔孟，哲思深繁。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在思想上，老庄玄学盛行，导致儒学退步。士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个个行为洒脱放旷，追求率性与自由，挣脱礼教束缚。如果从统治者角度考量这个时期，无疑是礼崩乐坏之时，然而，正如鲁迅所说的，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虽然没有明确的社会倡导和舆论引领，没有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但是，魏晋士人却凭着一种文化自觉，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美时代。诸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林下之风”无不被后世奉为圭臬。
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想，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在《观沧海》里所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其情形当如鲁迅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竹林七贤”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比如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甚至裸奔。阮籍在山野林间引吭“长啸当歌”。王猛见桓温，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然而，他们却没有像小鸡一样默然待毙，相反却演绎着一份极度的从容和优雅。嵇康临刑前，弹一曲广陵散，他至死“风雅”的旷达把魏晋风度演绎到了绝艳和极致。在那个时代，就连因权力斗争，曹歪要加害自己胞弟的曹植，害人的手段也很“文艺”，令其七步之内成诗。就出题的动机看，这是夺命诗，而就赋诗的机智看，《七步诗》是逢凶化吉的保命诗，更是愤怒与无奈的抗争诗。建安十三年，孔融被捕时，朝廷内外非常惊恐。当时孔融的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儿子仍然在玩琢钉游戏，没有一点惶恐的样子。孔融恳求捕者能放孩子一马。然而，孩子却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不久,抓捕他们的人也到来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几乎是这个智慧而纯真的小生命的最后绝唱。
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里从“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两个角度来阐释“魏晋风度”。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自我表现的时代，人的主体性、生命感受和价值体验，较之前代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他提出：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空间中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一种典型音调。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性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读古人书一戒食古不化，二戒以今非古。《世说新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批判的糟粕，比如对男性的病态审美，对女性美的漠视，以及种种怪诞的近乎作秀的极端行为等等，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盛赞时人心灵自由的狂歌，理解其内心的苦闷和纠结，更要看到时人在许多问题认识上的局限。
《世说新语》是一本值得用一生去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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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闵生裕
闵生裕（现被聘为本平台专栏作家），宁夏盐池人。专栏作家，不自由撰稿人。擅长杂文时评，足球评论，艺术评论等。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宁夏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协组联部委员，宁夏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出版杂文随笔集《拒绝庄严》《都市牧羊》《一个人的批判》《闵庄烟火》《操练自己》等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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