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城里的肉鸡，刚传到农村时，每年奶奶养的土鸡都会得一次传染病。每次传染病过后，奶奶养的土鸡，基本上都会死得只剩下两三只，但每次总会有一只老母鸡活下来，而活下来的这只老母鸡，准会再孵出一窝小鸡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佩服着土鸡顽强的抵抗力。
这只活下来的老母鸡，在清明节前后，准备当妈妈时，就在一个有草垛的地方蹲上一二天，不吃不喝也不起来。这时，奶奶就会到邻居家，换来三四十个新鲜鸡蛋。到晚上时，奶奶对着电灯，把这些鸡蛋一个一个地照一遍，把蛋黄清晰的鸡蛋留下来。每次奶奶都会刻意挑上三五个有两个蛋黄的鸡蛋，这种蛋往往会孵出两个小鸡来。小鸡刚孵出来，就像毛毛熊，基本都是黄黄的一种颜色，直到四十五天以后，鸡才开始现出黑的、花的、白的等各种本色来。而根据不同情况，有的老母鸡带小鸡三个月，有的带小鸡也就两个月不到。一窝小鸡，真能活下来，并最后生蛋的也就十只左右。
奶奶每年都要养二十几只鸡，但养鸡绝不是用来吃的，而是要收鸡蛋。家里的驴圈旁边有一个稻草垛，草垛面南的地方，有几个较隐蔽的小坑。有时，门前的舅奶奶家，隔壁的舅妈家，都会有鸡来我家的草垛下蛋。每次下完蛋后，那只老母鸡都会咯咯咯提醒几声，我就高兴地爬上草垛，拿出热乎乎的鸡蛋，交给奶奶放在竹筐后，锁在柜子里。如果是别人家鸡下蛋，奶奶就让我给送还回去。天气热的时候，一只母鸡，每天几乎都能产一个蛋，而一到冬天，两到三天才能产一个蛋。
我上小学时，每年开学，奶奶都会在我书包里放上几个鸡蛋。记得每个鸡蛋在供销社里算八分钱，一个本子也是八分钱，一个橡皮二分钱，铅笔是五分钱。我的这些学习用品，都来自于奶奶养的土鸡的劳动成果。有一次，我用剩下的一分钱，给奶奶买了一个大头针。为我不去买一分钱两个的水果糖，爷爷还引用一个古代故事表扬我。为此我也着实知道，一分钱对爷爷、奶奶来讲，也是要算计着花的。另外，家里吃的盐、酱油、醋也基本都是用鸡蛋换来的。我上初中时，爷爷年纪大了，他把自己养了几十年的羊全部卖了以后，在家只休息了一年，就突然病倒了。爷爷生病后，每天才舍得吃一个鸡蛋。每次奶奶都是用开水把蛋黄和蛋白冲开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再放一点糖，让爷爷喝下去。每次爷爷都只喝大半碗水，剩下的小半碗蛋水混合物，都归我和弟弟来喝。
后来，爷爷到贺兰县医院住院。为给爷爷凑住院费，奶奶带着我在金贵的集上，卖了五六只鸡。家里养了六年，近十五斤的红毛大公鸡，我上初中的班主任给了奶奶五十块钱（正常价格是三十五块左右）。崭新的十张五元人民币，我因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钱而睁大幸福的眼睛。每次卖完鸡，奶奶用手帕把钱包好，然后领着我到集市里的露天摊位上，吃五毛钱一碗的羊杂碎。我记得，几乎是每一次，那个卖羊杂碎的回族胖奶奶，在我狼吞虎咽般“喝”完第一碗后，就又“免单”给我添上半碗，再加上两个茴香饼子。在我细嚼慢咽第二碗时，胖奶奶一边和我奶奶聊天，一边用手拍着我的肉脑袋，说：“这个肉嘎子，头大，灵，念书比我孙子（我同班同学）歪（好），将来念成书，给你奶奶娶个能劳动的胖孙媳妇回来。”
这几年，我每年还是会去金贵街吃一两次羊杂碎，只是为了回忆和奶奶一起为了生活，为了给爷爷凑治病钱卖鸡赶集，“喝”杂碎汤的“青葱”岁月。回族老奶奶早已去世了，我的老同学当了一段时间老板后，把羊杂碎摊子换成了贺兰县有名的老马手抓店。每年古尔邦节，老同学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手抓，喝几壶盖碗茶，只是现在再也吃不出当年那个味道啦。
我俩都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把盘子里的手抓吃干净，尽管每次肚子撑得晚上睡不着觉。这也许就是那个“胃缺肉”时代留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如果再喝上一两杯酒，我们两个就准会谈起各自的奶奶。我当排长时，每个月都给奶奶寄钱，让她去金贵吃烩羊肉，想吃几碗，就吃几碗。后来我当副指导员休假回来，看到奶奶把我寄的钱都用手帕包着，说留给我娶媳妇用！
爷爷总共花了一千八百多块钱后，就放弃治疗回家了。出院时，奶奶给主治的大夫送了一只老母鸡，给护士和同病房的人，每人三个熟鸡蛋，当奶奶颤着她的小脚，把来回挣扎、叫个不停的老母鸡，交到胖胖的医生手里；当那个医生用一个塑料管，把老母鸡绑起来，再用脚踢到床底下时，奶奶不经意地用手抹了一把眼睛，笑着对医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并接过了医生从家里带来的，他儿子穿过的旧衣裳。我至今还记得，医生的儿子有一双大半新的足球鞋，我穿上着实在学校“臊情”了一阵子，直到两个大脚趾露出来，又补了一回，又露了出来，才不得不掷在垃圾堆里。为此我常常想，之所以今天能给儿子讲起我那个年代的“荷兰三剑客”“德国三驾马车”、意大利罗伯特·巴乔踢失点球后，留给世界的“忧郁”背影，主要还是得益于奶奶辛辛苦苦养了三五年的老母鸡啊！当然在那个年代，爷爷、奶奶都老了，已没有来钱的路了，那一千八百块钱中有几百块就是奶奶靠着八分钱一个的鸡蛋积攒下来的。
这几年回去，只有零星的几户年纪大的人，才养上几只鸡，而年轻人已不再养鸡。母亲每年春天时，都会从金贵街买上三十几只，中等大小的鸡娃子来，用铁笼子养着，到冬天最冷的时候，母亲用玉米粉使劲喂，短短一个月左右，这些鸡就会一个个膘肥体壮。
过了腊八以后，每到周末，父亲都会宰上一只肥鸡，打电话让我拉着儿子回去。他们爷孙俩，在母亲做饭时，先是会来上几盘子象棋。有时为争吃对方棋子，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这种“吵架”声，加上父亲录音机里的秦腔声，加上母亲批评爷孙俩的劝架声，加上每次父亲有意输给我儿子几十块钱后，爷孙俩高兴的笑声，让各抱着一个手机看微信的我和妻子，相视一笑。这个世界，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今天，似乎除了手机，什么公鸡、母鸡都越来越远了。不仅在城市、就是在乡村，清晨叫人们起床的 高亢的公鸡鸣叫声也终将远去。
鸡年春节前，听拆迁办的同学讲，我们村已列入拆迁计划，年底前，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小乡村，将不复存在。父母亲和附近十几个大队的村民将全搬到楼房里。听到消息后，我回家勤了，一遍又一遍，抚摸奶奶生前栽种的花果树和那个早已放弃不用，堵鸡窝门的，清朝年间留下来的，有花纹的石碾盘。每次手放在这些粗糙物件上，总感觉心绪会穿越时光，又回到少年时，拉着奶奶满是老茧的手，走在去金贵街，赶集、卖鸡的路上……
人世的一切，就像鸡年的日子，一天天都终将远去。但祖祖辈辈、一代代，能真正永永远远留传下来并魂牵梦绕、经久不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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