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是开始在西安上大学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要从学校回来，要么就是在水司那里坐班车。班车趟次不多，再加上不一定能挤得上，常常是扑个空的时候多。要么就是去火车站坐火车，火车肚子大，有多没少的人都能装下；而且，火车票价便宜，才五毛钱。这样合计下来，好像火车还能方便些，也便宜。所以，我们就经常坐火车。
那个时候，通小城的火车还是绿皮儿火车，既有拉煤趟，也有客车趟。不过，客车好像只有一趟：早上9：20发一趟，下午7：20返回一趟。火车一路就像身体腿脚不灵便的老头儿，“哐当哐当”地摇晃，一点儿都不快。好在票价实在是便宜，我们这帮穷学生坐这个是最划算了。我们都是家里人骑车子送到县城，然后大家在火车站集合一块坐火车上学。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还带着吃的，当然还有至少一个月的生活费。
不过，坐火车也有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全。不安全不是说火车会出轨，而是从火车站到南郊我们学校必须得坐5路公交才行。
那个年代，说实话，西安在外面的名声一点儿都不好：“贼多！”的确，西安贼多是挂了号的贼城。尤其是火车站那里，简直就是贼窝。可以这样说，出了火车站，你千万不能在那里问吃的问喝的，更不敢问住的了，“操心人走不了了着！”有经验的人这样告诫我们，他们说你们甚至都不能在那里停留一点儿，出来直接就奔比较远一点儿的车站，上车赶快走人。哪怕饿了渴了，都要坚持忍一忍，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说。——“火车站那里，偷都是文明的，很多还是明着抢呢！”
五路公交就是从西安火车站到南郊最长的一路车，时常都是挤满了人。线路长，人又多，就给小偷瞄上了。那个时候的贼多得像现在扭广场舞的大妈，大家都知道五路车是出了名的贼车。那些年代的小偷们也真是没文化，居然连五路公交上的穷学生们都不放过。很多学生回家带的生活费，上车前还好好的在包里头，坐不了几站路一摸就不见了，包也给割了青蛙嘴一样的大口子。所以，就连好心的司机都会在我们这些学生上车的时候，好心提醒一下“请注意自己的财物安全！”
因此，我们回家和来学校的时候，大多四五个同学搭伴儿，尤其是女同学，一定要有至少一个男生才敢坐车。特别是大家带着生活费来学校的时候，就得特别注意了。不要看最多五十块钱的生活费，那也是一个月的指望啊。虽然说饭票菜票学校给定量发，可是买书和生活用品的钱都得从这里出。这点钱就显得很金贵了。不怕大家笑话，那个时候我们8：00左右黑嘛咕咚地出了火车站，都是手拉着手一堆子小跑着跑过站前广场，然后赶快冲上公交，然后前后排挨着坐上才松口气的。一路上，大家前后左右互相照应着，直到下了五路公交，步行一站路走向学校才完全放心的。
我们同学里头有个女生，搞笑死了。 她胆小的很，家里人给的生活费——五十多块钱，包里也不敢装，——因为有人包给小偷割了个青蛙嘴；衣服兜里也不敢装，——因为有人衣服也给小偷割透了底儿差点儿划到了皮肤见了血。所以，她自下了火车开始，就把钱拿手帕卷起来一直攥在手心里。她说，她就不信小偷敢把她的手割开了或者剁掉了。
有一次，一个同学没跟大家伙儿一起坐，结果半路上叫小偷偷走了钱包——钱包里就是那么点儿生活费，还有学生证和饭票彩票。后面隔几排坐了个同班女生，看到了，但是又不敢喊。待小偷下车后，她远远地跟着，小偷把钱包里的钱掏出来后，把钱包扔路边垃圾堆里了。这个女同学看小偷走远后，过去把钱包捡出来，回学校后给了那个男生。
从此，那个男生也跟大家一块儿坐公交，坐火车了。
坐火车的日子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好像因为乘客太少，火车就只拉煤了。一天三趟还是两趟，“哐嘡哐嘡”地来，“哐嘡哐嘡”地去，小城里火车路那里一天一定要狠狠拥堵几次，——早上9：00左右，中午14：00左右，下午16：3左右。等候的车辆，从铁路口一直排到了钟楼那里。早上急着送娃上班和下午下班急着回家做饭的家庭妇女们，盯着来来回回在这里溜达的火车，拿高跟鞋把地面使劲儿狂蹬，恨不得把这不紧不慢的火车蹬出轨道。——“这烂火车，碍事儿死了！”
七八年前，听说地铁要通到小城，地铁口出口就在现在的国防学院东门口对面那里。小城的人欢喜坏了：小城在西安上班的人太多，都是开车跑来回的。费用大不说，也有点累人。这地铁一开通，那就省事儿多了，又便宜又方便。
可惜的是，这通地铁的消息拖着拖着就没影儿了，就成了把老旧铁路改造成轻轨：小城人可以坐轻轨到阿房宫站转乘地铁四号线到南稍门。
我们经常开车进城，四十分钟就进了省体育场。坐个轻轨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阿房宫，再转地铁到又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南稍门，至少都一个半小时。这么着一估算，他们几个说，又不是脑子烧包了，这么折腾。——“地铁成轻轨，大炮成鸟腿。”他们满脸的鄙夷不屑。
看来，中断了二十二年后新修成的轻轨，我是不可能坐了。除非那一天喝高了散龙窝，闲得没球事儿干，头脑一发晕，误打误撞地上了轻轨，溜一圈儿然后打个出租车回来。回来清醒后，一定会坐在钟楼广场上骂一句：“都是闲得蛋疼给闹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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