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烈，从来都是十分神圣的精神盛举。规格越高，越能震撼人心。
当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便亲自前往广州，组织10万民众，以“国礼”的崇高形式，祭奠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英勇捐躯的七十二英烈。
正是从那一刻起，广大民众记住了孙中山慷慨激昂的雄文——《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在掷地有声的英雄呐喊声中，人人为之热血沸腾。
10万民众祭奠英烈的雄浑背影，汇聚成巍巍耸立的精神山脉，在中国历史舞台久久不曾淡去。
而在西方国家，以“国家行为”祭奠烈士，更是不胜枚举。
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女王会率领王室全体成员，和全国民众一起，纪 念战争中牺牲的军人与平民。
以色列阵亡将士纪念日，总统则率领国防军，和全体国民伫立默哀，并通过鸣笛向阵亡将士致敬。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现役军人和老战士会排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墓地，鸣枪向阵亡将士致意……
凡此种种，可谓烈士幸甚，国家亦幸甚。
然而，时间进入21世纪初年，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令人揪心的景 象：清明时节，公祭烈士的活动已经鲜有所闻，成为“精神奢侈品”。
烈士陵园里的座座坟茔前，往往只有烈士家人前来扫墓的寥寥身影。有的烈士墓因失去亲人联系，长年无人祭扫，在濛濛细雨中孤独无依。
烈士是国家的英雄，而不是哪一家的私人英雄。然而，现实却是“歌舞升平寻常事，国家英雄受冷遇”。反差如此刺眼，让我们心中酸楚、口头无语。
烈士捐躯赴国难，国家理应厚遇之。笔者以为，以“国家行为”祭奠先烈，方能告慰那成千上万的地下英灵。
这是因为，并非只有烈士家人才是烈士后人。在这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浇铸而成的和平土地上，每一个享受阳光和自由空气的当代中国人，都是烈士的后人，都是烈士的传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公然崇敬什么，公开反对什么，一旦上升至“国家行为”，就会变得旗帜鲜明，必然能够引导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潮流。
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应成为我们对先烈出现“集体失忆”的理由。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必然是矮小的民族。英雄缺席的时代，必然是精神庸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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