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论》第七章第三节
大学语文教育科研，也就是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以及课程教学研究。按照本书的章节，在教材论、教学论等章节后，应该还有专门的“教研论”才比较均衡，但是由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比较滞后，本书不得不在每一个章节都做这样的研究，再专设一章就会发生内容重复，因此就放在这一节简略来讲，有些内容可能超出教师教研的范畴，但对于有志于成为大学语文研究学者的教师来说，应该是很有用的。
（一）什么是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
这就要知道什么是学科理论研究，我们且先看一个案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百废俱兴，当时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以他的资历与威望，力推两个学科：一个是大学语文，一个是人才学，匡老为这两个学科说了不少话，写了不少文章。其后这两个学科也都在几乎同一时间成立全国性学会， 可以说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过了10年后再看，据新华社1989年12月29日一则报导称：
10年来，全国已成立了25个人才研究所，17个专门性的人才研究实体机构，已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了人才学必修课，已出版了一百多种人才研究书籍，创办了数十种人才报刊杂志。《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1982年版，已将人才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正式列入编目，列在“社会科学总论”栏中，编号C96，全国各图书馆均已按此编目。
什么叫学科理论建设？这就叫学科理论建设。相比之下，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的差距就十分明显，十年后的大学语文没有一个实体研究所（要到23年后才有一个，但也没有坚持下去 ），没有一种专著（要到27年后才有第一种），没有一种学术期刊（至今没有），更未能进入图书分类法（至今没有）。所以我们说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滞后，绝非虚言。
当然大学语文也有其优势：大学语文多的是开课学校，1990年已有400多所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多的是教材，2006年已有一千多种大学语文教材。然而开课和教材属于课程教学而不是学科理论建设，所以有人说大学语文只是一门课程而不是一个学科——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学科是知识的分类，课程是对分类知识的传承，两者是不可分的。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课程的开设是要有学科理论指导的，那么这些学校开课的学科理论在哪里呢？教材的编写是要有编写理念的，那么这些教材的编写理念又在哪里呢？这应该是大学语文学科最为尴尬和严重的问题。这必然也影响到大学语文作为课程的生存与发展。
据最近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组织的一次调查统计，重开大学语文40多年里开过这门课的学校有2346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85%，然而真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这更说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大学语文还没有专门的专家队伍（专门的研究所和专门的研究员，或真正以大学语文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家），学科理论建设的任务便义不容辞地落在大学语文教师身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谭帆会长曾提出：“大学语文课程必须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学者化”，应该也有这样的意思。
（二）大学语文研究的劣势与优势
无可否认，大学语文教师要进行学科理论研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大学语文教师教学任务重，一个人要承担几百名学生的教学，假如还要严格按照语文学科的属性组织“听说读写”的训练，就更难挤得出时间进行学科理论研究。其次，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学语文教师的非科班出身，他们要研究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就先要进行艰巨的补课，以完善自身的理论架构。第三，由于大学语文学科地位低，评职称难，报课题难（往往需要依附别的学科），也使很多教师望而却步。最后，由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基本建设尚未完成，譬如还没有“大学语文百年资料汇编”这样的数据库，做研究往往要从零开始，譬如从老报刊中一字一字辨认录入（笔者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这也造成了研究工作的难度。
然而，困难总是与机遇同在，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主要有这样两大优势：
第一，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资料不足，至今才有近70种专著，几千篇论文（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只有几百篇，可参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这虽然是学科理论研究的劣势，但是却可以实现竭泽而渔的研究，做到逻辑学上的“完全归纳法”。试看别的学科，研究资料都是数以万计，谁敢说自己对该学科的研究做到了竭泽而渔？这就有可能呈现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的极高品相，在别的学科中难以企及的“填补学科空白”云云，在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易于造成大学语文研究专家。中国学术界流传一个“钱学森之问”，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出大师？ 很多人都试图从社会境遇来找答案，但是笔者以为学术是有自身规律的，从学术史来说，出大师主要是这样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学科草创时期，一个是学科集大成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发展了几千年，到了清朝后期出现一个集大成时期，各个学科都出了一批大师级人物；中国现代学科在上世纪初进入草创时期，也出了一批大师级人物。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草创时期已经结束，集大成时期为时尚早，所以不能出大师级人物。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大学语文就是其一，自从上世纪初创建伊始，学科理论研究滞后，至今仍未完成基本理论建设。所以只要我们教师能够真正以大学语文为主要研究方向，全身心地投入几十年，虽然不一定说能成为大师，但成为杰出人才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大师也并非不可能，大师者，大学之谓也，如今中小学语文都在称大师，如“大师教你学语文”“大师教你写作文”之类丛书的冠名，那么大学语文如何就使不得？），所以笔者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大学语文是要出大师的学科”。 这虽然主要只是对老师们的鼓励，但几十年后回头看，也未必不能成为现实。
（三）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指南
许多大学语文教师想要进行研究，却苦于找不到研究的题目，我们经常看到别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课题（论文）选题指南，但还没有一份大学语文研究的选题指南，这里笔者不揣简陋，尝试为大家提供一份。
1.大学国文资料的挖掘和研究
做研究要从资料始，大学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前人已准备好了各种资料，你能再发现一两篇“轶文”之类，已属幸运——大学语文的资料工作至今尚无系统的挖掘整理，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在纸质资料的时代，这项工作不是人人可为，不是谁都有资格进一些大型图书馆，进资料室去翻阅。如今网络时代，国家正在有计划地将一些历史资料扫描复制上网，其中有些很好的数据库，如“大成故纸堆”“晚清/民国期刊（全国报刊索引）”“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期刊数据库”等，多数学校图书馆都能查阅，里面有很多大学国文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用“大学语文”“大学国文”“大一国文”“基本国文”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常常能发现一些别人还没有发现的资料。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假如能发现一篇轶文什么的是不是很有成绩？而这对于大学语文来说相对容易，因为还没有人动手系统做这样的事。
当然所谓发现并非复制下载这么简单，民国旧报刊上的文章，都为繁体竖排，目前我们的软件还实现不了文字识别，需要我们自己一字一字录入。又常有模糊脱落错乱之处，以前的印刷技术不如今天，校订也不似今天严格，就需要仔细辨认，根据上下文判断，甚至需要从别的相关资料比较甄别，写出校订文字，这正是一种很好的研究。
录入整理的文章又可进一步研究，研究其作者、背景、文章的主旨——由于文章是你挖掘整理的，所以你往往可能是第一位评论人，今后别人评论都绕不开你，他们可以不赞成你，但是绕不开你，这比今天流行的同一篇文学作品你也鉴赏我也赏鉴岂不是有价值得多？笔者这些年里一直在做这样的资料研究工作，并将完成研究的30多篇文章汇编成《民国大学国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出版时书名改为“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而这只是笔者发现的200多篇大学国文资料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一定还有笔者没有发现的资料，这个工作需要大学语文教师们一起来做。
2.大学国文专题研究
在资料的基础上就可以开展各项专题研究。
（1）教材研究
以下这些大学国文教材都是现在网上就能找到的，有些现在还再版了，如北大的教材、陈垣主编的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材等，目前笔者搜集到的有40多种，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南洋公学新国文》（1914，1917）
顾名的《基本国文》（1935，1936）
《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935/1936）
《清华大学国文选》（1936/1937）
陈垣的《辅仁大学国文读本》（1939）
吕思勉的《基本国文选文》（1937/1938）
钱基博的《国师文范》（1939）
郭绍虞的《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1939，1941）
《西南联大国文选》（1940）
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1945）
沈启无的《大学国文》（1942）
民国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1943）
《中国大学国文教本》（1944）
《北京大学国文选》（1946，1948）
中山大学《大学国文选》（1947）
五华文理学院《国文读本》（1947）等
另外还有些教材虽然书名不是“大学国文”，但实际性质正是大学国文，如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1904），“中国文学”正是国文课最早的命名；还有程千帆的《文论十笺》（1942），据作者自己介绍，也是为大学国文课量身定制的教材。仔细挖掘，这样的教材一定还很多。
（2）学校大学国文教学的研究
以下这些大学的国文教学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主要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南洋公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这些学校开设大学国文课的材料，可从今天的一些校史资料里找到，还有很多当年的校友的回忆文章（最典型的就是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以及今天的一些相关研究文章，如张雪永的《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2期），颜芳的博士论文《近代学术转型视野下的燕京大学国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2011）等，但是这类研究并不多，还有众多的学校等待我们研究。
（3）大学国文教师研究
民国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传说，传说并非虚言，下面这些学者是大学国文教师中尤为突出的：
唐文治、陈柱尊、汪鸾翔、刘半农、陈垣、启功、冰心、周作人、郭绍虞、黎锦熙、魏建功、吕思勉、钱基博、阮真、杨振声、罗常培、朱自清、沈从文、吴晓铃、叶圣陶、朱光潜、傅斯年、徐中玉等。
这些大师级人物其他方面已有很多人研究，但是他们和大学国文的关系，还少有人作专门的研究，譬如刘半农，我们知道他与新文学的关系，但是据笔者研究，他的《应用文之教授》却是大学国文第一篇实验报告。 譬如汪鸾翔，当年他如何为弘扬国文而毅然改变专业，如何在清华学生关于国文的大讨论中挺身而出，都值得研究。今天清华大学的“写作与沟通”，据说也有一个选题是“以前辈教师汪鸾翔的学术人生为主题”进行研究。还有周作人研究，几十年来几乎早已穷尽，但是他与大学国文的关系似乎还无人注意，笔者在《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中提出的他曾是燕京大学的国文课教师，这一条史实似乎还无人注意。相比之下，那些教着大学语文课却热衷于研究文学的老师，应该都知道如今的文学研究，一流作家早已研究完了，甚至连二三流作家也不好找，只好拿一些不入流的作家做文章，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回到我们自己这块学术宝地呢？
3.大学语文文献综述
重开大学语文课40多年，大学语文研究论文也有不少，上“知网”检索，主题为“大学语文”的有7000多篇，篇名中含“大学语文”的也有5000多篇，再加上还有未收入知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也有近万篇。但是这些论文良莠不齐，一些有价值的论文淹没在诸多无价值的论文中间，作为资料有时候很难找到。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信息时代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找到信息的能力。所以需要有人对这些论文进行甄别、筛选、归纳、整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做“文献综述”。这方面的工作40多年来做得很不够，笔者在“知网”检索，除了少数会议综述（一般都是照顾方方面面的罗列），真正的文献综述总共只有这样几篇：《当代大学语文教育五派主要观点述评》（林亦农2009）、《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偏误与错位——大学语文教学研究述评》（潘晓2011）、《2011年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综述》（张映晖2013）、《我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现状述评》（唐骋帆2014）、《近十年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综述与反思》（王乃芳2020）、《“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述评》（江婕2021）。这肯定是很不够的，近万篇的大学语文论文资料，要想能够利用，每一年度都需要有综述，每一专题都需要有综述，各个专业的，本科类的，高职类的，教学方面的，教材方面的，观点方面的，教学法方面的，国家政策方面的，都应该有综述，这样才能使大学语文的资料变得可用。
笔者这些年单打独斗，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法完成，在文献综述方面，仅有为了提交省内大学语文会议交流论文，写过一篇浙江省的大学语文论文综述，另外在“大学语文研究”网站上做了一些综合性的网页，譬如关于徐中玉先生的一个网页，通过站内链接的方法，上传了徐编教材介绍18篇，徐编教材评价42篇，徐编教材商榷指瑕49篇，徐中玉访谈文章20篇，徐先生谈大学语文的文章20篇——这个网页为文献综述提供了资料，但还不是正式的文献综述，所以这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们可做的事情还很多。
4.大学语文书评
大学语文虽然才只有近70种研究专著，但让身负教学重任的一般老师全部去找去读，仍然过于繁重。况且这些书也并非全都值得老师们读，有些只是为了评职称赶出来的，有的是把原来写中小学语文的书改头换面，还有两种居然从书名到内容除了作者名字一字不差（估计是无良中介一稿两卖了），这就迫切需要开展书评工作，进行介绍，以免浪费教师们的宝贵时间。据笔者所见，目前只有以下几种专著有书评文章：
李君：《大学语文教材研究》（2012）
何二元、黄蔚：《母语高等教育研究》（2013）
杨建波：《大学语文教学论》（2014）
何立明：《大学语文的课堂和书房》（2017）
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2017）
杨锺基：《<大学国文>科课程研究》（2019）
另外，笔者还曾对最早的八种大学语文专著写过一篇综合性书评（《大语专著一瞥》，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2期）。但这是很不够的，大学语文现有的近70种专著都应该有人写书评。本来还应该把对教材的评论也纳入书评范围，但是考虑到目前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尚未完成，缺少评价教材的标准，譬如他是“人文主题”的教材，对不对呢？又如他是“文学史系列”的教材，可不可以呢？在学科理论建设完成之前，这类书评必然见仁见义，难有定论。这里把本书前面说过的教材“准入”门槛的12条再说一下，或许也可以作为书评的标准——
（1）有没有教过大学语文课？
（2）有没有发表过大学语文研究论文？
（3）有没有读过已有的大学语文专著？
（4）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历史？
（5）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学科性质？
（6）能否说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区别？
（7）能否说出大学语文和大学文学的区别？
（8）能否说清大学语文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区别？
（9）能否说清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的关系？
（10）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与专业课的关系？
5.大学语文重大课题研究
有了资料的准备，假如还有志同道合的团队，那么就可以研究更大一些的题目了，譬如中小学语文有《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汇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等，大学语文也应该有“百年资料汇编”这样的书，从笔者收集到的论文，起码可以编成五卷本的丛书，即“民国大学国文”两卷，“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一卷，“台湾大学国文”一卷，“香港大学国文”（附澳门）一卷。希望有出版社来开发这样的丛书。也可从论文中析出各种专题，做成一种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希望有实力的学校能来尝试这样的工作。
也可以利用网络，制作大学语文数据库，收录大学语文教材的每一篇课文，每一个词语，每一条注释，可以先从规划教材做起，其他教材，可自由上传，如维基百科那样。作为参照物，要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以供大中比较、大中衔接、大中提升研究资料。
在资料的基础上，就可以尝试大学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有人说，一个学科，没有学科史，没有对学科史的建构，就不是—个成熟的学科。 也许正因如此，有人不承认大学语文已经是一个学科。这就更促使我们要抓紧研究，要写出“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民国大学国文教育史”“重开大学语文40年教育史”“台湾地区大学国文教育史”“香港地区大学国文教育史”“澳门地区大学语文教育史”这样的书来。还可以有单项研究，譬如中小学语文有《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这样的书，大学语文也可以有自己的“教材史”（本书原来有此一章，因内容过于庞杂最后删去）。笔者还曾和中国教育报社的主编讨论过，觉得可以写一部“大学语文新闻报道史”——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门课像大学语文这样一再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有那么多的媒体文章关注，其中有些新闻现象很有意思，譬如对“教育部发文大学语文必修”的误读，在教育部出面澄清后的数年里，仍有很多媒体继续发文，呈现出一种集体误读的现象，虽然有悖于新闻真实的原则，却反映了人心所向，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
还有一些特别重大的研究课题，下面我们也模仿全国规划课题重大招标项目形式列举如下——
首先是大学语文的逻辑起点问题，究竟是以“癸卯学制”为逻辑起点，还是以其后的某个官方文件为逻辑起点？这关系到学科的整个逻辑框架的建构。今年又是癸卯年，人生难得二甲子，这个问题到了必须弄清楚的时候了。
1995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宪”宣告“部定共同必修科目”违宪，从此大学国文必修也失去了合法的地位，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要对具体的法律文件进行研究。
教育部高教司曾有一个《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很多高校老师也说看到过这个大纲，那么谁能把它找出来？重开大学语文课不过才40多年，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下这样的历史悬案。
“新文科”建设提出学科交叉的命题，大学语文天然就与众多学科交叉（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但是如何“交叉”？是回到文史哲不分的“大语文”传统吗？这应该是今天最紧迫的一个课题。
最后笔者想以一个轻松一点的课题结束此节内容，这是每一个大学语文教师人人都可研究的课题，即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将其上升到学科理论的高度。记得在“九五”规划期间，笔者参与一个中小学的国家课题，当时的国家艺教委副主任周荫昌为课题成果写过一篇序言，这个原件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序言中的一段话笔者记得很清楚，他说：
人们说，实践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又说，理论之光是永恒的。在从实践上升为理论之间，有一个广阔的地带，这里面有非常丰厚的蕴藏，或者换句话说，有一个庞大的“初加工”的“作业区”，即对实践活动的记载、描述、回顾、思考等等，它们大都以各种体裁的文字形式呈现。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既真真切切又包含了一定的筛选、剪裁，对实践来说，是一个经过浓缩的“提高版本”；对理论来说，是可供深加工的丰富原料。因而，二者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虽然说的是艺术教育，也完全适用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这是每一个大学语文教师都能够胜任愉快的研究课题。愿每一个大学语文教师都能够为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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