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十二篇：孙俍工《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
孙俍工的《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加了两个副标题，一个是“教材底联络与支配”，一个是“著者自所著书一个简明的系统”，发表在光华书局《新学生》1931年创刊号上。这是一篇非常具有“大中衔接”意识的报告。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往往先有过当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的经历，甚至已经是大学教授了，忽然又跑去兼中学、小学的课，总之那个时候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之间是没有多么大的身份差别的，所以他们讨论语文问题，往往能有大中衔接的眼光。本书唐文治篇导读提到民初的“拟请教育部招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说：“中等教科为高等师范生之根柢，高等师范毕业生又为中等学校之教员，中学根柢足则高等师范生之程度够，而毕业生为中学教员亦优良，于是乎中等教科无不善矣”，就是一个大中衔接的议案。据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和次长发生过争论，次长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方向不同，但都有大中小相衔接的眼光。民国学者这类例子还很多，本书后面还有不少篇目涉及，如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这个“统筹”，就是指的大中小学校国文教育要统筹兼顾。本篇孙俍工先生也是这样一位有“大中衔接”思想并付诸实践的教育家。
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我国现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当过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也当过中学国文教员，编过不少大学国文的读物，也编过多种中学国文教材，所以他才能把中学语文教材和大学语文教材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也是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价值。
本文文字简洁，重要的内容都包含在几个表格里面，而这几个表格的设计，全都贯穿了“大中比较”“大中衔接”的思想。
第一表“国文教学的目的”，从“讲读”“鉴赏”“发表”三个方面研究初中、高中、大学国文教学的目的。“讲读”“鉴赏”“发表”大致就相当于语文“听说读写”的训练。我们今天一些人因为对“听说读写”缺乏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听说读写”的分层研究，于是便想当然地说这是中小学语文的内容，大学语文不应该再讲“听说读写”了。这一表便对初中、高中、大学的语文“听说读写”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读的方面，初中要了解现代思潮大概，高中要了解国文历史发展，大学要探讨古代学术思想。虽然仍嫌笼统机械，但有了这样的课程思想，笼统的可以逐渐细致，机械的可以变得灵活。
第二个表是“国文教学的方法”，也依初中、高中、大学划分，大致是初中主要学习记叙文，高中主要学习论说文，大学要学习抒情文。当然表格本身还要细致，我这里只是概述。
第三个表是“课外阅读资料”，不但推荐了初中、高中、大学语文的课外读物，而且还细分到初中一、二、三年级各读什么，高中一、二、三年级各读什么，大学一、二年级各读什么。注意，在孙俍工的设计中，大学国文是要开设两个学年的，他建议第一学年要选读汉魏六朝名家集、唐文粹、南宋文范，第二学年要选读金文类、元文类、明文类、国朝人的文集。
第四表是孙俍工10年来所编著的国文教科书及课外阅读书，其中初中8种，高中4种，大学2种，高中与大学通用的5种。这是1930年做的统计，还不包括作者此后的编著，例如笔者看到的就又有高级中学用《国文教科书》1—6册， 《中学国文特种读本》初中高中各一册等。在这样辛勤编著的基础上，再来做“大中衔接”的研究，便显得底气十足，有理有据。这在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上也是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参考资料】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
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卷1，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李良品《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版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版
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版
孙琴安、李顺贞《毛泽东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孙长祝“孙俍工传略，《邵阳市文史资料》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12月版
孙俍工《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12号，有删节；转见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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