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来月，我一直在读一本非常烧脑的书——张朋朋的《文字论》。读这本书的缘起，是去年12月9日，我参加了在绍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一场“字词本位汉语语用教学法”学术研讨会，主讲者有潘文国、张朋朋、戴汝潜等国内知名语言学专家，其中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教授的讲演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当时我就和他互加了微信，回来后又和他语音两回，他便推荐我读他的《文字论》。12月15日，我在网上下单购买， 不料是个不负责任的网站，下单成功后就再无音信，12月26日又在别的网站重新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书。
我不是语言学专业的，没有受过这方面系统训练，但是我对大学语文的定位是“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要关注语言学问题，所以尽管烧脑，还是硬着头皮读，薄薄的一本书（全书149页），读了半个多月，如果加上从参加会议之前就开始从网上搜集张教授的文章来读，那么前后就达一个多月。《文字论》是张教授一系列论文的汇集，“豆瓣”上有人说这些论文翻来覆去，内容重复，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一个优点，因为没有受过语言学系统训练，所以看这些文章往往一遍两遍看不进去，正好需要这样的重复，读到最后，才渐渐地看懂了一点。当然这个“看懂”仍是很肤浅的，本想读得更深一点再认真写篇文章，无奈有个大学语文的会议时间渐近，我还没有准备会议讲稿，而且我正在写作的《大学语文课程论》也不能中断太久，所以便想在今天晚上做个了结（当然不是从此放下，大学语文离不开语言文字研究，我打算在《大学语文课程论》里设一个专题，届时再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张教授的观点非常惊世骇俗，他认为语言和文字不是同一回事，文字并不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文字都是独立表现思想的符号系统，只是由语音作为中介才发生了联系。因此语言学和文字学也是两回事，语言学并不能包括文字学，这一点在汉语和汉字之间尤其如此，在母语教学中，汉语学习和汉字学习是习得和学得两回事，在对外教学中，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也是两回事，应该采用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他还用这一观点审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发展史，长期来为人诟病的文言文与口语脱离，在他看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他反对口语与书面语统一的说法，甚至不承认文字是书面语，认为正是有了脱离一时口语的文言文，中华文明才能够在几千年里得到延续和传承，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也仍应该大力学习文言文。他还对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进行全面批判，认为这是套用西方语言学，其结果是导致汉字落后论，甚至发展到要取消汉字的恶果。为此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西方的索绪尔，批评中国的吕叔湘等一大批语言学家。
这样的理论自然不能见容于中国的语言学界，我读到一些批判他的文章——注意，不是“批评”，是“批判”，说是“必须予以批判”——这让我想到此前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些现象，我在三十多年前就注意到安子介、袁晓园、徐德江等人提出的“字本位”“字思维”观点，但没有料到这样一种似乎纯粹学术的观点会遭致中国语言学界如此巨大的反感，一些批判文章似乎用了类似文革中的“批判”语言，最后甚至还闹到要对簿公堂。对此，我虽然是语言学外行，但是也坚决地站到了张教授一边，我采用的是一种类似“黑箱理论”的思考方式，觉得既然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最终会得出取消汉字的荒唐结论，那么其起点和过程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而张教授的“字本位”理论，是要高崇汉字，这符合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所以其理论起点和过程，一定有可取之处。当然所谓“黑箱”云云，其实也是为了遮掩自己对语言学理论的外行，譬如以前我还一直以为“字本位”是一种统一的语言学观点，所以也把张教授算到安子介等人一派，到了会上，才知道就是“字本位”理论，也是有各种派别的。张教授很奇怪，问我怎么会来参加这样一个语言学会议的，其实就是缘于我对“字本位”理论的误解，等到了这个会上，我才发现“字本位”也是有多种不同观点的，不过我仍然担心张教授的观点会重蹈三十年前的那种遭遇，所以决心要发表一下自己的几点意见。
第一，语言学是国家的一级学科，我们大学语文也常常被归属到这个学科。按理说，但凡比较重大的学科都会生成流派，流派的产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表现，譬如西方语言学的历史就是种种学派、流派此起彼伏的兴亡史，所谓学术的繁荣, 就是学派、流派之间竞争的果实。但是放眼中国现代语言学一百多年，似乎还看不到有什么称得上流派的东西，1991年有一篇题为《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关于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思考》的文章，指出中国难以形成语言学派的原因有如下五点：
1.长期缺乏思想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
2.科学技术比较落后
3.语言观的残缺
4.语言研究方法和手段陈旧
5.语言学史研究薄弱
按理说其后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了吧？然后到了26年后的2017年，该作者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难以形成语言学派的原因仍然是如上五点。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为什么语言学界独独除外呢？这是很奇怪的。流派是独特的学术观点，张教授的观点就非常与众不同而又自成体系，当然他也有他的缺点，常常指名道姓地批评国内外语言学家，甚至还会骂人（譬如在这次会上），但是，流派的特点就是排他的，你好我好不会产生流派，不能容纳异端也不会产生流派，所以我想建议中国语言学界，能否给张朋朋教授的理论以一席之地？
张朋朋教授在越秀外国语学院的会上
二，我想建议张教授，能不能不要理会中国语言学界的那些批评和批判，特立独行，构建自己的学派？从《文字论》里的文章看，作者似乎长期停留在一个层面，反复申诉自己的观点，这也是“豆瓣”上说的文章重复和反复，作者似乎很在乎国内语言学界对自己的认可，假如得不到认可就没法把自己的观点发展下去，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我在大学语文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处境，我认为大学语文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现代语文学科的问题，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大语文”教育，癸卯学制以后开始引进分科教育，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其他学科，到最后所有内容都独立出去，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就成为一个形式学科，它没有了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因此，中国百年语文最大的问题，就是仍然把它当成一门内容课，从而把语文课讲成政治、历史、文学等等其他课，独独不是语文课，由此导致“少慢差费”的严重后果。我的这一观点也是非主流的，不被同行们认可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张教授的心情，研究者没有比不被同行认可更为郁闷，我就曾在自己名片的背书中写了这样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孤愤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我又认为我的研究之所以得不到同行们的认可，一定是自己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表述得还不够明白，这促使我继续自己的计划，撰写《大学语文课程论》《大学语文教育史》《百年大学语文史料汇编》等，可以说，正是同行们的不认可，促使我更加要做成这些事情。我觉得张教授也完全可以这样，当然他已有多种著述，如《常用汉字部首》《部首三字经》《现代千字文》《口语速成》《集中识字》《汉字书写入门》《怎样教外国人普通话和中文》等，但是似乎多是一些技术性的书，而标新立异、开宗立派的似乎仍然只有《文字论》一种。
三，张教授的理论和实践，主要建立在他所从事的对外教育上（他反对用“对外汉语教学”来包指汉语与汉字教学），而其实际价值，则已经超出对外教育，而是颠覆国内语言学，对国内的语文教育都有重大的意义。现在国家正在组织申报“十三五”2019年社科规划课题，我认为张教授的研究，完全有必要列入国家重大课题项目。张教授虽然早已退休，已经70多岁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感觉他仍然是思维敏捷，语言犀利，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清晰的讲演，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一下子就能征服听众。所以我建议他争取以《文字论》为核心观点，申报国家课题，也希望国家能容纳这样非主流的观点。
四，张教授认为国内语言学一百多年来的歧途，源于索绪尔的西方语言学理论，所以在《文字论》中，对索绪尔进行了尖锐批评。索绪尔是瑞士语言学家，我们不能光在国内批评，而更应该关注：在《文字论》出版后的十多年里，西方语言学界有何反应？或许中国的出版物，很难为西方学界了解，那么，就有必要将《文字论》翻译成法文或英文，张教授自己就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认为，张教授的观点是否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并不是十分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得到西方语言学界的认可，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至于我们中国学界，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多方面往往是以西方马首为瞻的，对西方的意见的重视，是超过对国内同行意见的重视的，所以争取西方语言学界的认同，可能会取得“弯道超车”的效果。
五，所谓流派，是一群人的志同道合，所以希望国内同行中也能有更多志同道合者，将张教授的观点付诸实践，不但是对外汉语汉字的教育，孔子学院的实践，还有国内的语文教育，都应该对张教授的理论进行实验，即使我们要否定他的观点，那也要在实验了之后。有这样一群人在国内国外实践、实验张教授的观点，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一个流派。此事本来我也应该是当仁不让的，无奈大学语文研究方面，我已经力有不逮，不能够再多分心。好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听说承办会议的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院的周金声院长，打算参照张教授等人观点，编写教材，申报课题。假如我们再将张教授的观点多多宣传，相信能唤起更多的志同道合者。
2019年1月17日凌晨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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