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什么需要语文？

这两天网上热传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谭帆会长的一篇文章：《大学需要语文》，我想接着谭会长的这个话题，谈一谈“大学为什么需要语文”。

大学为什么需要语文？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中小学已经学了十几年语文课了，大学为什么还要开语文课？更进一步的意思是：大学语文和中小学语文有什么区别，是简单重复，还是有更高的教学目标？

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2007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做了“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学习”的发言，借用翻译界“信、达、雅”的理论，我描述各阶段语文的学习任务说：

小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信”，即母语知识的积累，比如要识记3000个汉字，一些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个阶段儿童的记忆力是最好的，应该让他们大量识记，即使是“死记硬背”也非没有意义。

中学语文主要是“达”，即母语读写能力的培养，能够写通顺的文章，能够说明白的话，这个任务绝不能拖到大学去。现在人们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请假条，错别字连篇，把这都怪到大学语文头上来，这是弄错了阶段。又有人主张大学里进行汉语考试，不及格不给毕业，那也是弄错了母语考核的阶段。苏步青教授早就说过，“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别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大学把关严一点，对于遏止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也都大有好处。

那么大学语文阶段学什么？我认为大学语文就是要学习母语中“雅”的部分。任何民族的母语内部都有雅俗之分，大众语言，俚语俗语，这些可以在生活中随处习得，雅的语言则需要在学校母语教育中学习，而最高雅（大雅）的语言，则只有在高等教育阶段才能学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已是系统学习母语的最后机会了，再不提出这个任务，可能将终生失去这个机会。如今有一种观点，说现在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精英教育了，而是大众教育了，大众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能够就业，所以一些学校把大学语文也改成了应用写作。我觉得这完全是搞错了概念，大众教育是指入学率，而不是指培养目标，否则完全可以不要办大学，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机构，要比大学有效得多。

我认为大学教育永远应该是精英教育。什么是精英教育？就是教育学生做人，做有教养的人，做有社会良知的人。当然也要教给知识，那是要教给学生将来在任何职业培训机构中学不到的知识。对于母语教育来说，就是要教给母语中最高雅的部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的使用本国的语言”。这应该成为大学语文的教育目标。

以上是借用邻近学科的理论框架加以发挥。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想法又有变化，我觉得语文学科的研究，还是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最合适的理论框架，恐怕还是要回到“工具论”。现在对“语文工具论”有一种误解，认为讲“工具性”就是不要“人文性”，于是“人文性”“工具性”争论不休，我觉得这都是无谓的争论，语文是“人文工具”，这还用得着争吗？现在又提出一个折衷的说法：“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文性”首先应该是和“科学性”对立统一，然后语文“工具”要为“人文性”与“科学性”服务。这些争论的症结就在于缺少“新文科”的视野，把语文当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学科。一种教材，基本训练多了一点，就说是“工具性”了；思想性强的课文多选几篇，就说是“人文性”了；课文分析，讲一点思想内容，再加一点字词知识，就是“人文性工具性统一”了。整个语文教育（包括大学语文和中小学语文）几十年来走不出这样的怪圈。现在提出“新文科”建设，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迎刃而解了：语文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它是工具课，为其他人文学科服务，这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同时语文自身的阶段性发展也必须从“工具性”角度才能讲清楚。一个简单的表述：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升入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升入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专业功课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

这个公式说明，各个学习阶段的语文课，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既不能延后，也不可能超前。中小学语文学得再好，也不可能取代大学语文的功能，这就是大学必须开设语文课的理由。同时，根据这个公式，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也就很清楚：第一是要为大学各专业的学习服务，第二是要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在目前中小学语文陷入应试教育困扰的背景下，还有第三个任务，就是温儒敏说的要把中小学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按：“调试”这个词不太好，仿佛把人视作机器，用“调养”则更好）。

下面对大学语文的这三大任务各举一例略加说明。

第一个任务，大学语文要为大学各专业的学习服务。这就是“工具性”为“人文性”服务。举一个例子，大学所有专业最后都要写论文，但是中学语文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的训练。中学语文只讲“议论文”，议论文有“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写文章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围绕这个观点收集材料，最后用材料证明这个观点。大学论文不是这样的，写论文不可能“首先就有一个正确观点”，结论必须在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所以大学论文应该是“四要素”：论题、论据、论证、论点。第一是论题，就是确定所要研究的题目，所以要先进行选题，做开题报告，然后才有后面的研究。做研究要有时间，要有过程，要进图书馆，这样的研究方法又是中学语文不具备的，所以，假如大学语文不提出“论文”的概念，那么各专业的学生，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都还会当成是“议论文”写作。当然届时各专业的老师也会有所指导，但是事先不扭转观念，不打下基础，到了最后才发现中学议论文不管用，临阵换枪，手忙脚乱，是不可能写得好的。所以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语文课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也是民国大学国文又叫做“大一国文”的原因。

第二个任务，大学语文要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举一个例子，语文课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划分，有人质疑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应用文文种，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伪文体”，应该取消。这种观点很有蛊惑性，高考作文命题也受此影响，提出“文体不论”。这是很荒谬的。文学文体，应用文种，数不胜数，直接用于教学，必然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才有必要抽象出来一种便于教学的“教学文体”。这正如学习绘画先画石膏像，一个人头，一只眼睛，一个耳朵；又正如学习音乐要先学“哆来咪发梭拉西”的指法和练习曲，这都是必要的基本功。如果说，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一个头、一只眼睛这样的活体，不存在“哆来咪发梭拉西”这样的歌曲，因此这是“伪文体”，应该取消，这是不是非常荒谬？问题是到了大学语文，这种“教学文体”就应该和真实文体有所对接，我们不能让学生带着“教学文体”走上社会？不是也流传这样的笑话：领导让某大学生准备一份材料，该学生问：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这不能怪学生，是我们大学语文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从文体学习的序列来说：小学语文学习简单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初中语文学习一般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高中语文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大学语文则应该讲清楚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与生活中真实的文体的对应关系，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而这也是中学语文不可能承担的任务。

第三个任务，把被中小学学习败坏了的胃口调养过来。其实不一定是“败坏”，也可能是条件所限，譬如儿童的胃只能吃些柔软的东西，不适合吃过于坚硬的东西，这都需要大学语文来“调养”。具体说，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条件，当然也有应试教育为了便于考试出题的因素，所以学到的多为分门别类的“知识点”，还不能建立起互相联系的“知识链”“知识网”，这不能过多指责，而是有待于大学学习来“调养”。譬如格律诗、对联、语法、修辞、逻辑，这些知识在中学语文中零零散散的也都学过，但主要只是些彼此孤立的“知识点”，很少注意这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大学语文则可以进行二度加工。陈寅恪写过一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提出可以用“对对子”的方法，把这些知识都贯通起来。那一年他给清华大学出招考题，就出了一个上联“孙行者”，让考生对下联。对对子属于对偶修辞格，又有语法知识——“孙行者”是一个人名，那么也要用一个人名来对。具体说，“孙”是名词，“行”是动词，“者”是虚词，这些词性都要考虑。又有平仄声韵的知识，“孙行者”是“平平仄”，那么你对的人名就应该是“仄仄平”。还有逻辑知识，对子上下联要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譬如顺承的关系，那就是流水对；相反相对的关系，就形成正对和反对，好的对子甚至还可以构成哲学上“正反合”的关系。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语文学习，能够培养更灵活的思维方法。大学语文要多设计一点这样的训练，把中小学生被应试教育弄僵化的“胃口”好好调养一下。

以上三点，就是我对“大学为什么需要语文”所交出的答卷。因为篇幅关系，每一点我都只举出一个例子，事实上还可以举出很多，我正在写的《大学语文课程论》中，就有这方面的探讨。我希望能找出这样十几个、二十个语文专题，用来建构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单元，这是不是比“文学主题”或“人文主题”的教材更像是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呢？我现在还不敢下结论，要等实践来证明。

202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