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8年，我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工作，这是四川军阀刘湘防区内的一个水上缉私机关。十年中，我先后任过总务保安科长、万县分处处长、宜昌办事处主任，还兼任过二十一军万县水陆检查处处长等职，亲身经历过许多烟毒走私案件，检查过许多外国兵舰和中外轮、木船。当时走私伎俩非常狡黠，走私人员的身份极端复杂，群魔乱舞，魑魅横行，彻底暴露出旧社会的阴暗。
当年，四川军阀刘湘防区内的一段川江水上烟毒走私，主要是通过重庆、万县、宜昌几个码头。所谓走私，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偷漏税款，一是秘密贩运毒品。前者是指贩运鸦片烟土，后者是指高根、海洛因、吗啡，亦即一般人所称的白面、红丸、曹达、梭梭等。
四川本来是产鸦片烟的地区，四川人受其毒害已有多年。到1935年蒋介石控制了四川，中央军政大员把上海流氓头子顾家棠、杨阿毛带进夔门，从此吸毒、制毒之风炽盛于巴蜀之地。从前四川的制毒运毒，也与上海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有密切关系。他们为四川这些恶势力提供了制毒的药料、技术和机械，开辟了烟毒的销售场所。他们还以流氓手段勾结蒋氏官员，凭借其军政大权得到庇护，明目张胆地干这种害人的勾当。
在四川，许多军阀是靠鸦片烟起家的。能种烟的地方就抽亩捐、窝捐，甚至不愿种烟的人还要缴“懒捐”；能运销的地方就抽过道税、护商税、乐捐、印花税、公栈费等；不种不运的地方（如城镇）就设官膏店，收红灯捐、牌照税、瘾民捐、戒烟费、调验费，还有种种罚款。最恶毒的是使瘾民不敢申请戒烟，因为戒烟要在官府所设的戒烟所去戒，明定的戒烟费超过两个月吸食烟膏的一切费用，暗中花费的更比明的多几倍；戒了后还要随时调验，收调验费，一验出瘾未戒绝，即要补缴瘾民捐，重新登上瘾民册，还要处以戒而再犯的罚金。所以，一般人一登黑籍，即永无脱离苦海之日，一任统治者敲诈剥削，至死方休。但那些豪门巨族、显宦达官、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则肆行种、吸、售、运，不但不受制裁，反而获取暴利。我的家乡是绵竹，曾先后成为刘斌、杨森、田颂尧的防区，亲见不少乡人受这样的祸害，呼吁无门，真令人不禁有“长夜难明，人间何世”之感！
刘湘防区最初是由重庆到下川东一带，后来也包括叙府、泸州。他把守住重庆、万县两大水口，还一度扼住过宜昌的总口子，不但本省其他军阀的“川土”要经过渝、万水道运销省外，就是云南、贵州出产的“滇土”、“黔土”，也要经重庆、万县才能转运出口。所以，他的防区内鸦片烟税收得最多的第一要数渝、万两埠的运销过道税，而走私缉私也当然以查缉渝、万两埠的偷漏为主体。刘湘在万县设有川东禁烟查缉总处，专管烟土收税缉私，实际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禁烟实是征税，还美其名曰“寓禁于征”。
我所在的川江航务管理处，成立于1929年7月6日。初设办公处于重庆千厮门顺城街，为了要维持川江治安，不能没有武装实力，更需要武装检查一切水上交通工具，于是查缉走私就成为航务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刘湘曾明令规定：“航务处是川江唯一航政机关，并代行江防司令部、水上警察所职权，对税捐局查缉货物走私、禁烟处查缉烟毒走私，有以武力协助之义务。”
禁烟制毒，都是为钱
刘湘曾是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善后督办，易帜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但并没有正式取消督办名义。1928年至1932年，刘湘正忙着扩充部队，且有事于上川东及川南，与刘文辉火并。当时其最大的饷源，靠渝、万两地的鸦片烟税，因与滇、黔修好，云南、贵州烟土乃大量经由渝、万转输出境。
刘湘鉴于对待吗啡等毒物的制造和贩运，不能像鸦片烟那样“寓禁于征”，就课以重税，准其售吸；但又不愿任其泛滥，影响财政，因为若大部分烟土转为制毒原料，将减少烟税收入。于是刘湘下令禁毒，颁布了查获毒品及制毒药料给奖条例，但目的不在禁烟，只是为了多收税钱。尽管颁布了这些条令，但大利所在，仍使许多人眼红。如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文彬、旅长穆瀛州，以及地方恶霸团阀申文英、李盈庭等，都在重庆设有制毒工厂；在万县受招安之河南巨匪崔二旦、王泰，任二十一军第一、第二路警卫司令，兵营内设有吗啡作坊，以武装保护，公然批发零售。刘湘明知，也无可奈何。
精制吗啡所需药品大都为日本货，需在上海购买，粗制的吗啡坯子也有部分要运出省外加工，所以经常在轮船上查获吗啡坯子和制造吗啡的药水（名叫“无水”，即“无水醋酸”的简称）和其他毒物。这些东西送到司令部后，有的物主居然托人向刘湘说情，要求发还；有的则公然说他蚀不起这样大的本钱，督办若没收了他的东西，部队就要饿饭；还有一些将领更大言不惭地向刘湘表态：“督办收烟税为的是扩充部队，搞好'家务’，大家才有饭吃。我们造吗啡，也是为了整顿部队，增加军实，好为督办效力。”
刘湘见制毒的情势有所发展，顾虑重重，害怕舆论谴责，更担心禁烟税收将逐渐减少，而这些部下又太不体谅他。他很气愤，又无可奈何，只得假惺惺地电令渝、万各检查机关：凡查获毒物及制毒药品，不必再解送军部，可在查获时就地倾入江江中。我们也就只好照他的规定执行，记得有一次在一艘轮船舵面上查获了12大桶“无水”，还有一次查获了2000多两吗啡坯子，都是按照指示把它处理了。制毒的老板们虽然明知刘湘耍的是鬼把戏，但毕竟不敢正面冲突，只得另想办法，由上海大流氓头子介绍打通上海海关人员，把毒品或制毒药料换成其他西药包装牌号，正式报关，装进轮船货舱。货舱的货是海关负责的，不到达目的地，任何机关都不能开舱查货。这样做是给刘湘一个面子，又挟着洋奴、买办更大的恶势力给刘湘一个白眼。
军队偷运，谁敢言罚
对于那些有枪杆子的大小军人运烟运毒，就根本不管有什么上级的章程和禁令了。1930年，刘湘派大部队填防鄂西，在宜昌成立所谓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派袁彬为参谋长，代行总指挥职权，并派周见三为参赞、周荃叔为顾问，借资劻助。我亦奉航务处令，到宜昌兼代宜昌航务办事处主任。
有一天深夜，我正要就寝，突然陈兰亭师驻宜办事处处长范之齐来找我，告知今天傍晚有一团川军乘轮到宜，其中有一只驳船被河下检查人员在子弹箱内查获私土，扣留在航务处办公船旁。他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打算怎样处理。原来是卸子弹箱时，忽然捆绑的绳子断了，有两口箱子滚出了烟土。检查人员方欲再打开其他箱子检查，一个军官提着手枪飞奔过来，吼叫道：“谁敢抢我的子弹，我就先打死谁！”经航务处人员调解，把驳船停靠在航务处办公船旁，船货不许移动，各向上级请示处理，部队留了几个武装兵在驳船上看守，航务处亦派了一个兵站在船头。
第二天我向袁代总指挥报告了，他默不作声。我说：“是不是给范师长留点面子，先把查获的这两箱川土送到指挥部来，其余免查，叫他自己补完川税了事。”他说：“两湖特税处贺处长晓不晓得这回事？他怎样说？是否把全案送交他们处理？”我说：“他说尚未在宜昌出售转口，不能认为是漏了两湖特税，是漏的川税，他无权过问。”谈话间，忽然航务办公船来电话说，刚才来了个少校军官，称奉师长的命令，把烟土和子弹搬到师司令部去，师长亲自处理。那个少校带来一连武装士兵，用四挺机枪对着办公趸船，已把驳船上的全部子弹箱都搬运上岸了。袁代总指挥听说子弹烟土都已搬走，人也走了，才喃喃地说了一句：“人不要脸，鬼都害怕！”我也就回答办公船说：“你们应付得很好，我已转报袁代总指挥了。”对此类结局，我已领教过了。
1929年7月间，川江航务管理处刚成立不久。某天下午，重庆市政府秘书长石体元约我到市政府去，他对我说：“有件事要请帮忙。二十一军部郭文钦参谋长、王缵绪师长同潘文华市长合办了一批烟土，想不上税就运出省外换购军火，今晚就要装上'蜀亨’轮，请你转达卢作孚、何北衡两处长，通知派守'蜀亨’轮船的航务处官员不要找麻烦。”我立即报告卢作孚、何北衡两处长，卢作孚说：“遇到这种事，不能不通权达变。航务处在重庆的管辖区域是上至珊瑚坝，下至唐家沱，与海关一样，只要不在我们管区内出问题，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石体元，石边听边点头表示满意。
洋船招牌，秘藏烟毒
1929年冬季，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得到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买办童季达密报：“其春”轮已装上大批烟土，即将起航下驶。我们立即开会研究检查办法，商量如何着手为宜。此前，航务处凭借军阀权势，以不服从检查就不提装、不上下货的办法施加压力，与各国驻渝领事、各外国轮船公司大班有约；外国轮船必须接受中方武装兵检查，可以在外国轮船上逮捕违法走私的中国海员。“其春”轮是美国商船，船主、大车都是美国人，并有六名美国海军随轮保护，该轮既已装上大批烟毒，必有密藏烟毒的方法。会议认为在检查时一定要谨慎机警，以免发生事故，并派总务科长何静源、保安科长陈锦帆前去督率守轮员兵检查，相机处理。
陈、何奉令后带了一班手枪兵乘坐汽划前往。陈、何将手枪兵留在汽划上，仅带徒手检查兵两名上“其春”，由船上买办徐焱南陪同，将楼上、楼下、客舱、水手舱、货舱舱面、洋兵房间、船员寝室逐一详细检查，并未查获禁物。陈、何又走下机器舱巡视，突见有一个长叶子的大电扇位置十分特殊，安在机器舱的壁上，既不是用来吹冷机器，也不便于人们受风，电扇座子的铁板很像个门，周围用的是螺丝钉。陈、何认为此中必具奥妙，再仔细审视，螺丝帽很光滑，还有油润，似乎经常装卸，遂找着一个扳钳，叫检查兵把螺丝扳出，把铁板取下。正旋开一个螺丝帽时，站在侧边的华人二车孙某上前挡住不准再拆，并大声说：“这里的螺丝下不得，电扇座子不能移，动了机器要坏，明早开不出船谁负责？”陈、何都说这个电扇座子明明巴在舱壁上，距离机器很远，哪里会弄坏机器？果真坏了，航务处负一切责任。机器舱内的其他人乘乱纷纷闹嚷起来，其美籍大车醉眼朦胧，酒气逼人，冲上前从检查兵手中夺去扳钳，猛力将检查兵推出舱口。这时，头层甲板口和机器舱口亦各来了两个美国兵，提着手提式机关枪把守着，不许人上下，并做出预备放的姿势，阻止检查，并说了许多恐吓话。陈、何二人明知有异，略加商量，遂即正色告诉买买办徐焱南说：“航务处官兵武装检查外国商船，并可在外国船上逮捕违法海员，是与各国领事、各洋行大班订有协定的。英、法、日、意、德等各国船只都已遵办，美商轮船不能例外。今夜情形，我们可以逮捕违法走私的中国海员。可以援上海例：洋人在华界发酒疯，影响华界公安、妨碍华官公务时，可以将酒醉洋人捆绑，送交该管领事究办。你可以向洋大车说明，'其春’仅是一艘美国商船，它在中国内河上行驶，载的中国客，装的中国货，不是外国租界。再闹，我们就要援上海成例，把他捆绑起来送美国领事处理。”
当乘客和提装工人知道此事后，纷纷表示支持航务处，都说美国人敢这样无理取闹，我们要退票，永不乘坐美国船，也不再给美国船装卸货物。在汽划上的航务处手枪兵也已子弹上膛，叫其他船只一律离开“其春”，做好战斗准备。洋兵被迫撤上楼后，形势才缓和下来。
此间情形，早有人飞报捷江公司。陈锦帆、何静源刚到买办间商谈，童季达也到了船上，童以天将拂晓为理由，请求不再检查，免妨碍开船。双方遂商定由公司买办和船上买办签字证明：（1）今夜因美国大车醉后妨碍检查，机器舱未查完，若在别埠查出烟毒禁物，由轮船买办和机器舱负责；（2）由机器舱二车、三车立即检查机器，并试车后盖章证明机器完全无损，航务处未弄坏机器，无碍航行；（3）美国大车妨碍检查，对中国官厅不敬事件，由公司买办童季达、“其春”买办徐焱南代为道歉，保证以后绝无同样事件发生。经童、徐两买办及孙二车盖章后，何、陈二人始携文件离船，临行前将孙二车逮捕，带回航务处审讯。
后据孙二车供称，那里确系机器舱的秘密窟，内藏有洋大车与买办徐焱南等所贩烟毒云云。航务处遂立电万县航务处及宜昌、万县海关，指明“其春”机器舱藏运烟毒，结果在万县查出鸦片烟4000余两，粗制吗啡坯子500余两，并将“其春”机器舱秘密窟拆除。
外国商船藏匿运毒，外国兵舰亦走私贩毒。川江行驶外国兵船始于1900年春，那时英国有两只浅水兵船“山鹬”号与“山莺”号由宜昌入川，溯流而上，经七天才开拢重庆，不久又由重庆擅自试航到泸县，再由泸县上行到宜宾，然后开回上海。自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仗恃与清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借口保护其本国商轮和侨民，纷纷开兵船入川，损害中国主权，助长军阀内战，走私贩毒，浪沉木船，任意横行，中国官厅不敢过问。
1929年，川江航务管理处虽与各国领事及各外轮公司达成协议，有权检查外国商船，可以用外国船运输军队，可以处理外国轮船浪沉木船事事件，并曾责成外国轮船公司赔偿过浪沉木船一案的一切损失，但仍无权检查外国兵船。如果知道有走私贩烟情事，也只能在兵舰停泊处监视其上下兵舰的华人有无夹带而已。我参加川江水上检查工作十年中，仅检查过一次外国兵船。
1930年8月，刘湘调独立第二旅郭勋（即郭勋祺）部进驻鄂西，在万县乘轮到宜昌，我为办理万、宜兵差及筹备宜昌航务机构，随军前往。郭勋到宜后，即兼任宜昌警备司令，与驻宜各国领事、舰长多所往还，我亦随同周旋其间。
某日，警备司令部水上稽查处副官王秩卿来报，有一少年自称是法国“都大”兵舰西崽，有秘密事要见司令官面报。经予询问，西崽李阿根称：“此次'都大’兵舰由重庆开宜昌，藏运有私土2000余两，吗啡坯子100多两。特来告密，希望得笔赏金，如果不实，甘具死结。”
郭勋马上与幕僚商量，因“都大”舰长昨天曾来拜会过，遂决定用函通知“都大”舰长，约定明天9时去回拜；一面将李阿根口供及其甘愿枪毙的具结译成法文，一面又叫水上稽查处派两个有经验的钎子手装成马弁模样，明天随同前往。
第二天到了约定时间，李阿根被戴上手铐藏在汽艇中，由两个马弁看守，我和译员随郭勋一同乘汽艇到“都大”舰回拜。双方交谈中，郭假作随便谈及此事，将写好的口供、具结交给法舰长。舰长看后失色而起，急令副舰长下令叫士兵、水手各归房间，约我们同到李阿根所揭发的设有秘密机关的水手舱藏私处去查看。随从人员把舱中床铺、箱柜详细翻检，又细敲墙壁，均无异状，伪装马弁之钎子手亦看不出破绽。我建议把李阿根带来指认，若查不出来，好叫他死而无悔，法舰长同意。李阿根被押上兵舰，即用手指着水手舱木望板上的电灯，叫把电灯玻璃盖卸下来。玻璃盖一落，电灯泡、电灯灯头亦随之落下，即出现一个人头大的圆洞。带来的马弁（钎子手）伸手入洞拉出若干串袋，里面均是烟土和吗啡坯子，共3000多两。舰长见事情败露，立即将舱内住的一个法国水兵和两个中国小工拘押起来，以此作为搪塞。两个小工和烟土、吗啡坯子交我们带回讯办，至于那个法国水兵，他说将报请汉口法国驻华舰队司令从严处理。我们回警备部后，依例奖给密报人李阿根、王秩卿及上法国兵舰的钎子手若干奖金，带回的两个小工送交宜昌县，以私贩烟毒罪处罚。
此外，在渝、万等地，在英帝国主义的“福和”、“康定”、“金堂”、“万流”、“万县”等商船上，都发现过外国和中国船员夹带烟毒走私的事件。有的藏在厨房的茶篮内或冰箱内；有的藏在煤炭舱、洋兵房间或救生艇内；最狡猾的是将烟土搓成桂圆大的圆球，掺杂在米口袋内（船上例可带两三石米供途中食用），就是打钎子也不容易查出来，因为鸦片烟小球既干燥又圆滑，钎子打去很不容易穿着烟土。
图谋毒财，不惜害命
1931年4月20日，“渝江”轮由重庆开往宜昌途中在万县宿夜，万县航务处照例派护航队员刘克贵率队兵四名驻守轮船，检查旅客，维持秩序。
次日天将拂晓时，查过客票，刘克贵率队兵下船，站在巡划上监视“渝江”起锚“搭流”行驶。突然，从对岸杨家街口上游飞来一只小划子，上载几个旅客、十余件行李，顺着江流水势直向“渝江”轮船冲来。逼近轮船时，执篙划夫用篙头铁爪钩钩着锚链，掌梢划夫用桡抵着轮船，有两个穿军服的人就爬上轮船，放下带来的绳子拉吊客人和行李上船。
刘克贵见了，急令巡船赶到“渝江”，喝令从小划子上上轮的人立即下船，未上轮的客人、行李不准再上。那几人不唯不听，反加速拉上客人、行李。刘遂挺身上前，伸手拉住一口正往上吊的竹箱不放，队兵亦持枪制止划上余人行动。忽然一声枪响，刘克贵应声而倒，登时血染巡船；接连又两声枪响，吊船水手牟少清、队兵谭海云亦受伤。在这慌乱之际，小划上的乘客、行李都上了轮船，小划即向下游飞快逃去。航务处督察办公囤船见发生血案，马上派出部队在各码头警戒，封闭渡口，宣布江上戒严，一面用扬声筒高喊：“'渝江’停开！”
当手枪兵纷纷由杨家街口乘小划向“渝江”轮包围时，“渝江”业已抛锚，孤零零地停在碛坝。航务处督察长和三师手枪兵中队长率人持枪登上“渝江”，周围载有手枪队的小划警戒着。当武装兵分段逐一查票时，即有船员、客人密告行凶二人系着军服，肇事后已换便衣，混在某堆客人间，同凶手乘小划一路来的其他四人，亦混在某处。手枪队兵分别挨近此六人侧近，用枪逼住，将他们逮捕。同时查获其带来的竹挑箱三只，里面装满烟土，还在一人裤兜内搜出枪弹一夹。逃走之小划亦被巨鱼沱航务派驻所截获。
两名凶手供称：一名曾治，一名陈文华。曾治先开枪打死刘克贵，陈文华随即开枪打伤水手、队兵，致使巡划脱钩离开轮船。二人都当过某部的参谋副官，现专门走私，小划上的其他人系得了好处，冒险为他们递飘，以往素不相识。问曾、陈二人武器何在，二人供说：在肇事后，知道惹下大祸，又听见航务处喊话叫“渝江”停开，见事不妙，乃脱下军装，另换便服，将枪弹用军装包裹投入江中，希图灭迹。经审实后，立判曾治、陈文华死刑，划夫和其余乘客，或拘禁，或重责。
万县江北岸西山观脚下有块大石头，人们叫它“盘盘石”。盘盘石近边处有个大圆洞，直径有两丈来宽，很像一个洗脸盆，人们叫它“洗脸盆”。盆下面通江，江流经过，必灌注入盆，然后再由盆底流出，形成一个大漩涡。渡船经此，稍一不慎，即会被漩涡水卷入盆中。万县航务处禁止渡船在此处抛河过渡，在盘盘石上设有岗哨，派武装兵监视，以保安全。
一天夜晚，哨兵刚撤离盘盘石，乘坐公事划子拟回南岸，忽然看见一个小划子由盘盘石方面划来，划上载着行李，仅有一个划夫拼命划船，迅速向南而去。哨兵见小划子只有行李并无客人，便叫公事划子加快赶上，把小划押到办公船来。经过检视，小划共载有行李三件，一个被盖卷，一口小提箱，另有两大坛涪州榨菜、几罐忠州豆腐乳及其他食物杂品，显见必有旅客由涪州下来在万县搭轮出川。但客人何在呢？经审讯，划夫说他名叫刘有富，本地人，年34岁。从他身上搜出一个赤金私章戒指，两张十元申钞。金戒指上的私章刻的却是“何天成”，内面刻的是“涪州天宝银楼造”。
原来何天成是丰都一带的烟贩子，素与船夫王大生有勾结。为躲过杨家街口检查机关耳目，他每每深夜由盘盘石上首西山公园溪沟中将行李运上王大生的划子，再上轮船，夜深人静，轮船上一般只有一个站岗的兵，容易贿通，可以运私上船。那天晚上他又与王大生约好，在西山公园上划子。但王大生近来赌输，正无法还债，他知何天成素来是单身独干，在行李内夹带有烟土，遂产生谋财害命的念头。他与划夫刘有富勾结，相约在经过盘盘石时将何天成推入水中，然后，取出烟土均分。不料在下手时何天成奋力抵抗，扭住王大生不放，两人均落水中，被漩入“洗脸盆”毙命。刘有富虽没有直接行凶，但却故意将划子弄偏，促使二人落水，事后又在划子上拾得客人掉下的钱夹子、金私章戒指等物据为己有。
案讯实后，将何天成行李当众检查登记，果然两大坛榨菜仅表面是菜，下边全装鸦片；几罐忠州豆腐乳也是烟土，总计300两左右。遂将烟土送川东禁缉总处没收，其余行李和金戒指等，及谋财害命的凶犯刘有富，一并送万县地方法院处理。
由于贩毒利大，此类谋财杀人之事屡屡发生。
诡计多端，五花八门
为骗过缉毒人员检查，贩毒者的藏匿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以下几例即可窥一斑。
一群“肥猪”。有一次查获一只由万县开往云阳县的木船，在后舱中载了六头肥猪，都是用草绳捆住四蹄，捆住嘴巴，横卧在舱中的。检查员觉得万县是消费码头，所有肥猪都是由四乡和邻县运进，而这六头肥猪却偏要运出去，有些奇怪；再一看押运人横眉竖眼，似非善良之辈，盘问时言语也有些支吾。检查员疑惑这猪来路不正，恐有盗窃情事，因见猪屁股毛上烙有火印，遂逐一检视，看火印是什么字迹。
检查中发现有两头大肥猪竟是死的，业已变硬，虽说冬天不会腐臭，但可以断定非上船后才死。既是死猪，何以要同活猪一样捆绑，伙在一起？这些现象令人生疑，再反复检查，终于发现死猪尾巴下面近肛门处有用线缝过的痕迹。找着线头将缝线抽去，现出碗大一个洞，伸手进去一摸，猪腹并无内脏，装满了用猪尿泡包的烟土。原来是先把这两头肥猪淹死后，再挖出内脏，放进烟土，然后将刀口缝好，伙在那四头活猪之中，希图偷关漏税。
两条大鱼“吃吗啡”。日本商轮“嘉陵”号由宜昌开往重庆，到嘉陵码头停泊后，有人从船上抬下两条四五尺长的大鱼，每条都有好几十斤重，据说是在宜昌购买运来重庆转卖的。检查人员凭多年的经验，注意了这两条鱼。鱼刚抬到囤船，就命令把鱼放下，详细检查。
这两条大鱼周身无伤，看不出破绽。有个钎子手说：“管它是不是，我从鱼嘴打它一钎子再说。”钢钎从鱼嘴打入不多深，似乎鱼颌部有什么硬东西挡着钎子，钎子手说：“这里面有蹊跷，鱼喉咙又没有生骨头，怎么会打不进钎子。”拿刀来剖开鱼喉，但见喉中有个玻璃东西顶着；接着又把鱼腹剖开，取出了茶杯粗、三尺来长、两头封口的粗玻璃管一根，清清楚楚地看出装的是精制吗啡。把另一条鱼剖开，也有同样的一根玻璃管，显见是从鱼口插进去的。于是把人、鱼、玻璃管装的毒品等一并送主管机关处理。
空心大《辞源》。夏末秋初，在直航上海的轮船上，上海、北平等地度过暑假返校的大学生相当多。检查人员认为大学生都系有为青年，不会做走私贩毒的事，在检查时多不周密，但有一次却查获了大学生也贩烟土。
一艘轮船刚查完票准备开航，突然有个茶房在检查员耳边小声说：“我想举发一个带烟土的，能不能得五成奖？”检查员说：“当然可以。”那茶房遥指着边铺上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说：“那个学生的皮箱里面就有大烟土。你们刚才查得太马虎，被他混过了。”检查员遂走到那学生面前，叫他把皮箱打开。这学生不慌不忙地打开箱子，把衣物、书籍一样一样摊在舱板面上，让人检查。禁烟查缉处的钎子手也拿着钎子东敲敲、西闻闻，又将皮箱敲验，并无夹底情事，只好叫学生把书籍、衣物照旧收检好。那个密报茶房似乎不甘心，走过来假装帮学生拾东西，每样都拿在鼻端闻一下，最后拿起一本甲种大本《辞源》凑拢鼻端闻了很久。那学生一手夺过来装进箱内，把锁锁了。禁烟查缉处的钎钎子手说：“这才怪，这箱子烟味很重，何以未查出私土？”那茶房说：“那本厚书烟味才更重呢！”检查员忽然想起，不久前刚查获过用书夹带吗啡的人，遂叫学生把厚书拿出来再查一下。学生又把箱子打开，检查员和钎子手各拿了一本大《辞源》，把上面的细绳子解开后，用手翻书，却翻不动，再用力一扳，书中果然夹带着云南土！
原来走私者把大《辞源》书心挖空，只留边边，用胶水逐页粘好，就成了一个大盒子，正好用来装私土。
“拖鱼雷”。1936年，还查着一只木船，木船的船底下吊了一只煤油铁桶，焊封十分严密，里面装了300多两土。这种走私办法俗话叫作“拖鱼雷”。因为船老板事机不密，一个桡夫子在舱中舀水时，发现船底缚有钢丝，遂下水去摸，摸着个洋油桶子，知道是“拖鱼雷”，就向禁烟查缉处密报，得了一笔奖金，船老板被送监关了几个月。
打通节节的长篙竿。轮船上有救生艇，吊在栏杆边上，是准备万一船失吉时用来救人的，上面推船用具都准备得齐全，常有水手擦洗。
有一次英商太古公司的“万通”轮由上海直航到重庆，有人密报船上水手头目带有吗啡，但不知藏在何地。检查人员特别注意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上岸下轮，连他身上都详细检查，仍无所获。要开航的前夜晚，见他乘了一个小划子回船，同来一人却不上轮船，在划子上坐着。这水手头目上轮后，就在救生艇上取了两根长竹篙竿，递给划子上那人，说：“替你买的东西买到了，拿去用吧。”
检查人员突然出面截住，把篙竿详细看了一看，是很普通的东西。推划子的划夫说：“这是江安楠竹篙竿，好东西！”一句话引起检查人员疑心：“为什么江安篙竿要到省外去带呢？”便问这篙竿每根值多少钱。那人说：“不值钱，顶多值元把钱。”检查员说：“那我赔得起！”他拿过卫兵身上佩刀，把竹篙砍断，就露出一堆白面，正是吗啡！又把另一根劈开，发现各个竹节都已打通，装的也是吗啡，遂把水手头目和接货的人一并送究。
灭火机仅存空壳。在川江行驶的汽船、轮船上都装备有震旦灭火机，用来充实船上消防设备。某次有人用木箱装了12个灭火机上轮船，初以为是船上用的，未加注意。后来有人告密，说这灭火机是空壳壳，里面装的是私土。检查员打开一看，果然属实。
救生器另有内容。轮船上备有救生带、救生衣等救生器具，是以备轮船失吉时供人穿戴用的。但在走私猖獗时，屡屡查获到一些救生衣、救生带或救生圈，内里填充的不是浮木、海绵或木棉，而是吗啡或者烟土。
邮政趸船换邮袋封志。邮政局接受包裹是要经过严密检查，当面封装，不能夹带违禁物品的，但用邮包寄烟土、寄毒品的事仍然层出不穷。在万县破获邮务员漆则明贩毒走私一案后，这内幕才揭开。漆作为万县邮政趸船管理人，与走私烟贩勾结，先用普通商货交包裹，等这些包裹到趸船候轮装运时，再打开邮袋将商货取出，换装上烟土。本来邮袋封志很严，在封口绳子交结处用铅封夹上，而夹铅封的钢夹钳是由邮政总局特制分发，符号纹路均甚精致，不易仿造。漆则明竟弄到这样一把钢夹钳，他换装烟土后，仍然用铅封夹好绳结，与原封无异。
走私商人仿印西药商标。在1933年某月，重庆后伺坡某印刷厂印制假钞票一案被破获，抄出了大批西药商标，其中多系广州、上海等地著名大药房的名牌产品商标。大家都很奇怪，这些药房何以跑到重庆这家小印刷厂来印商标？后来才查出是走私商人带到上海去贴装毒品的药箱、药瓶用的。因走私商人考虑到在上海印刷可能被药房查出（若被控告，即犯伪造商标牌号罪），所以设法在重庆印好带去。
上面所叙述的一些烟毒走私活动都是在重庆、万县发生的，其他类似情形当然还很多。走私而未被破获（藏得太秘密或买通查缉人员），或不能破获（如国民党中央军八十八师孙元良的官长行李，明知有夹带，但不能去查）、不敢破获的事亦复不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