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学术职业；挑战
摘 要：学术职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解释。随着高等教育实践的变化，学术职业也正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是传统性的挑战，自主自由学术至上观念逐渐过时；其次是自由度的挑战，科层管理和绩效竞争限制了自由；再次是聘任制的挑战，终身制与合同制的差异过于悬殊；又次是吸引力的挑战，竞争激烈与收益不高降低吸引力；最后是流动性的挑战，人才虹吸与人才流失加剧世界失衡。
由于种种原因，全世界的学术职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阿特巴赫在《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中指出：“学术职业受到全球高教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重要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包括问责、大众化、控制管理、公共财政拨款的不断恶化以及其他一些变化。”[1]这些新变化给各国学术职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高等教育既是国家的也是国际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学术组织与管理方式。但各国的学术职业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与改革的压力，有的国家可能正在经历这种挑战，有的国家未来也无法逃避。
一、传统性的挑战：自主自由学术至上观念逐渐过时
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学术自治等观念，是大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塑的发展理念。中世纪大学是相对自治的，教师和学生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学术职业是相对独立的、自由的。后来一段时间，这种自由滋生了学术职业从业者的腐败。中世纪末期，大学学术职业开始走向贵族化，教师成了一种贵族职业，知识不再是无私的追求，而是意味着财富与权力。[2]学术职业贵族化的趋势使学者堕落了，大学成为落后守旧的堡垒，难以承担生产与传播高深学问的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高等教育开始变革。
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促成了学术职业的志业追求与职业诉求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内的较好融合。[3]大学是探究真理、进行理性训练的场所，学术职业围绕教学与科研展开。熔铸于现代大学制度内的学术职业，一方面开始受到政府的制度保障，德国教授是国家高级公务员。另一方面，基层学术组织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使学术职业从业者享有基于理性主义的学术自由。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德国研究型大学与教育思想的影响，并结合本国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
美国学习借鉴了德国现代大学制度，并完善了学术职业的制度规范，实用主义文化加强了学术职业从业者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美国学术职业中的“终身制教授制度”充分保障了学术职业从业者的学术自由及职业安全感。不同的学术系统对学术职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而各个国家的学术人员聘用模式、学术职业晋升通道、学术职业声望、学术人员薪资等都有所不同。欧洲中世纪学术职业所形成的学术性、独立性、自由性特征依旧影响着现代学术职业的发展，德国与美国的学术职业模式通过传播影响着许多国家，其他国家在借鉴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合本国的模式。“数百年来形成的有关教学与科研自由、院校管理中教授的正当职位以及学术职业的社会作用等观念，都有着广泛的影响。”[4]学者往往认为自己享有特殊的权利，特殊的使命。从学术职业发展过程来看，自主（学术共同体不受外人侵扰）、自由（学术职业工作条件）、学术至上（学术职业发展动力）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三要素，高深知识、学科则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建基之石，大学合理的组织建制与管理制度则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支撑，政府恰当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引领则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保障。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职业从狭义走向了广义。“从广义上说，学术职业是以系统化的高深知识作为工作对象，以知识的发现、整合、应用和传播为工作内容的一种职业；在狭义上，学术职业特指在大学和学院中以教学、科研、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一种职业。”[5]在广义的学术职业中，学术的自由和自治等观念逐渐显得不合时宜，不再是一种超越于时空的“传统”。
二、自由度的挑战：科层管理和绩效竞争限制了自由
传统上，教授十分重视其自治权，享有学术自由是教授职业的标志与根本价值。历史上，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教授本身就是大学，校长才是大学聘请的雇员。现实是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的事务变得日益复杂。高校的行政结构拥有了更多的权威，学者共同体为官僚化的程序所制约。高等教育受到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影响。受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影响，“政府通过通过引入准市场的方式在学术职业领域形成了绩效评估、成本控制、财务管理和质量保障等一套完整的管理技术手段。”[6]这种管理方式在大学确立起一种追求效率与产出的新秩序，学术职业的传统规范受到冲击。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影响学术领域的输入与产出，高校行政机构负责传达政府的指令与市场的动向，量化评估学者的科研产出，学术共同体拥有的自治权所剩无几。曾经为多数学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逐渐被束之高阁，学术自治等学术工作的核心理念遭到破坏。学术职业从业者的身份由学术精英向知识工人转变。其次，新管理主义所倡导的竞争性资源分配，使学者的学术工作受到外部绩效评价、资源争夺、成本控制等大量非学术性事物的控制，学术共同体也逐渐分化。在院校间、院系间引入竞争机制以增加产出和提高效率，测量与评估结果直接与院校资助、科研经费等稀缺资源相关；在学者个体间引入竞争机制，量化的教学与科研绩效考核结果直接与薪资、学衔晋升等密切相关，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贫富分化”；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获得更多资源，一些基础学科与人文学科容易被忽视；多样的聘任方式，兼职教师数量增加，终身教职职位减少。[7]学术共同体分化结果是不同院校的学者、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聘任方式的学者在学术职业发展机会、职业安全感、薪资、资源等方面的差距加大。这些管理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其中也潜藏着不公平问题。学术共同体内部互助、交流及合作的学术文化氛围也遭到破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学者成为大学应对外部问责及争取资源实现自身高速发展目标的工具，大学以牺牲学者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生活空间为代价，去谋取短期利益。”[8]学者在这种模式下，所享有的自由有限，所面对的竞争性压力极大。“如果管理到位，学术环境除了创造一种自豪、权威及个人的成功感外，还可能创造出一种归属感和献身于美好事业、与人合作的快乐和成就感。”[9]
三、聘任制的挑战：终身制与合同制的差异过于悬殊
“世界各国学术人员聘用方式变化的两大主要趋势就是：兼职人员的增加和专职的、有固定任职时限的非终身职位的扩大或设立。”[10]学术聘任政策调整的初衷是应对高校注册人数持续增加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压力。而这种调整是否有利于招聘、晋升与留用最优秀的学术人才还有待思考。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才构成了大学、学者永葆学术探索与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11]正是终身职蓄养了最杰出的教师，因而它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最强大的一个元素。学术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吸引力，就在于学术人员拥有相对的自由与充沛的时间去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以及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与基本生活条件保障。整体上说，教师们不太注重经济回报，而注重精神上满足。一项对美国精英院校约2000名博士生的调查结果显示，“仅四分之一的人会选择非终身教职，三分之二的调查者赞同终身制是保护学术自由的保障，90%的调查者认为人们对终身教职比非终身教职更尊重。”[12]院校减少终身职位就意味着学术人员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就有可能降低。终身职某种程度上是赋予了学术人员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类似于获得一种特权或神圣的任命，不仅使学者的学术生涯更具稳定性，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学术信仰，即使学术职业比其他职业收入稍低、要求或进入的门槛较高，这种身份仍能为进入学术场域者提供超高的个人成就感与职业满足感，使学术职业相较于其他职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然而，如果过早就给予学术人稳定的工作保障，由于终身职位数量有限，它不仅给优秀的后来者设置了晋升障碍，而且也弱化了大学内部应该具有的合理性竞争活力。[13]面对学术劳动力市场渐趋饱和与财政压力增大的现实，采用合同制聘任方式，增加兼职教师人数，加长对非终身职学者的考察周期以选拔最优秀的学术人才，成为一种应对压力的理性选择。传统的身份制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不同身份的人分别获得差异化甚至等级化的资源、权利及发展机会，潜藏着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14]合同制使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向契约化变革，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术民主，强化了学术责任。现在大多数国家保留着两种聘任方式，未来谁会更胜一筹，还有待实践证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学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但大学显然不是工厂、事业单位或企业，学术人员有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在一个健康、安全、充满激励的环境中形成。”[15]
四、吸引力的挑战：竞争激烈与收益不高降低吸引力
在薪酬方面，世界各国大学教师的薪资待遇，与同等教育程度的其他职业从业者相比相对较低。“在很多国家，学术人员的工资很低，不足以维持当地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因此必须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赚外快、做兼职通常很普遍，很多学者不只在一所高校教书。”[16]如果工资过低，最优秀的人很难被吸引到学术领域中来。不仅要面对薪酬低的现实，大学教师还面临着科研与晋升压力。如美国在学术晋升方面，强调“非升即走”，如果在6-7年内未实现晋升，就要接受被解聘的现实。即使获得终身教职，也会面临周期性的学术生产力评估。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模仿这种模式。德国的学术阶梯则为评价学术人员的学术贡献提供了多种步骤与程序，学者会付出显著的机会成本，即使通过了层层考核，最后的任命决策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为提高学术生产力，一些国家在学术领域引入准市场竞争机制，注重绩效评价与量化考核，问责与学术工作评价成为了学术职业的一部分。加之严格的科层化管理，以前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已经被侵扰。学者们沦落到蓝领工人般的“被雇佣者”境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合同制聘任方式，原本相对稳定的学术职业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降低了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如何保持学术队伍的精英性是各国都正在面临的挑战之一。
五、流动性的挑战：人才虹吸与人才流失加剧世界失衡
“国家日渐鼓励大学及学者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以此为学校带来声誉和经济效益，大学学术职业的全球逐利日益成为当前学术职业活动的重要内容。”[17]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术人员对学校、学科等组织的忠诚度逐渐降低。学术职业成为一个全球定价的可比职业，教师全球定价体系成为类似水流的压力阀，不同学术机构的压力差，最终促成大学教师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18]学术人员的流动受到薪资、学术发展环境、地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遵循市场逻辑，学术人员往往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工资收入低的高校流入薪资报酬高的高校，随着人才的明码标价，这种流动性日益加剧。这种庞大的国际性流动的收益是可观的，但这种收益只是推动了富裕国家学术系统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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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吴叶林,熊春荣.全球化背景下学术职业流动与大学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思考[J].煤炭高等教育,2010,28(06):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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