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即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其中，综合素质评价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分析，是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性的重要手段，其评价内容由“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方面构成。[1]
实践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开展包括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形成档案和材料使用等环节。在形成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学生应在教师指导下定期以照片、视频、日记等形式客观记录体现自己综合素质的材料，并整理遴选出有代表性的材料的重要活动记录和事实材料。材料经过公示审核后，学校应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将学生的成长记录、学生自我陈述、教师评语和典型事实材料及相关证明等材料进行整理归档。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则需根据本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体系，组织专业人员对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材料进行分析、评议，并将其作为招生的重要参考。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全面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已成为高考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评价体系既是对传统“唯分数”论的重大突破，亦是选拔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然而，综合素质评价涉及到学生、教师、高中学校、高校等多个评价主体，由于不同主体对评价的理解不同、不同主体间存在利益冲突，这使得综合素质评价在实施中出现诸多困境。下面笔者将从学生、教师与学校三大主体入手，分析新高考背景下实施综合素质评价面临的困境。
学生作为评价的利益主体，其主动、诚信参与是综合素质评价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综合素质评价实施过程中作为重要评价主体的学生仍存在评价能力不足、参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传统评价观往往将学生视为评价的“边缘人”，虽然新高考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赋予学生相应的评价权力，但其评价参与权和话语权依旧得不到充分彰显。以往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教师和学校的评价，高考改革实施后，由于学生缺乏评价能力方面的专业指导，往往难以客观、准确地评价自我和他人。
由于新高考实行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招生录取的“软挂钩”，出于利益考量，学生往往更重视学业成绩，而不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综合素质评价。面临繁重的高中学业压力，许多考生更愿意“分秒必争”地为考试做准备，而非将时间花费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上，因而在准备评价材料时只是敷衍了事，这也会导致综合素质评价材料信息失真。
长期以来，教师作为学生素质评价的主要主体，在学生评价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新高考实施后，许多教师依旧秉持传统的评价观，对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加之评价结果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均为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实施带来了阻力。
在实践中，部分教师由于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解存在偏差，因而在制定评价标准、选择评价方法等方面不免“抓瞎”。更有甚者，部分教师“贴心”地代替学生完成活动记录等评价材料，殊不知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对学生参与评价权的剥夺，有违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初衷。
由于学生的录取情况与教师的奖金多寡、职业声望、职称评定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加之人情、关系、腐败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教师在进行综合素质评定中未能客观评价学生，这也使得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新高考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材料主要由高中学校作为提供者，而高校则是使用者。由于双方利益诉求不同，高中学校追求“好看”的评价结果，而高校则追求“可靠”的评价结果，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双方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难以相互配合，未能达到较好的评价效果。
高中学校作为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的提供者，在评价过程中出于利益考量往往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一方面，高中学校通常本着“谁熟悉谁评价”的原则，使评价结果顾及到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各方的利益，这种功利性的做法往往使得评价结果蒙上一层“滤镜”，与实际情况相悖。另一方面，部分学校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常规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往往只在学期末“临阵磨枪”，规定统一的填写格式、模板，这也往往使得学生的评价结果“千篇一律”，失去参考价值。
高校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者，综合素质评价标准不一、可靠性存疑等问题往往使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面临困惑。一方面，综合素质评价的主观性较强，不同地区、不同高中的评价标准不一，不同的教师、同学对其的判断标准也不一致，这导致评价结果的可比性不高，进而影响到高校招生录取信息的准确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由于高校对于评价信息应如何使用尚不明确，在评价材料的审核和使用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尺度。由于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中缺乏有效监督，不同高校对待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部分高校在审核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分倚重材料和“不信”“不用”材料两种极端。
[1]靳培培，刘亮. 新高考背景下综合评价招生公平的困境与突破策略[J]. 当代教育论坛，2020(0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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