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十八朝》，纵贯三百年风云，每集三五千字，随性而作，随性更新，清新易懂，可读性强，老少皆宜。看书不再打瞌睡，换个思路读历史，一上手就放不下，欢迎关注、留言、转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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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反复讨论过，人生价值何在？功名利禄都是浮云，活得久才是硬道理。
宋哲宗赵煦，就属于短命皇帝的典型代表。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老火，少年时就患有咯血（疑似肺结核）。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22岁）八月，刘氏为他生下儿子赵茂，哲宗高兴，不顾阻力，封刘氏为皇后。结果九月二十五日，赵茂夭折，赵煦悲痛不已，怄得三天不能上班。四天之后，刘氏的小女儿扬国公主也暴病死去，他又怄得三天不能上班。这些悲惨遭遇，加重了他的病情。
结果，宋哲宗赵煦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其中八年毫无存在感），二十五岁就挂了。
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的名气，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他在皇帝行列，艺术搞得最好；第二，他在艺术领域，做官做得最大。
实际上，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有得一比。他们都是入错了行的技术型人才，不是当皇帝的料。
李煜是知名作家，一曲《虞美人》至今无出其右。宋徽宗是大书法家、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独居一种，世人争相学习。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在某一领域登峰造极，那在其他领域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两人，如果认认真真搞艺术，应该能出更多的作品。
但是话说回来，脱离了他的本职工作，估计连学费都交不上，那多半又是“搬砖”的人生结局。
历史有时候也不严肃嘛。
宋徽宗赵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他的序列相当靠后，排名第十一。按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几乎不可能。而且，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然而，不得不说，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儿子。于是，赵佶就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
“兄终弟及”，这也是大宋的创新。
在宋徽宗担任大宋首席执行官的这一问题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看好。理由很简单：大多数搞艺术的人，都随性而不稳重。这种性格，如何主持大局？
但是，有权才是硬道理。大家的质疑，怼不过太后的坚持。向太后摆出来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个高度评价，认为他“有福相，且仁孝”。
为确保政权能够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法，学习元祐年间高太后的方式，临朝听政。
向太后和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对新法的热衷度并不高。但她的做法相对温和，为了防止两个党派继续深层次闹意见，就起用了一部分旧党，留用了一部分新党。反正两边都有人，给我个面子，你们不要闹太离谱就行。
这十几年时间，大宋朝廷确实乱得有点不好收场。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卷土重来……政策随时调整，收到一个通知，正打算开会贯彻落实，又收到变更通知，你叫基层咋整？
老规矩，动政策之前，先动人。
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犯罪分子的司马光、吕公著等，名誉已经得到了恢复。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都已官复原职，或者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都予以开除处分。操作相对温和的曾布，继续留用。
这一番人事调整下来，向太后觉得差不多已经到位了，就放心地给宋徽宗办了移交手续。算下来，她听政的时间只有七个月。
这老太太不恋权？为啥向太后这么捉急就归政于皇帝呢？人家高太后都干了八年。
这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不一样，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如果迟迟不放权，一准会受到朝野的窃窃私语，舆论不利，到时候还得平息舆情，不好操作。
徽宗亲政后，为了表达对太后的尊敬，政策上暂时维持原状。但是，仅仅五个月后，向太后就病逝了。
作为新党人士，很显然必须把握好这种机会。于是，曾布三番两次建议说：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
宋徽宗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考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老爹和大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我学习他们总不会有啥问题。这社会总得进步，是吧？
于是，他开始支持新法。为了表态，他颁布了新年号。公元1101年，宋徽宗正式上任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之前被撤职的的蔡京，得到了重新起用。
这个蔡京，实际上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投机分子。
这家伙，政治嗅觉灵敏，政治野心滋生。在他的眼中，利益比原则更重要。人在职场图个啥呢？越做越大才是王道。脸都不要了，还要啥节操？
当年，他初入官场时，正好赶上王安石变法。皇帝在变法，宰相在变法，那还有啥好犹豫的？得讲政治！必须和皇帝、宰相穿一条裤子。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这样一来，蔡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一员大将。
在神宗一朝，蔡京官运亨通，最终爬到了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位置。顺便说，当年包公就在这个职位上干过。
曾经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宋神宗挂了之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了回来。司马光一上台，就动手大力铲除新法，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必须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
仅仅五天时间，就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简直是开玩笑。单单是出文件，找相关领导按程序审批签字，召集会议贯彻落实，都需要四天时间。
不过，只要肯钻研，这世上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居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
大家一时间有点懵圈：这个不到六十岁的老家伙，到底是哪一派的？
虽然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动作，响应司马光的号召，但他还是栽了跟头。不久后，司马光挂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还是把他当作新党处理，将他撵出中央机构：“你个卧底，走你！”
蔡京也很委屈。鬼使神差，咋搞了一个“新党”的身份呢？我明明那么决绝的。灰心丧气之余，简直就是峰回路转。就这几年，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春天啊！终究还是来了！
这里面就有了让大家看不懂的故事情节。
当年废除《免役法》，蔡京一马当先；如今恢复《免役法》，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是几个意思？节操在哪里？立场在哪里？品格在哪里？
但蔡京表示毫不在意，做官最重要的，是讲政治。啥叫讲政治？顺从皇帝的意愿，就是最大的政治！管他啥新法旧法，皇帝认可的就是好法。支持、落实、贯彻就完了，少特么逼逼。
于是，蔡京以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跻身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简直如日中天。整条街都不够他横着走的。
不过，眼看蔡京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第二次调整开始了。
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杭州洞霄宫提举，是个闲职。
这一次调整虽深，但时间不长。宋徽宗的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发现，这个新皇帝有癖好。投其所好，就能够弄出一点那啥。
都是几个搞艺术的，我们完全可以交流嘛！
蔡京的字写得不错。他和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某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当今书法谁最好？”米芾说：“晚唐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但目前的问题是，皇帝在开封，蔡京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政治资源？难不成发电子邮件？
不过，机会总是属于那些有野心的人。
徽宗皇帝不但酷爱艺术，也喜欢搞艺术品收藏。即位不久，他就在杭州弄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
这个童贯，绝对称得上“奸雄”，不但长于拍皇帝的马屁，更长于察言观色。皇帝一个眼神，他就执行到位。处处投皇帝所爱，用着顺手，自然得到宠幸。
童贯在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哪可能放过这种机会。他亲自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
皇帝心花怒放。这个老蔡，懂得起嘛！简直是艺术的知音，大宋的人才！安排，要重用！
于是，蔡京东山再起。
崇宁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蔡京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当天，徽宗皇帝安排蔡京在延和殿座谈。皇帝问：“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我老爹开始变法，我大哥继续搞。结果中间动荡了好几次，政局不稳。我想把老爹和大哥的想法继续落实，你来表个态我看看？
蔡京慷慨激昂地说：“敢不尽死？”我特么坚决贯彻落实，死了算求。
就这四个字，拳拳忠心，掷地有声，宋徽宗感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被中断的新法再一次铺开。
对于蔡京而言，新法算个毛线。他眼中，只有权力。现在有了权，终于可以横着走了。首先，必须拿那些曾让他吃苦受罪的元祐党开刀。不服？老子弄你。
把死人弄来反复折腾，属于中国古代的一项政治艺术。既往常说“盖棺定论”，一般情况下，人都挂了，还追究个啥。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无法定论。
如同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就成了朝廷罪人。他们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又把这些死人再弄折腾几下，打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之后，蔡京果断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盖棺定论”，他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实际上就是耻辱柱，方便让大家吐口水。
这些所谓的“奸党”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准进入公务员队伍，不准吃“财政饭”。这就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不得不叹息，彼此都是文化人，为啥偏偏要玩政治。
当然，一边打击，也要另一边拉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在打击奸党的同时，也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像，悬于显谟阁，用以鼓舞正气。
当然，作为变法运动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了最尊贵的待遇——配享孔子。
很多人就是这种，一旦得到权势，就不可一世、为所欲为。殊不知，这世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报应。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彗星出现。这本来十分寻常的天文现象，在古代，却被认为是上天的启示。宋徽宗很慌，马上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而且专门发文件，表示要广泛接受干部群众批评，越直指要害越好，说到位有奖。
中书侍郎刘远果断把矛头对准蔡京：“天象异常，都是这老家伙过度打击元祐党人给闹的。”
宋徽宗偏科，哪学过啥天文知识，觉得有道理。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那就顾不得你啥所谓的“宠臣”了。他下令，连夜拆除“党人碑”、解除党禁、废除新法。
如此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好像也没有啥重视度，可凭心情随意更改。
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官去职。他各种不服气，于是躲在幕后，指使手下向宋徽宗诉冤：“蔡京同志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你的意旨，按你的要求办事，毫无私心！现在你把新法推翻了，你的初心呢？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么？”
宋徽宗一听，这特喵的说得居然有道理，草率了。
一年后，公元1107年，蔡京对外宣布：“老子蔡元长又回来了！”再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挨了一顿整，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
在此之前，大宋朝虽然朝政混乱，但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臣，邪恶之风并不浓厚。但到了蔡京时代，朝廷上下，乌烟瘴气。
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
宋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还有《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
为了拍好皇帝的马屁，蔡京不但大兴土木，而且还创造一个新理论，名曰“丰亨豫大”。意思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必须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这才显得帝国气派。
他搞了一大堆新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实际上就是搞一些奇巧的新玩意，满足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对美的追求。
在一系列劳民伤财的“神仙操作”中，以“花石纲”效果最好。
作为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那危害性还不算大。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最担心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就马上安排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称为“花石纲”。
“花石纲”到底可以折腾到啥地步呢？
某次，朱勔在太湖获得一巨石，高数丈，算得上是奇石珍品。这么大的玩意儿，咋运到开封？总不可能“分批次”转运吧。他不惜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那就凿河。有桥挡路，那就拆桥。折腾了几个月，终于运到京师。
至于农民工工资，那是没有的。必须义务劳动，给官家办事，是你的荣幸，还想要工资？不要命了！
这样的操作，“花石纲”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老百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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