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末林风眠在杭州玉泉寓所
清季民初以来，在西学东渐态势之下，教育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特定的思想主题。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这一诉求随着人们对西学的了解日趋全面和深入，其内部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认知形态，并在美术教育领域得以集中的体现。其关戾之处， 在于如何理解西方绘画的特质并据此进行中国画教育实践。中国当时的美术精英们，从不同的认知场出发，通过种种方式表征其关怀，由此形成了诸如“革新派”、“传统派”和“融合派”等不同观念阵营。秉持“调和中西”的林风眠先生，无疑是“融合派”的代表性物。他不仅在艺术创作领域践行这理念，更通过自己主导的学校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推这目标。
国立艺术院校碑
1926年3月，留法归国的林风眠受邀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开启了其美术教育实践的最初历程。其时的国立艺专，科目设置已从原先的中国画、西洋画和图案画3个专业变更为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图案画系、音乐系、戏剧系5个系。林风眠就职校长伊始，即接替离任的闻一多亲任教务长，他一边对原先的学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将中国画、西洋画、图案画、戏剧系的修业年限定为4年，音乐系定为5年；一边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大力推行学分制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学分制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以“选科制”为核心。1918年，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试行学分制，这种“谋个性之发展”的教学改革举措成为年北洋政府“壬戌学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林凤眠推行学分制教育，虽然理论上并不存在障碍，但由于“壬戌学制”规定大学和专门学校可以依据具体实际情况制定课程计划，故当时的国立艺专依然施行以班级制为基础的学年制教学方案。基于这种情形，林风眠也明智地采了一条中间路线。即规定“修足或未修足规定学分总数者，得缩短或延长其毕业年限。”且“各系学生习满规定学分后给予毕业证书。”这在保留学年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分制的推行。
20世纪30年代，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李超士等在国立杭州艺专
在教学内容上，林风眠特别强调西洋画和中国画各自优长的相互借鉴。对于林风眠而言，“调和中西”本质上是在继承中西艺术已有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对艺术构成的“形式”和“情绪”两方面进行融合。他分析艺术的构成，一方面是情绪热烈的冲动，另一方面需要相当的形式作为表现或调和情绪的一种方法。在1926年发表的《东西方艺术之前途》一文中，林风眠较为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观念：
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达，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 东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情上所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倦的戏笔。… 其实，西方艺术上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上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
故在中国画教学上，林风眠也试图借鉴西洋画教学让学生接受写实性技法的训练。不过，从实际推行的效果看，似乎情况并不乐观。当时学校的中国画系自1918年郑锦担任校长以来，一直为“强调笔墨，注重传统功力”的“国粹派”把持。艺术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使得林风眠的教学改革无法得到有效地推行。并且，当时在学生和教职员中“派系林立，关系复杂，连学长都难以任命”。以至于多年后林风眠回忆时仍不无遗憾地说，“在艺专内部，国画系为些保守主义国画家所把持，他们团结得很亲密 ，只要辞掉个就全体不干了，单独地成立起个系统。”这为次年7月辞职南下的林风眠提供了个悲壮的注释。
林风眠《五美图》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长。经蔡元培推荐，林风眠就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负责筹建一所新的国立艺术院。艺术院的地址选在了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杭州西湖。1928年，西湖国立艺术院成立，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办学目标。这所焕发着生机的艺术学院，为林风眠推行“调和中西”的美术教育观念提供了坚实的施展平台。林风眠任校长兼教授长达10之久，由他聘任的各系教授如林文铮、吴大羽、李金发、刘既漂等都是原来留学法国的同学，在艺术观念上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10年是林风眠美术教育的“黄金时期”，为他美术教育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国立艺术院教员一览表
国立艺术院1928年初创时为学院，设有国画、西画、雕塑、图案4个系，原计划中的建筑系由于师资不足而暂未开办。学业的时限为预科2年，本科3年。1928年秋，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1929年秋，学校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制为3年。由于学习时限较短，学校设立了3年的高中部，总的学业期限由原来的5年变为6年。1930年的“学校系统表”显示，学校在绘画系、雕塑系、图案系的基础上添设了建筑系。1932年，又增设音乐组。这样，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在系科设置上包括了绘画、雕塑、图案、建筑、音乐等5科。看来，在林风眠及其同事的观念中，此五科是“艺术”学科相对理想的建制，而此时国内对于“美术”与“艺术”学科建制的分野并未形成一致的观念。
林风眠《课稿本》14cm×10cm×19
杭州艺专中西画合于一系，是当时中国美术教育的一大创举，更明确地显示出林风眠“调和中西”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中的全面实行。而合系之后的中国画与油画在课时安排上的悬殊，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容易给人造成西画吞并或压制国画的印象。对此，有学者从招生生源、教育理念、学生毕业出路以及教学师资等几个方面作了综合的历史考证。最终认为，1928年秋季的合系，是“在基本的教学秩序稳定后对于'中西融合’办学理念的贯彻，并非是西画压迫国画的开始。”更进一层的思考，西画科目与国画科目在课时上的悬殊对比，是基于学生绘画能力和素质上的考量，使“形式”训练上的不足得到一定程度的填补。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木炭画（素描）和水彩画是预科阶段基础训练的主要科目，中国画经过逐步调整，既作为预科的基础科目，也作为本科阶段的科目。素描在高中部预科年的课时比重最大，每周达到课时以上。从1934年的教学大纲来看，素描课在预科3年的6个学期中沿着石膏像写生到人体写生的步骤循序渐进地开展。据考究，写生素描或石膏写生画法最初由陈抱一在1913年从日本学习时传回，并于次年在上海图画美术院推广，在此之前西画摹写被作为教学的重点。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于1919年发表的《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记略》中也曾一再强调人体写生的重要性：“人体写生，实西洋画之基本，非（为了）学人物而始需习此也。欧西各国美术学校无不以人体写生科为主要 。”徐悲鸿在其课程体系的设置中，素描的课时比重极大，“ 他指望像推演逻辑样通过对素描基础的强调，渐渐形成中国的，被认为符合科学的写实传统。”
林风眠《课稿本》
林风眠《课稿本》
虽然都强调素描基础，虽然都注重人体写生，但林风眠与徐悲鸿、刘海粟在素描教学的目的上迥然不同。据30年代就读上海美专的蔡若虹的观点，作为写实主义的技术方法，不应当只有种而应当是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应当有不同的基本练习作基础。杭州艺专的素描课就具有了清晰的创作目标的风格导向。蔡若虹回忆说：
记得1930年下半年，我还是上海美专西画系二年级学生的时候，由杭州艺专转学过来的同班同学带来了种新的素描方法，尽管教学的老师不以为然，可是有不少的同学马上仿效起来。这种新的素描方法我以为并没有超越写实主义的范畴以外；它的特点是把造型的注意力放在描写对象的整体轮廓上面，而不注意线条起伏的细微变化。在光暗的处理上，也只注意受光和背光的两大部分有意废除了光暗之间大量的灰色，更令人瞩目的是，在不违背客观真实的前提下，突出了作者本来就存在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往往和描写对象的固有特征结合在起；这样一来，那种大致相同的刻板模拟就不存在了，画面上的灰色调也看不见了，留下来的是虽然有些粗犷可是黑白分明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鲜明形象。我们把这种素描方法称为“杭派”或“林派”，因为当时林风眠先生正是杭州艺专的校长。
在林风眠的改革下，作为写实技法训练的素描有了“单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十分明确地指向“调和中西”的目标。素描本为西画写实训练的科目，林风眠认为西画常因为形式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的表现，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所以，他在素描的基础训练中有意减少其原本形式上的发达，而填补以情绪表达方面的不足，突出作者的主观认识，将其变成“黑白分明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鲜明 形象”。关于水彩画训练的目的，林风眠在1962年透露出来“我画画的方法从水彩画中吸取了很多，最早我是学中国画的，后学西画。我很想把写意的更写实些，如中国画表现水和天，常留空白，我就画天画水，画法是吸取了水彩特点的。有时觉得透明，就把水粉加上去。”可见水彩画的训练，是对中国画在画面形式上的补充。
林风眠非常重视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他总结当时中国的艺术现状如此可怜的首要原因就是缺少严肃的艺术批评，而具有历史观念的艺术批评能带动艺术创作的进程，且为其指明方向。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史和西洋美术史两门课程的开设正体现了这一诉求，从修读时间的调整也可看到林风眠及其同事对教学环节设定的思考。1928年，中国美术史与西洋美术史均于预科第1年开始，连续年3年；1930年，两门课都推后了：西洋美术史改为预科第2年开始，中国美术史改为预科第3年开始；1934年，两门课都于预科第3年开始。两门课的开设时间恰恰调整到预科与本科衔接的阶段，其目标应是促使学生用艺术史的眼光来审视“调和中西”的历史依据，为下一步的创作实践提供思想的资源。当年的学生苏天赐曾回忆，林风眠在教学中尤其注重以艺术发展的史实来启发学生，使他们对东西方艺术的历史及主要画家的成就有清晰的体认。
林风眠“调和中西”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亦来自他本人对中国艺术史与西方艺术史的深入研究。他认为艺术史的核心任务，是找出每个时代在艺术上的创获，继而探讨如何在新的时代进行持续的推进。对于中国艺术史的整理和研究，林风眠设置了严密的步骤。他将绘画史分为3个时期：佛教输入前为第1时期，佛教输入至宋末为第2时期，元代至现代为第3个时期。其中，第1个时期是中国绘画最鼎盛的时期，其优点在于“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性的，人格化的表现。”而这个鼎盛时期的产生，与佛教的输入有直接的关系。他说，“所谓佛教的输入，是希腊艺术和西方文化间接的输入。印度艺术受希腊的影响很大，而对于取法自然描写的方法，即所谓希腊的曲线美，尤为重要。中国因佛教而间接的输入这种主要的方法，促成绘画上一个最盛时代”。
在研究中国艺术史，并参照西方艺术史的基础上，林风眠指出了当前中国绘画的出路——“中国的绘画，在环境思想与原料及技术上，已不能倾向于自然真实方面的描写，唯一的出路，是抽象的描写”。所谓 “抽象的描写”，是既抽象，又要描写；既要解决艺术家情绪表达的问题，也要解决诉诸画面的形式构成问题。实际上仍是需要东西艺术的短长互补，“调和中西”在操作层面上归结到“抽象的描写”。杭州艺专国文课的开设就有意地孕育学生“抽象的表现”之能力，预科第1年的第2学期国文课教学大纲写着：“授以文章的流变，选集时代上或派别上的代表作品，特别具有充实浓郁旨趣者，使精炼抽象表现的手腕，发扬文艺的创造能力。”
在本科最后两年的教学中，“实习主科”只有油画与中国画两门课，“调和中西”的美术教育观念最终落脚在中国画和油画的创作实践上，而以“理论副科”中的美学和速写相配合是意味深长的。有学者出，林风眠在中西艺术的沟通上所下的功夫“在深层上是源于对艺术的哲学的思考，而非社会学思考。但更多的是从艺术本身出发的。”吴冠中指出，林风眠不同于郎世宁、徐悲鸿，岭南派从技法上把西方的写实手段拿来与中国的工具相结合，而是一种“审美观上的结合” 。美学是原理性的学科，超越了中西艺术的分野，而直探形式美的原理。杭州艺专高年级的教学中以美学理论配合中国画和油画的创作，使“调和中西”的创作探索 ，更有形式原理上的依据。
1934年的课程表显示，从预科3年到本科3年（也即整个学程的后年）开设了速写课，每年级的周学时均为3课时，相较于1928年和1930年都有大幅的增加，速写课开设于高年级阶段’显然是为“抽象的描写”服务的。林风眠论述宋末艺术重要的两点之一，是“从物象复杂的形象中，寻求单纯化的简笔画之产生”。他对简笔画作过一番解释：“什么是简笔画？简而言之是把复杂繁密的自然界物象，设法使之单纯化；后来一变其名称为写意画。梁楷的简笔画，实与现代的速写是同样性质的。”速写课程在高年级创作阶段的设立，是为配合油画、国画的实习主科，以增强“抽象的描写”的能力。
从杭州艺专课程的推进可明显地看到“基础的练习”与“自由的创作”两大块面，两者之间又加 入了中、西美术史的理论课程。低年级基础练习阶段的科目以素描为主配合以水彩画；高年级创作阶段以油画与国画为主，配合以速写与美学理论课。虽然在基础训练阶段大力引入西方写实技法训练的科目，如木炭画和水彩画，但并非为了照搬这些写实技法，也不引导学生朝着它形式发达的特点进一步发展。林风眠引导学生去做的，恰恰是在训练中有意减少西画在形式上发达的因素，避免造成刻板模拟的流弊，对素描训练进行了单纯化的处理。由此，艺术家主观情绪的表达得以摆脱形式的压抑，这可看为对中国画长于情绪表现的引入。而针对中国画衰落时期长于情绪表达而疏于画面形式的缺憾，又引入水彩画的某些画法作为弥补的手段。
林风眠探索的“调和中西”美术教育理念与实践对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据朱膺、闵希文回忆，1937年国立艺专西迁沅陵办学时，虽然由于林风眠辞职、原来的西画教授蔡威廉病逝等原因，任课老师改换了，但同学们仍然按着杭州的画法去画。此后学校几次换了领导，老师的队伍也不断变化，但由于新老同学的互相影响。“风眠先生'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主张仍然是艺专徒们追求的目标”。林风眠的美术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得到了当代学者的高度认可。如方闻在评价林风眠杭州艺专十年的教育成就时说，“他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如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等，他们创作出了新的时代中最杰出的画作”。
林风眠“调和中西”的教育实践是探索在根本上调和艺术构成的形式与情绪两个因素。一方面看，是消解中西绘画的边界；另一方面看，又是在整理中西绘画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探索当前艺术复兴最可行的途径。简言之，他试图突破中西之间的樊篱而探索新的绘画“品种”，即是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宣言一一“创造时代艺术”。他心目中真正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而且不专属于私人的审美体验。历史地看，是要恢复在元、明、清时代绘画中逐渐丧失的大众功能。这也正是他的伯乐蔡元培一直倡导的艺术理想——“以美育代宗教”。（原文标题《林风眠美术课程教学观念研究》发表于《新美术》2013年第7期。黄厚明：浙江大学艺术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等美术教育学会副会长。王东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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