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少卿書》節鈔記

疇昔讀太史公書，得以窺其門者，乃熟讀《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二文。其中自序一文列在《史記》全書之末，而《報任少卿書》輒收在班孟堅《漢書·司馬遷傳》中，後昭明太子編纂《文選》，收在卷四十一。然後通覽史記中“十表”，把握歷史脈絡；再則通讀“八書”，明歷史掌故與典章制度；而後執持本紀、世家以統攝列傳焉。

《報任少卿書》是司馬遷寫給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曾經在獄中寫信給司馬遷，叫他利用中書令的地位“推賢進士”，因而司馬遷給他回了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任職。當霍去病漸漸受到漢武帝的寵信時，他逐漸凌駕在衛青之上，此時衛青的故人、門下都投靠霍去病了，並因而獲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於衛青。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戾太子劉據派人持節到他那里要求發兵助戰，他受了節，但仍閉城門，不肯接應太子。事件平息后，漢武帝賞賜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隨太子和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以重罪。後來有人進言，說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盜父兵”，其實並無造反之心，使漢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於是，武帝對先前所做的處置，又重新檢討，認定了與太子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在當漢武帝心理轉變的時候，便對任安待太子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他怪任安不幫太子，卻坐持兩端，準備看誰勝了就依附誰，於是就判他腰斬，十二月就要行刑。任安自認為自己是冤枉的，他寫信給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

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他感到非常為難。他了解漢武帝，也曾嚐過漢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實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個“李陵之禍”。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雙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一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罪，絕無平反的可能。他想把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並請求他原諒，於是寫了這封長信給任安。

關於《報任安書》的創作時間，近代學者王國維、鄭鶴聲等人認為作於漢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馬遷五十三歲。自王國維說法提出之後，學界紛紛採納，司馬遷的《年譜》也信從這種說法。另外，張惟驤認為《報任安書》作於征和三年（前90年）二月，自成一說。

在《報任安書》中，太史公提出了著述之中的“發憤”說，他深知認為《詩》三百篇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他認為這類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也就如同左丘無目、孫子斷足一樣，因此“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這一論題的提出，對文論創作之內動力做了深邃的探討，也論證了“悲憤出詩人”之理。迄乎後世，此論多有發展，如唐人韓昌黎則有“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之說。他甚至還認為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至於唐人老杜，乃有“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之說，宋人歐陽修則有“窮而後工”之說，皆出自於這一思想體系。可見太史公的“發憤”說，非但合符文章創作之規律，同時也是歷代文論所討論的一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