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鈔記

《待漏院記》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在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王禹偁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王禹偁右拾遺、直史館。端拱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在唐宋兩代的政治結構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朝一代以文人當政，宰相權力尤重。王禹偁有感於宰相人選在朝政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寫了這篇很有規箴意義的文章，對於鞭策朝中宰輔盡忠國事，有著積極的意義。

待漏院是古時宰輔上朝時早休之所，因擔心遲到，以故官員均在更漏未盡之前便起床前往上朝，而此時更漏尚未盡，於是在此等待漏盡而上朝。值此上朝前夕，諸多官員，尤其是宰輔，他們此刻當思考何事呢？這便是檢驗其官員忠奸之試金石。在此，王禹偁列舉了三類不同的宰輔官員，從而提醒他們慎防私念摻入其間，而應盡忠爲天下蒼生。

其中第一類宰輔官員是盡忠勤政的一類，他們對於“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像這樣一類宰輔官員，可謂“賢相”，因而他們“總百官、食萬錢”也是理所應得，而非僥倖獲取。

第二類宰輔官員則是私心重重，利用宰輔之權利予取予求者。他們對於“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像這樣得宰輔官員，顯然是“奸相”，因而將他們“下死獄、投遠方”也是理所應當的，而非不幸。

第三類宰輔官員是尸位素餐的無所事事者，他們雖然保全了自己的職位，但對於家國大事毫無建樹。他們就是王禹偁所謂“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者”。像這樣一類宰輔官員，可謂“庸相”，他們白佔了職位，而於家國大事則多有貽誤，自是朝中的祿蠹，毫無所取。

卒章之處，王禹偁標明自己身份，他雖是“棘寺小吏”，然本著忠於國事的出發點，謹作此文，請求書於待漏院壁，用以規諫為政者盡忠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