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人益
左图为爷爷的参军照，右图则是爷爷的学生照
一
西元1926年，民国1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天边已透出了一抹旭红，照在被积雪覆盖着的小洼村的土路上，这里充满着寒日的安宁，不过所幸，沉默最终被地主冯盛家中传出来的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
家中所有人都围在冯夫人的床边，屏着呼吸，瞪大眼睛，看着她怀中抱着的婴孩，这是个男孩，是冯盛亲生的儿子。（太祖父婚后多年无子，所以过继了侄子。）兴许是哭累了，此时的婴儿正睡得很甜，大家也很识趣，没有发出嘈杂声惊扰他。冯盛的心里无限喜悦，他四十岁才添丁，终于有后了。
在三天后的庆生宴上，冯盛给他的新生儿取名冯占元，他成了地主冯盛所有的寄托和希望，他计划要给儿子置买更多的田产。
冯占元就是我爷爷。
西元 1938年，民国27年的冬天，我爷爷12岁，我太祖父冯盛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冯振兰，我的第一个姑姑。此时的他不过高小生，对妻子、对婚姻并没有太深的理解，他只是承担了传宗接代的人生使命而已，但是这个姑姑振兰，日后却成了我爷爷在大陆唯一的亲人。
二
我爷爷是在1943年，民国32年离开的家，那时国民政府正在往后方迁学校，爷爷的学校也要跟着后撤，家里人在商议后，决定让他跟着学校逃亡，他们觉得我爷爷留在当地毕竟太危险，毕竟日本在中国的状况越来越差，谁也说不清日本人以后会做出什么。于是太祖父给爷爷打包了行李，目送他跟随着学校的人流消失在了西向的路上。
夕阳下，爷爷回头看了家人最后一眼，他们站立的样子渐渐远去，望不到了。直到同学叫了他一下，他才从中惊醒，转头跟上学校的人流。
只是想不到，这一望却成了最后的诀别。
阳光洒在鲁西北这块平凡的土地上，延伸去了地平线，爷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师生们从山东出发，目的地是重庆，在几个月里，他们的脚步一刻不停，绕过日军的火线，渡过汹涌的河水，饿过肚子，也曾被散兵游勇敲诈，疲劳、绝望和恐惧，他们内部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老师渴望回家，他们开始向学校抗议。
最终，他们没有坚持到重庆，1943年，学校迫于部分师生的压力，在安徽一处就地解散了。学校人马作鸟兽散，爷爷一时没了目标，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固然想家，可是回去就意味着继续做沦陷区的“良民”。他就整日游荡，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个离开，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则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他很迷茫，不过他突然想起同学提及过火车站附近有征兵处，就思忖为什么我不打回家乡呢。
他去了火车站，找到征兵处，签字画押，做了一名学生兵，在领到装备的那天晚上，他满心以为自己能为国效力，抗日杀敌。但是现实却没有如他所愿。
三
在抗战的时候，爷爷的部队始终没有机会开赴前线，而是作为驻防军在后方，以防备共产党。到了1948年，他们却被调往淮海战场参加内战，在那里，我爷爷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人间炼狱。
爷爷（此时我爷爷为排长）所在的连属于国军增援部队，以帮助黄百韬军团突围。
那时往往前一个连往前增援，不到24小时就被打没了，下一连补上去。用人填火线。经常是炮火不分敌我防区，一通乱炸，最后自己人死的比解放军多。
野战医院少医缺药，只能取弹片少打吗啡，可即使这样，受伤的人还是太多，医院里到处都是哀嚎声，最后只能直接放弃重伤人员，任其自生自灭。晚上更睡不了觉，两边常常在互相广播了劝降信之后开始炮战，炮声之大甚至震聋了几个士兵。再加上解放军常常夜袭，一个反冲锋上来，能把阵地撕得七零八落，有些睡着的士兵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每一次进攻都意味着要损失百分之五十的兵力，而夺取的据点每次很快又被抢夺回去。 有的人被高压逼疯了，直接爬出战壕，结局就是被子弹消灭。
这次增援最终失败了，黄百韬集团最终被歼灭，爷爷的部队最终在解放军的反击下分崩离析。
爷爷倚在战壕壁上， 大脑一片空白，爆炸所产生的耳鸣仍在耳边萦绕。他的大腿中弹了，所以他不得不用枪作为支柱，强迫自己站起来，以一种僵硬的姿态爬出战壕，环顾四周，茫然的看着这一切：雪地上是成片成片的尸体，而又被雪花所覆盖。战场上本应浓烈的硝烟味却并不存在，他的鼻子已经被冻到失去了嗅觉。他一瘸一拐向前走去。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来到了一个村庄，驻足在村头第一所房子门前，伸手向门轻叩两声，门开了，是一位老妇人。
妇人一看见他，吓了一跳，“这孩子受伤了。”我爷爷倒了下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躺在了土炕上，身上盖着破棉被，老妇人给他熬好了粥。
爷爷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说“睡吧，孩子”。
爷爷一直在老妇人家中养了3个月①的伤，当他离开老妇人时，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老妇人，善良的老妇人没有接受，让爷爷带到路上花。临别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才23岁，不由得鼻子一酸。
爷爷往南走，到了最近的国军驻扎地，接受了整编，被晋升为连长。
在解放军渡江之后，爷爷的部队就一路南撤，最后在广东经过整编，调去金门打算增援金门大战，但是爷爷一部登陆金门时，金门战役已经结束了，爷爷就坐船去了台湾。
四
部队在高雄下了船，台湾民众本以为赶走了日本，要扬眉吐气了，大家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去港口迎接，但是没想到，船上下来的国军个个衣衫褴褛，面如土色，一看就是残兵败部。
爷爷后来又被调往新竹。两蒋把人带去台湾，一直鼓吹要反攻大陆，要杀朱拔毛，给军人们一个回家的期待。军人们期待那一天，但是十几年过去，反攻大陆还是遥遥无期，他们回家无望了，两蒋也慢慢松动政策，军人可以在台湾结婚、安家。爷爷也决定结婚，这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他也希望自己能有后。于是，爷爷又有了在台湾的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没有多长时间，由于他的妻子体弱多病，在生下女儿振芳两个月后过世，爷爷当时连给他妻子下葬的钱都没有，战友们七拼八凑弄完了丧事，爷爷带着两个月大的振芳姑姑艰难度日，三年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奶奶，后来就有了我姑冯振分和我父亲冯振国。父亲出生时爷爷已经四十九岁，虽然老来得子，但他并没有万分喜悦，他心里大陆的家无处安放。
爷爷在1976年以副旅长的身份退役。
1984年，午夜12点，福建电台向海峽的那边广播了一则寻人启事，有山东省小洼村的人想找寻一个叫冯占元的老兵，这声广播让一个深夜值班公务员听到了，而他凑巧认识爷爷。这个公务员起初不敢相信，但那广播播放了好几遍，里面的描述与爷爷都对的上，看来没错了，这是来自我爷爷故乡的寻人启事。
“老哥，老哥。”上气不接下气，跑过眷村②一排排低矮的民房，高声呼喊着。爷爷把头从门中伸出，手中的蒲扇慢慢扇着“怎么啦，风急火撩的？”
“我，我听……”
“别着急，慢点说。”
“我听见有人在广播里找你呢？”
“找我？”
“找我干嘛？”
“对岸的。”
“啪”的一声，扇子掉到了地上。
深夜，在确定妻子和孩子都睡着之后，爷爷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拉开了灯，坐了下来，他打开桌上的收音机，调到了那个电台频率。莹莹星光照在他的脸上，是一脸纠结的表情。
真的有人，还活着吗？
真的有人，在找他吗？
真的有人，还记得他吗？
他原来已经对故土不抱什么希望了，也做好了在台湾终老的准备……
很久了，收音机一直都在播放无关紧要的事情。
呵，哪有那种可能嘛，这都多少年了。
“现在开始播放寻人启事。”
爷爷一惊，不由自主地将头倾向收音机，
“王富贵，这里是来自安徽的弟弟王德政，你在台湾吗？”
“李连发，你在台湾吗，我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李元春。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请往下面这个地址回信……”
20分钟了，冯占元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他冷笑一声，手伸向前去，打算关掉收音机。
“下一条：这里是山东省德州地区临邑县小洼村的村民冯振兰为寻找生父冯占元所写的资料。”
外面的虫突然叫了起来，“嘶嘶”的声音。
“冯占元，1926年生人，其父冯盛，1943年离开小洼村，女儿叫冯振兰。”
“如果这位冯占元先生正在收听广播，并且也想和冯振兰联系的话，请寄信到以下地址。”
爷爷伸手把收音机的开关拧掉，用手埋住自己的脸，以为这样就能不让眼泪流下来，可是手腕仍然能感觉到泪水的温度，他终于开始啜泣了。虫鸣的“嘶嘶”声更大了。
第二天，他瞒着家人写了一封信，托香港一位朋友朱先生转寄给了小洼村，很快的，振兰姑姑也通过朱先生将信转寄给爷爷，渐渐地，通信就这么频繁起来了。于是，冯家的孩子发现，他们的父亲，突然之间变得沉默少言了，平常作为前军人的父亲往往在饭桌上总有一番高论，而现在他却吃完饭就急匆匆跑回自己的房间，他也不再和眷村里的其他老兵聊天了，每天深夜，他的房间也总是亮着灯。他的眼睛也经常红红肿肿，孩子们总是觉得他在偷偷哭泣，因为有好几次，他们深夜起床去厕所时，能听到从他卧室门后传出压抑地哭声。
爷爷的反常引起了细心的振芬姑姑的注意，她总是好奇，好奇父亲的变化。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虽然明知有不能随便进父亲房间的禁令，振芬姑仍决定一探究竟。
晚上，她没有睡觉，她下了床悄悄地靠近了那扇透出光线的房门。便看见了，桌子上散落的信件，“滋滋”作响的收音机，哭到抽搐的父亲，她被吓到了。
“爸爸。”她叫了一声。
隔天爷爷向家里人坦白了一切，从出生到来台，什么都说了。而在说这些的时候，他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声音很轻，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正在乞求原谅。而对于此，奶奶只是说。“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们才对，我们是你的家人。”
从此，爷爷不再偷偷摸摸写信了，反而变得经常提起他在大陆的光阴。在家人的支持下，爷爷加入了1987年在台湾的几场大型老兵返乡游行，他渴望的，是回到故乡，看看那里，看看自己在对岸的的血亲，历史给了他这个机会。
1987年11月2日，台湾台北红十字会正式开始办理老兵返乡业务，在台老兵终于结束了故土不能相见的历史。
“回来看看吧。”在一封信的末尾，振兰姑姑写下了这行字。
爷爷答应了。
五
1988年，那一年爷爷62岁，爷爷回到了小洼村，这一趟回家的路，他走了整整四十五年 ，这块出生时的热土啊，他牵挂半生，归来时已经不再是少年。
村外的迎接团已早早在等他，跟随着他们的脚步，爷爷得以观察周围改变的一切。当年土墙上的抗战宣言已被砖墙上的改革开放的标语所取代，男人们的衣服也大多是军绿色和灰蓝色，一切都与当年是那么的不同。
不知不觉中，他到了家门口。门前站着一个女人，但只有一个女人，爷爷走上前去。女人也走上前来，这是爷爷四十五年不见的女儿，这是我的振兰姑姑。
“慢慢讲给我听吧！”在家中沉默了好一会儿的爷爷说话了，虽然已经在信中知道了父母的死讯，妻子的改嫁，但他还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些事，他想知道他走后家里发生过的事，他想知道他父母亲，他的妻女在他走后受的苦，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他满怀愧疚。
振兰姑姑告诉了爷爷他走之后，冯家发生的一切。
在他走之后，妻子很快就改嫁了。振兰是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我太祖父太祖母养大的，家里的土地都被分了，房产也被充公，又不知儿子的生死，太祖父冯盛郁郁而终。太祖母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也去世了，振兰姑姑跟爷爷说，太祖母在我爷爷走之后，就陷入了一种半精神崩溃状态，几乎是每天，她都要爬上房顶，看着远方的路，等待着自己的儿子归来。每次村外有人来，她永远都会跑过去，询问来人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可是，没有人见过，她死于1960年的饥荒，没有人为她哀悼，因为她是地主的妻子，是个疯婆子。
我的太祖母，她至死都没有等到他唯一的儿子。
振兰姑姑取出一个瓷罐子打开，里面是一捆捆揉得皱巴巴的毛票和饭票。
“奶奶一直在存钱，等你回来。”
爷爷没有说话，叹了一口气。
振兰姑姑还告诉爷爷其他的一些事，包括她结了婚，有了孩子，不过爷爷没有仔细听。下午，爷爷去给太祖母，太祖父上坟，周围密密麻麻的乡邻都围在旁边看他，这个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跪在父母的坟前嚎啕大哭，人们都默不作声，看着这个老人向他父母忏悔，把头磕破。
1990年，爷爷又回过大陆一次，可是当他再回到台湾时，却不幸遭遇了车祸。
六
车祸后，爷爷每天就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脊椎经常痛到好像要断掉。旦夕祸福，命途多舛，1992年，振芳姑姑骑着摩托车为爷爷去银行取钱，也遭遇了车祸，那一年姑姑才25岁，花一样的年纪，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
姑姑的死给爷爷以致命的打击，从此，爷爷再也没能站起来，他不想站起来了，他瘫痪了。
爷爷在病床上躺了八年，奶奶在一楼给他隔了一个小房间，他就在那个小房间里的病床上躺了八年。在八年间，爷爷数度自残。迷信的奶奶以为是神灵作祟，在家中摆了一堆宗教道具，那时整个家里烟雾缭绕，这些并没有给爷爷带来什么希望。
2000年8月9日，爷爷走了，葬礼上，没有什么功勋总评，他不是大人物，他当年的战友，现在都已变成白发老人，他们围在爷爷的棺木前，有几个老兵甚至还坐着轮椅，看着爷爷的仪容。
人终是有一死的。对爷爷来说，他解脱了。爷爷的尸体火化后，骨灰放在新竹军人公墓，每次我回台湾的时候，都会去给爷爷上香，那里人总是很少，多半是老人。
公墓【图1】大厅有一块匾，上面有四个大字
“英灵不泯”。
【图1】 新竹军人公墓
① 此时的解放军并无大动作，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为了和平渡江，减少对破坏，正打算与国府磋商《国内和平协定》，而国府因为深感支撑不力，也有和谈意向，全国报纸也正在大肆宣传和平，故此时并无大战役，我爷爷也得以养3个月的伤。
②眷村：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代，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参考书目：曾健民 《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 联经出版
附录：
首先要感谢我的历史老师李涛老师让我知道这个比赛，让我有机会写出爷爷的故事。
当我决定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心里就已经想好写爷爷了。说来惭愧，我其实从没见过爷爷一面，（我的母亲是我振兰姑姑于2001年介绍给父亲的。）我本人是2002年出生，而爷爷则于2000年就去世了，我对爷爷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父辈的描述。而在他们的描述中，爷爷是个悲情角色。
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痛苦，而他的痛苦却也恰恰是那个时代痛苦的典型缩影。正因如此，我才想写下爷爷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四处调查资料，寻访和爷爷一切有关的人，如父亲、姑父。逐渐拼凑出了一个大体的故事脉络，而在这之中，受访人也往往会产生记忆的偏差，（这也是我的初赛稿与现稿差别这么大的原因之一。但在初赛时我对“燕园杯”的看法是一场文学比赛，这也是偏差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向各位道歉。）为了修正这些问题，我尽量找资料比对史实，如爷爷3个月的养伤经历。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人也都真实存在。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我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唯书论的态度，我认识到要想真正评价一个阶级，一段历史，最应该做的是去找到那些见证人，看看他们怎么说。历史不是书上简单的几个字，历史应该冷静，但不应该冷漠。
下面说说另外一些情况：
1949年，自陆赴台的军人总共有60万，咋看一下没有很多。
1950年，台湾省总人口数为739万。
台湾老兵人口约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八。
有这么多人被迫离开故土，他们做错了什么呢？那个时代欠了他们这一代人太多。他们失去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健壮的肉体，换来的却是骨肉分离，异乡漂泊，他们是真正被时代抛弃的人。
可是他们的命运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吗？并不是，他们没有权利去选择任何东西。固然，参加内战、手足相残，让人不齿，但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什么呢？他们的一切都被社会环境决定好了，蒋介石的反共教育，国民政府的抓壮丁政策。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让各位对他们参加内战这件事表达同情，而是想让各位理解一件事，时代没有给他们选择的权力。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他们一辈子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
写下以上文字，权当对他老人家一个迟来的纪念。
作者：冯人益，男，16岁，现就读于临邑一中高二，喜读文史，生于台湾，长于山东，热切期待海峡两岸能够早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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