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作者
徐苏涛，长城所副总；程淑红，长城所合伙人；江锡军，长城所合伙人；岳渤，长城所高级研究员；张欢，西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磊鑫，宁波研究院副院长
引言：产业工作为何越来越难？
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后发国家，在彼时的“大脑-躯干-四肢”全球产业分工中基本上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在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服务外包等，形成了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由小变大。这期间，由于作为后发国家，其产业的学习成本、创新成本实际上由发达国家所承担，中国地方政府借助“出口带动、划地成园、规模制造、招商引资”的园区发展模式以及“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的产业模式，迅速加速工业化进程，并抓住产业技术革命契机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跟跑、并跑向领跑”方向发展。这期间，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凭借强大的产业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强力的经济调控掌控能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然而，伴随科技革命越变越快、产业发展规律走向跨界融合、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全球经济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位移以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区际竞争走向新阶段等因素影响，“大破大立”的变革性逐步彰显，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产业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于具有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的城市或地区而言，需要进一步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地区爆发成长发展关键、新经济时代产业思维本质、产业转型升级原理、产业发展规划方向等，进而在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管理范式创新、产业政策创新、产业促进工作等方面，能够居正出奇、有的放矢、开放创新。
一、如何看待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般而言，产业发展重在把握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判断与发展规律，只有把握了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推进产业发展。在这里，主要包括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形态演变、新兴产业的生成机制、新兴产业的发展范式、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产业体系的选择机制、创新驱动的革命因素、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创新中枢的平台作用、区域创新的文化氛围等十大认识。
（一）全球经济的形态演变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伴随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以跨界，一方面大量低碳、智能、幸福导向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使得全球经济形态由以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转向创新经济（产业）为主导，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清洁技术等驱动产业发展的新经济时代。所谓“新经济”，本质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范式，具有鲜明的人本经济、服务经济、生态经济色彩；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其替代和对立。
（二）新兴产业的生成机制
主要包括四大机制，一是重大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如物联网与下一代互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生物芯片、新材料与纳米技术等；二是产业融合发展与价值链分解产生的新业态，如移动支付、商旅管理、云教育、研发外包等；三是内需市场扩容和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高增长行业，如健康管理、文化娱乐、智能消费等。四是生活理念和方式变革（支撑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替代性技术和新兴产业），如低碳能源、高效节能、环保技术、碳排放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等。
（三）新兴产业的发展格局
在过去，我们都讲一产、二产、三产，甚至四产，但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强调一维产业、二维产业、三维产业。当前，一维的传统产业再推倒重建，二维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格局已经被瓜分完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三维、四维产业加速重构。从互联网经济到数字经济，几乎就是从二维的“互联网+”到三维的“数字化×”、再到四维的“智能化÷”。这个二维产业的“加法”，就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企业经营发展的时空局限；这个三维产业的“乘法”，就是从各类信息流到数据流，实现数据的资产化；这个四维产业的“除法”，就是从智慧感知到智能感应，不局限于“知”，还在于“应”。
（四）新兴产业的发展定律
无论是过去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创意经济，以及当前的智能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在创新经济形态不断演进中，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共同构成其双轮驱动发展机制。而其持续发展则以“创业-孵化-集群”为基本范式，创业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孵化是其成长的生物学机制、集群则是其最终呈现出的生态学形态。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于围绕明确的新兴产业方向，依赖创新创业人才的核心组织作用，有科技金融的杠杆撬动，有质优平台载体的承载，有专业科技服务的支撑，有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的保障，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五）新兴产业的选择机制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的形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市场机制的选择主导，主要适用于自由市场经济体；二是政府的布局引导主导，主要适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三是市场机制选择与政府前瞻布局相结合，广泛应用于转轨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但对于新兴产业发展而言，往往适宜于市场机制选择与政府前瞻布局相结合的机制。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形成新兴产业发展源头的基础上加强引导扶持；另一方面，政府从围绕“建链、强链、补链”等区域产业战略需求，前瞻布局新兴产业领域。
（六）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
技术试错、企业试错、产业试错、产业集群以及区域试错作为新兴产业发展基本规律，在产业成长生命周期上得以具体体现。当一个产业出现了大量种子期企业时，就形成了一个行业或产业的技术试错；当涌现出大量初创期企业时，侧重企业试错——选择不同的技术路线或商业模式实施技术转化；而当培育出大量成长期企业则加快产业层级的试错，一批选择同一技术路线且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结成产业技术联盟，并将其所选的技术演变为产业联盟的技术标准；到了产业发展成熟期，将出现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体系完备的产业集群；而在这个过程中，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试错，则为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环境。
（七）新兴产业的革命因素
在工业时代，批量化生产及供给是主要的生产消费模式，从市场供给的源头抓投资项目就抓住了产业发展的关键，与之伴随的，便是“人跟着要素走”或“人跟着资本走”的机制。但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生产消费模式越来越个性化、定制化和人性化，创意创新创业人才作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的核心载体，成为新经济最具有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创新驱动的本质就是人的价值驱动，就需要以人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体制机制创新和环境氛围营造。
（八）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
在后发国家产业跟随过程中，产业发展的成本由发达国家承担，政府作用仅需以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为主；进入产业原创及自主创新阶段，政府需要在合理的边界与作用机制下，强化新兴市场的培育并承担创新的成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面前，按照目前的科教智力资源、企业创新意识及能力、产业组织方式等，相信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厢情愿的，太依赖政府作用又是计划经济的。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找到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总体而言，无论是创新驱动发展还是新兴产业培育，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和培育市场。
（九）自主创新的资源配置
任何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高度、水平和活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以及土地、能源、物资、政策等产业要素的配置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层面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就是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通过企业的创业创新以及要素市场、高校院所、政府许可等流向产业界、企业界。二是产业层面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主要是通过跨区域创业、跨国经营、跨国技术并购、跨国技术转移、国际科技金融、跨境经济、国际园区、国际产能合作等，将中国的企业家与国外的科学家、中国的市场与国外的先进产品技术、中国的创业与跨区域的创新、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国外的技术创新相结合。三是政府层面的跨行政系统资源配置能力，核心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打破以扶持性政策为主的输血机制，强化财政引导、制度创新的造血机制。
（十）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
全球产业版图上的创新高地之发展，不仅有“用科技创造财富”的发展理念，还有“容忍失败、宽容异端、鼓励原创”的创新精神，亦有“生生不息、传帮接带”的创业文化，更有“创意挖掘、创业育孵、创新循环”的服务环境。而一个地区企业家的精神，往往是该地区创新创业文化的核心体现及凝结，其精神内涵成为激活、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基因。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文化氛围，一些工业时代的精神特质，有可能会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包袱。
二、如何实现超周期律发展？
很多地方的发展，往往都受大环境、大周期的影响。大环境、大周期好，其经济发展形势就好；大环境、大环境不好，其经济形势随之不好。但往往也有一些地方超周期、超环境，实现逆势发展。总结其发展经验，一般都是处理好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增量培育与存量提升
存量提升与增量培育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发展路径上强调承前启后的关系。一层含义是增量培育一定程度上立足存量提升，完全无中生有的产业一般是比较难，或者是畸形发展，还是需要先从产业化到创新创业，再从创新创业到产业化；一层含义是存量提升与增量培育的主次关系，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经验是以增量培育带动存量提升，主要是因为存量的那一段往往陷入路径依赖或者基因不良的困境。这其中，增量培育要立足创业带动、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存量提升要着眼业态创新、突出市场机制。
（二）要素量变与创新质变
要素量变与创新质变本质上是如何在工业经济到创新经济条件下，处理好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在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要打破要素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发展阶段“人跟着要素走”、“人跟着投资走”的机制，加快形成“技术跟着人走”、“资本跟着人走”机制，确立以人为本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形成以创新创业人才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激励机制、体制机制创新及文化氛围环境。工业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注重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物理空间的创新与虚拟空间的创新。
（三）短效动力与长效活力
一般而言，短效动力往往是围绕传统产业、传统业态的招商引资，长效活力就是针对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创业创新，前者同样代表了外生增长、存量提升，后者同样体现了内生增长、增量培育。很多时候，一些地区、部门或机构，都将这两者的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经济活跃地区往往是两者相互结合、互为促进、互为补充，而不是顾此失彼。
（四）长板优势与短板瓶颈
一般而言，发展较快的区域往往不是善于弥补短板的地方，而是找到自身区域个性，把自身的长板拉长或者将优势无限地放大，进而抓住更大的机会、搭建更高的平台、配置更多的资源，最终通过发展解决或转移问题、解决或转移矛盾、弥补短板、突破瓶颈。“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所说的这个“网”，就是因地制宜、支撑跨越式发展的区域个性，越编越大、越织越宽、越结越紧、越走越远。
（五）增长空间与转型时间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用空间换时间。主要是借助具有市场潜力大、产业规模大、带动系数高、利税效益高的平台企业、龙头企业或产业集群等发展，满足一般的增长要求，腾出时间、精力，投入人、财、物培育新兴企业、新兴产业。或者是通过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雁阵式产业分工结构与发展方式。前者一般适用于一个地区，后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大范围的区域共同体。
（六）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
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是产业创新生态或者新经济生态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产业生态”，更多的是体现同一产业、不同产业、给次产业之间，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在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以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间的关系。所谓“创新生态”，更多的是体现“政产学研金介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在不同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以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间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的关系。一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促进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以吸引力保持发展活力。
（七）战略内核与发展外围
当前在全球城市分工与国际竞争格局中，有一个趋势就是“去工业城市中心化”，有一个现象就是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锁定。目前，决定一个城市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产能与资源，而是资源配置能力、新兴产业生成能力、新思想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高端高效高附加值。而在这个产业变革、市场重构的时代，越有资源的城市往往越没有创业创新及新兴产业，路径依赖越难以打破。倘若拿着外围的东西去寻求中心化发展，将是战略迷失。
（八）结构改革与扩大开放
“改革”的核心是打破既定格局让创造财富的新动能快速成长放大，以新的驱动力产生新的能量，带动增长与发展；“开放”就是敞开心扉与高手过招，兼收并蓄他人最优秀的东西，让自己更强大。从目前看来，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都体制机制改革活跃、开放创新发展充足的地区，越改革越促进开放，越开放越倒逼改革。当前的扩大改革，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当前的扩大开放，就是要加强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所谓“高端链接”指的是引进创新高地、产业高地的高端人才、创业资本、专利技术、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变“中间在内”为“两头在内”。所谓“高端辐射”指的是对产业洼地、创新洼地的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商品输出以及模式输出等，变“两头在外”为部分“中间在外”。
（九）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
在创新驱动面向，完全相信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厢情愿的，过度发挥政府作用又是万万不能的。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关键是要发挥政府培育市场、解决市场失灵的功能。而在制度产品供给上，主要是针对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类公共产品、市场化公共产品做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其中，重在处理好公钱与私钱、大钱与小钱、死钱与活钱的关系，发挥好公共财政的杠杆作用、引导作用。就政府作用而言，不仅是做服务（公共服务）解决市场失灵，更是要做引导（理念的、战略的、模式的）、建体系（从散点到点线面结合，从条块分割到跨系统跨层级跨地域）、搭平台（创新的、政策的、服务的、物理的）、营环境（政策体系及发展环境）、造氛围（创新创业的精神、文化、脉搏及集体行动），以培育市场。
（十）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
过于务实往往就没有想象力、洞见力，过于理想就没有杀伤力、爆发力。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不仅要打破以往的万事讲求“落地”、过于“务实”的实用主义倾向，更要打破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以及只说不做的形式主义，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相结合，以“现实的理想主义”更有想象力、激情和梦想。
三、如何走出传统工业思维？
当前，全球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方向转型，推进产业工作就需要彻底地从工业思维向产业思维转变，就需要“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从正向链式创新到逆向创新、从工业技术革命到产业业态创新、从小市场滚动增长到大市场爆发增长、从传统工业组织到新兴产业组织”。
（一）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
现在国内外的国民经济统计中，依然按照一产、二产、三产的传统分法进行统计核算，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工业看成产业，这便从思想认识的源头导致了过重的产业发展结构、片面的发展思路或路径。在此条件下，工业是工业、商业是商业，生产是生产、消费是消费，行业是行业、市场是市场，供给是供给、需求是需求等等，并没有在供需两侧、买卖两方、上下两端等“对立”中找到“统一”的地方。一般而言，工业代表了生产、行业与供给，商业代表了消费、市场与需求。但真正的产业思维和段位，一定是涵盖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行业与市场的总和。只有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才能拓展商业发展的疆域、打破企业发展的边界、弱化产业发展的界限，才能培育发展出更多的新动能。从拓展商业发展疆域来看，无论从B2B、B2C到F2C等等，代表的一个趋势便是从生产到消费渠道越短而交易成本就越低，那么消费者剩余就越大；从打破企业发展边界来看，无论是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还是生产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大量的企业能够越过中间商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企业更加垂直化或者平台化；从弱化产业发展界限来看，各行各业借助服务、终端、场景、消费、商业融为一体，不断打破产业的发展界限，产生出新业态新模式。
（二）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
如果说工业经济与新经济最大的差别，那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经济条件下更多的是生产决定消费，新经济条件下则是消费决定生产。如果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与上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往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则是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正是从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决定消费，到了新经济条件下、产业思维条件下的消费决定生产，对企业资源配置方式、行业经营发展形态、市场供需发展结构等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企业资源配置方式来看，需要从以往的以产定销到如今的以销定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市场的外部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从行业的经营发展形态来看，需要从重视车间或工厂的制造到重视场景应用，更时髦一点就是要更加重视将数据、算法、服务与客户体验相结合；从市场供需发展结构来看，不仅要从生产的源头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还要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打破以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发展结构。几乎可以说，只有赚到钱的工业生产加上商贸流通才叫产业，赚不到钱的生产制造叫做工业库存。从这个意义上，产业一定是有钱可赚的生产与商业。
（三）从注重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
迈克尔·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这可理解为“企业价值链”。“产业链”则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按迈克尔·波特的逻辑，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联接。这种价值链关系，需要在产业链中、在企业竞争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称之为“产业价值链”。在以往工业经济条件下，我们都在讲这个产业价值链，甚至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也是在产业价值链上做分解和融合。但是到了新经济条件下，产业价值运动从串联的分解、并联的融合到了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并不是以往的产业价值链没法继续分解、融合，但更多的爆发成长、裂变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却是通过“穿透”价值链，进入了“产业价值网”。在这个“产业价值网”中，“长度”是单一产业原有的产业价值链；“宽度”是由于商业模式革新打破了若干行业、产业领域的界限；“高度”是由于技术突破对商业模式构建实现的程度。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核心就是一个企业、行业、产业的发展从产业价值分解、产业价值融合到了产业价值跨界，正是由于产业跨界融合的出现，才出现了“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短时间内估值较高的“独角兽”企业以及原创新兴业态等。
（四）从正向的链式创新到逆向式创新
应该说，很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有两类，一类是从生产到消费意义上的正向的，这往往是工业思维的逻辑；一种是从消费到生产意义上的反向的，这往往是新经济条件下产业思维的逻辑。前者往往科研创新源头、资源源头开始，要么是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么是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出一批原材料、半成品、中间件、部件配件等等，这往往是科技创业者、类似于“煤老板”干的。后者往往从终端产品、场景服务、行业应用、市场交易、商业运营等反向资源配置或者模式创新，往往是先做小买卖、小生意到做大买卖、做大生意再到做大平台、玩大资本、玩新技术，这往往是草根转型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新经济意义上的创业者干的。目前来看，依靠高校院所所搞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移转化—高新产业”创新链条是长周期的、不经济的，一项成果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得八到十年、甚至更长；而依靠企业家的“市场需求-高新产业-转移转化-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基础设施”等是短周期的、最技术经济优化的，核心是将创业、研发和产业化高度一体。从这个意义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家为主导、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的逆向创新，才是真正的产业发展与产业创新，而不是赚不到钱的研发。
（五）从工业技术革命到产业业态创新
过去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往往是由于科技革命实现了产业在质上的、代际上的变革，这尤其表现在一项关键技术往往就是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本身。但伴随着产业跨界融合与新经济的发展，新科技革命重在为产业革命与业态创新所服务，技术成为产品、服务重要的技术门槛，或者产品构建的功能实现手段，而将技术（如数据、算法、智能终端）、服务（如内容、软件等）与场景结合所形成商业模式成为业态革命的核心。这其中，没有商业模型的产品是制成品或者研制品，没有技术门槛的商业模式是商业操作；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的产品，往前走是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背后的商业逻辑、商业思想，往后走是新业态、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工业技术革命不是目的，关键是要不断推进产业业态创新；技术创新是单维的，模式创新是涵盖技术创新等多维的，而“硬科技”与“软创新”相辅相承、不可偏废。如今很多业内人士居然认为中国的很多新兴企业是“模式创新”而不足道也，未来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我想这不仅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程度上的“跟跑、并跑与领跑”，还没有认识到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所在，更没有认识到很多模式创新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支撑。
（六）从小市场滚动增长到大市场井喷
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工业企业往往是滚动增长、工业管理范式往往是静态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一个企业发展往往是从销售代理、到生产制造贸易、再到研发创新、最后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做完了一个区域市场再做另一个区域市场，做完全国布局再做全球布局；而对于产业的管理，也是按照“小微-规上-骨干-龙头-跨国公司”的逻辑。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产品形态、运作模式仅适用于区域小市场，而非上来就能适应全国大市场、全球大市场，以至于只能先做事再做局。从工业滚动增长到产业爆发增长的核心，是先做局再做事，通过平台化发展在大市场范围高举高打，而且遵循“烧钱”的发展运作模式。这个“先做局后做事”就是围绕新兴业态或新兴领域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抢占未来发展先机，超前“谋势”；这个“通过平台化发展在大市场范围高举高打”，一定要走“去中心化（传统大企业）、再中心化（平台企业）”的路径，直接面向全国或全球在细分领域的长尾市场，将一个细分市场无限地放大，即到处收账的“谋利”；这个“遵循烧钱的发展运作模式”，就是有一个好团队、有一项专有技术、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或想法充分与创业投资相结合，短时间发展成为快公司。
（七）从传统工业组织到新兴产业组织
谈到产业组织，一定离不开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分工或区域分工。在以往的条件下，全球的产业分工基本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脑-躯干-四肢”的分工体系。新兴市场和后发国家整个发展逻辑就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并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形成“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出口加工”的外生增长、外延发展的组织模式，以及强调“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大集群”的政策导向。新兴产业组织更加强调内生增长与内涵发展，这种“内生增长”往往强调“大企业的溢出能力、平台企业的衍生能力、源头企业的育成能力、市场试错的自生能力”，力求将“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融为一体；这种“内涵发展”往往强调从“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向 “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新经济道路转变，力求形成“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的新格局。
总而言之，从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结构来看，工业思维是单边的，产业思维是双边的；从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结构来看，工业思维是生产决定消费，产业思维是消费决定生产；从产业价值运动规律来看，工业思维是串联并联的，产业思维是跨界融合的；从创新范式来看，工业思维是正向的链式创新，产业思维是逆向创新；从驱动因素来看，工业思维强调工业技术革命，产业思维强调产业业态创新；从发展逻辑来看，工业思维遵循小市场中的滚动增长，产业思维遵循大市场中的爆发增长；从产业组织方式来看，工业思维遵循传统工业组织方式，产业思维强调新兴产业组织。当前，只有从工业思维到产业思维，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传统工业思维到新经济产业思维，才能赢得新时代发展先机。
四、如何转变产业规划思路？
在当前条件下，产业规划的核心是实现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从产业体系规划到产业生态规划、从产业分解融合到产业跨界融合、从投资驱动增长到创新驱动发展、从外生线性滚动到内生指数爆发、从空间决定产业到产业决定空间、从你死我活竞争到共生共荣竞合发展、从营造发展环境到优化创新生态、从强调产业规制到强调产业治理、从重高速度发展到重高质量发展。
（一）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
以往的很多地方的产业规划，虽然名字叫“产业规划”，实则为“工业规划”，存在浓厚的工业经济发展线性思维，不仅未能将工业与服务业融合，还未能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更难以实现以创新经济的增量培育带动工业经济存量提升的发展方针，最终造成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当然，这也与产业管理的分工有关，一般而言工业与信息化归工信系统主管，而服务业一般由发改系统统筹，各细分领域由不同的部门管理推进。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在产业规划上，应该强调在超脱部门、超脱地区、超脱行业的基础上，强化一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将工业的生产、制造、行业、供给与商业的消费、服务、需求、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将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行业与市场统一起来，不仅顺应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生产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还不断衍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
（二）从产业体系规划到产业生态规划
过去我们都在强调“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新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以很多产业规划也往往冠之以“产业体系规划”。所谓“体系”，往往是什么都有，要有发展结构，要有组织分工，要有一定秩序，几乎是一个相对独立、甚至封闭运行的系统。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大的地方经济体、城市群，构建一个怎样的产业体系是需要的，但所有的地方都去搞一个产业体系，几乎就成了地方割据，或者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多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区域产业分工找到自身的区域个性，并且形成生态赋能的产业发展态势。从强调“产业体系规划”到强调“产业生态规划”，就是要从一个注重静态的、线性的、串联的、管控的产业生成、成长、组织、发展模式与机制，到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并联的、自组织自成长的生成、成长、组织、发展模式与机制。这种生态，不仅包括不同产业及其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共生共用的关系，还包括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的关系，具有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高度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发展等特点。
（三）从产业分解融合到产业跨界融合
无论是过去的产业规划，还是过去的产业组织，抑或过去的产业发展经验，都离不开“分解分解再分解”、“集聚集聚再集聚”，其背后的产业发展规律是产业价值运动的分解融合。这其中，无论是产业分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是两三千个区域性产业集群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是原生态、自发的产业集聚，要么是专业的空间集聚——强调同一个价值环节在一个地方集聚，要么是空间的专业集聚——强调在同一个地方集聚了相关专业环节，也就是大家说的块状经济，其基本逻辑是产业模块化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后来是产业集群，具有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配套完善、产城深度融合、综合效益突出等特点，其基本逻辑是产业分解融合条件下、基于物理空间的范围经济。伴随产业运动规律从分解融合到跨界融合，各地各类产业发展需要在规划的源头上强调产业融合、产业跨界，这种产业融合包括技术融合、市场融合、产品融合等等，这种产业跨界是不同产业之间、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核心是穿透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
（四）从宏观推拉依赖到根植微观发展
在过去经济工作或者产业工作中，更多的是重宏观、轻微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带动与引导下，通过投资驱动带动要素驱动，以及放宽土地、信贷、税收、环保条件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其中，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并不是来自企业微观基础的效率倍增、活力倍升、创新迭代，而是以社会投资、政府投资的推手，以及出口、消费的拉手。当这种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模式到了一定的阶段，尤其是外部需求不足、内部投资不强的时候，大家越来越重视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创业活力以及生产的技术构成、制度结构等。几乎可以说，从宏观推拉依赖到根植微观发展，就是从强调宏观基本面的增长到强调微观经营基础的创新与发展，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就是从“头重脚轻根底浅”到“根深叶茂”。
（五）从外生线性滚动到内生指数爆发
在以往产业规划过程中，我们在产业战略上依然是抓住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发展机遇，遵循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逻辑，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往往出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这其中，除了强化招商引资的外生发展，就是很多企业往往从贸易销售代理起步，然后介入生产制造，再介入研发创新，最后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发展模式。简而言之，这种“外生线性滚动”，从规划的角度就是典型的制造业全球化思维，更多的是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格局条件下的接受者、追随者。尽管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仍然是需要的，但对于很多发达地区需要更加强调内生的指数型爆发。这种“内生”，强调的是从依赖招商引资到强调创新创业；这种“指数爆发”，就是瞄准新兴产业发展，以新思想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实现爆发增长。
（六）从空间决定产业到产业决定空间
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反思，过去的产业规划与产业发展，都是“空间决定产业”，未来需要“产业决定空间”。对于“产业决定空间”及其条件变化，有如下不同方面的理解，一是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过去的产业发展强调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今很多地方更加强调“人择优势”以及“无中生有”，尤其是在发展新兴产业面前；二是产业规划中存在项目依赖，产业空间布局受存量的、增量的项目影响，并不能形成更好的布局结构与开发时序，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或者机会主义色彩；三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了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产业生态的形态和运作方式，产业属性比空间支撑愈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产业决定空间，应该成为产业规划中的重要逻辑，更多的应该强调在市场自然选择与政府前瞻布局相结合的基础上，优化产业选择，进而决定产业空间布局。
（七）从你死我活竞争到共生共荣竞合
过去的产业发展受“竞争战略之父”波特教授的误导比较多，他的主要理念体现在“竞争三部曲”上，而大家都在强调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国家或地区竞争力。应该说，在过去“世界是干的”，但在当前“世界是湿的”；以前的工业经济是标准化、权威化、中心化，如今的新经济则是去边界、去权威、去标准。如今，由企业或企业联盟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参与竞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力的研究对象不再仅局限于单独的企业个体，而是发展到企业与其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举的阶段。与此同时，新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迅速，企业通过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日益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成本领先、差异化发展等通用性战略受到严峻挑战。
无论是一个企业、行业、产业、地区还是国家，只有走出“矛盾对立”中的竞争，找到“对立矛盾统一”的竞合，才能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共生共荣、协同发展、开放创新、共同成长的生存发展条件。
（八）从质优营商环境到开放创新生态
在过去产业规划及产业促进中，大部分都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保障或者保障措施。一般而言，“营商环境”是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环节)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但从目前来看，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推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基础课、必备品，但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规划布局开始强调开放创新生态的段位。这种开放创新生态，说白了就是在创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条件下，将以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与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为代表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这其中，“开放”是基础，“创新”是灵魂也是目的，“生态”是主线也是场景。
（九）从强调产业规制到强调产业治理
在以往的产业规划过程中，很多规划往往遵循产业规制的惯性思维。所谓“产业规制”，也就是政府或社会为实现某些社会经济目标而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作出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准法律约束力的限制、约束、规范，以及由此引出的政府或社会为督促产业经济主体活动符合这些限制、约束、规范而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应该说，这些规制更多是针对线性增长、静态管理以及发展不足、创新不足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更多的像是在“围堵”。但由于产业技术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以及产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以产业规制为代表的围堵法，需要让位于以“产业治理”为代表的疏导法。这种产业治理，更加强调政府、市场、企业、中介之间的开放创新关系与协同创新水平，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业态创新、模式迭代“大破大立”的条件下，找到各类创新主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变成一个更有动态感、有机的治理方式。
（十）从重高速度增长到重高质量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追求“多快好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成本省”。但一般而言，“多”和“快”是联系在一起的，“好”和“省”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多快”与“好省”往往是个矛盾。只有历经“多”与“快”的量变过程，才能进入“好”与“省”的质变过程。同样，在以往的产业规划中，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地方往往是采用了“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只有规模大、数量多才能增长快。结合当前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在产业规划的源头，强调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而从注重“大”到追求“新”，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与战略诉求，这便要求我们需要新型的区域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
五、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从发展结构、战略位势、发展视角、根本要素、政策设计、平台载体、发展阶段、组织模式、发展机制、发展路径来看，以下十个方面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成败关键、根本抉择、前提基础、战略基石、根本保障、成长生态、基本过程、有力抓手、战略支撑、战略手段，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原理。
（一）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的有机衔接
受原有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经营业态、产业环境以及市场替代等方面的影响，从单纯的传统产业升级入手推进一个经济体整体的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障碍和困境。而通过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带动各类创新资源及产业发展要素加快流向新兴企业和新兴业态，不仅有利于培育新兴模块和新兴产业集群，还通过新兴产业的整体辐射带动作用、市场竞争作用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其中，以“培育发展增量为主线，带动存量转型升级，实现整体突破发展”的产业发展方针，不仅注重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的有机衔接，也是一个经济体能否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将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心，为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服务模式，加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并在产品技术市场竞争中促进落后产能。
（二）围绕产业主导权以展开战略设计
产业主导权是指产业主体对产业发展和运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应变力，集中体现为产业前端的市场主导权、产业中端的资本主导权和产业后端的技术主导权三类。这其中，产业主导权不仅表现为产业内企业能够参与的基础价格形成定价、影响基准价格变化，也表现为产业内企业能够主动地、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获得企业的稳定发展。基于市场、技术和资本三要素的产业主导权，既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关于主导产业变迁、主导国家和地区及主导企业更替规律体现，也是当前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形成与不断演化的深层原因。这需要从战略层面强化对产业主导权的角逐。重点是通过对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投资两种资本运作途径控制，实现资本主导权的控制；从战略高度设计知识产业经营、技术转移两方面的技术路线图，推动技术主导权的实现；从商品价格定价权、制成品品牌影响力、渠道控制力等方面赢得市场主导权。
（三）着眼全球创新版图加强产业研究
随着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走向创新全球化，世界经济从相对封闭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网络为核心的新经济转变带来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全球创新版图的变迁。这其中，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国家为划分单位，而是按照区域或机构的竞争力来进行，全球创新的要素、资源和产业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变化着，并越来越向有个性的地区集聚。全球创新版图就是指针对某个产业或领域，将全球相应资源最为集中、竞争力最强的区域标记在世界版图上，集中体现为知识创新版图和新经济创新版图。着眼全球创新版图加强产业研究，了解全球各类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最新分布，掌握全球有关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图及时间表，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有利于与全球创新尖峰建立链接，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有效对接。
（四）引进培育一批领军创新创业人才
在工业经济时代，批量化生产及供给是主要的生产消费模式。这其中，从市场供给的源头抓投资项目就是抓住了产业发展的关键。但是进入新经济时代以后，生产消费模式越来越转向个性化、定制化和人性化，以产定销的模式难以为继，引进一个项目的产能及效益具有明显的边界。在这个阶段，创意创新创业人才作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的核心载体，成为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有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本质就是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化的过程，也是以项目为主导向以人才为核心转变的过程。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就是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水平产业人才，尤其是一批具有“改变世界”梦想、能够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成熟商业模式并带领一个经济体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领军创新创业人才。
（五）围绕技术生命周期展开政策布局
产业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依赖于产业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的制度需求。产业技术生命周期主要由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工艺开发、规模生产等环节组成。一般而言，基础研究环节主要是财政经费投入的需求；共性技术研究环节，除财政经费投入外，主要是破解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优化组织模式的需求；商业应用研究环节主要是建立适合专利成果应用的投入机制、约束机制及保障政策的需求；商品开发环节主要是优化专利技术收益权及处置权、搭建各类各类孵化机构、完善创新创业政策税收体系的需求；工艺开发环节主要是对生产条件、专利技术标准发展环境的需求；规模生产阶段主要是培育市场的需求等。基于对技术生命周期各环节以及全链条等方面的制度需求的分析，需要从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市场培育三方面建立覆盖技术创新全链条及关键节点的的政策体系。其中，研发类政策方面重点应加大基础研究及共性技术的财政科技投入、完善科研经费使用、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完善技术创新组织模式、完善知识产权环境等；技术转移类政策方面应重点建立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机制、约束机制及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及中试孵化的条件平台建设、合理安排市场准入门槛及企业创建政策、保障企业在知识产权及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发展环境等；市场培育类政策方面应重点建立完善促进科技型企业做强做大的税制及资本市场；通过政府采购及公共财政支持等营造产业发展环境；为企业品牌建设、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
（六）着眼产业集群构造展开空间布局
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作为由产业、人口、城镇、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的非平衡态、非线形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相互融合以及与外部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频繁交换维系着自身的存在。在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中，不断体现出对区域经济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即不断体现内部各要素的整合功能，并实现自身结构的自组织及有序化发展。一旦一个集群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会促进它的成长，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区域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着眼产业集群构造展开空间布局，就是发挥发挥产业集群的作为一个特殊创新系统的网络效应。通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制度安排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可构成次一级的区域创新体系，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和关键节点。并通过其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区域经济环境优化。
（七）从跟随创新向原始创新范式转变
不同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的创新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则取决于这一经济体特定的发展阶段及战略需求。就技术层面、需求层面、竞争层面而言，发达经济体往往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而欠发达经济体更多的需要集成性创新、适应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相对于转轨经济体，需要从模仿创新、跟随式创新的创新范式向集成创新、适应性创新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我国需要从模仿创新、跟随式创新的创新范式逐步向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的创新范式转变，支持一批企业、产业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方面转换创新范式。这其中，创新范式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弥补与发达经济体几百年的差距，还要破除历史遗留的思想文化包袱，更要扫清长期以来累积下体制机制障碍。
（八）着眼企业竞合加速产业组织创新
单纯的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难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产业结构优化必须是宏观和微观、表面和深层的结合，必须围绕具有不同特点、地位、作用的大中小企业展开全方面、多主体、多形式、开拓性的产业组织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及企业做强做大。这其中，围绕小微初企业、“瞪羚企业”（高成长企业）及龙头企业构建分工明确、结构合理、竞合发展的企业梯队，是实现区域企业群体性突破的抓手。具体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发挥小微初企业产业发展的源头作用。全面提高创业层级及创业成活率，加速各类资源快速流向新兴产业、新型模块和新型业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有生力量。二是发挥具有“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特点“瞪羚企业”创新创业生力军的作用。通过个体的技术（产品）试错促进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及融合，通过群体的企业试错促进细分产业模块及区域新兴产业集群的出现。三是发挥具有“技术水平高、市场规模大、组织能力强、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特点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依托其对技术、资本或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终端产品创新为牵引、以技术集成创新为契机或以资本联合为纽带，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动发展。
（九）强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核心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并具有如下作用：一是优化投融资发展环境。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或融资支持，不仅能解决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还拓宽了资本（金）的出口。二是实现规模经济。虚实结合或产融结合促使成本的提高速度远低于业务规模的扩张，在产品开发、系统维护、营销网络运营等方面存在规模经济优势。三是降低交易费用。产融双方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相关的谈判、履约等费用不同程度的降低。强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就是在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以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过程中，为产业发展提供创业资本或间接融资，为产业整合提供产业资本或金融支持，为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造血功能，为企业做强做大提供必要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
（十）大力推进产业融合以及产业整合
产业融合往往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在产品技术层面上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及技术应用（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形成新产品新技术；一个是企业产权层面上的融合，主要是企业通过打通关联产业（行业）间的产权纽带实现各次产业在纵向上的融合发展；一个是各次产业层面上的融合，主要是业态创新促进一、二、三产产业价值链条在分解中融合。推进产业融合就是借助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等，为新兴产业发展拓展空间、为传统产业发展提供契机。这其中，具有产业组织功能的企业组织通过不断地兼并重组（兼并、合并、控股）或绿地投资等而发育成世界级的企业集团，是企业做强做大、也是产业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而在其展开产业纵向整合或横向产业整合的过程中，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后盾，以产业资本为杠杆，通过一定的产业资本主导权打通国内外优质技术性、资源性、品牌性资产的产权关系，进而掌握相关领域的产业技术主导权及产业市场主导权，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手段。
六、如何做好产业组织创新？
在高增长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往往是“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需要是“产业新体系、城市/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发展新动能/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从注重“大”到追求“新”，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与战略诉求。
（一）区域产业战略中的组织动员机制
无论一个国家、地区、行业、乃至企业的战略，往往取决于战略诊断、战略选择、战略实施三个环节。这个“战略实施”，反映在规划以及行动上，就是很多人所讲的“重点任务”、“战略任务”等等；而这些“重点任务”、“战略任务”背后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是“组织动员机制”。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轨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之中，组织动员机制、组织动员能力、组织动员水平几乎是决定一个地方、行业、企业发展的核心。而无论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中国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适应了不同发展阶段要求、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实现了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们在区域产业组织动员机制上的探索与尝试，还需要探索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组织动员机制。
（二）四十年高速度发展“大”的逻辑
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国一个重要发展经验，就是由几千个区域产业集群作为强大的“增长极”来支撑高速发展。对于很多以城市、县域为单元的区域产业发展，最典型的组织动员机制便是“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把集聚大产业、构筑大平台、培育大企业、招引大项目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在后发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语境中，这个“大产业”就是在大的供需中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的发展逻辑是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这个“大企业”就是在大的制造业产能中快速带动就业、税收和增长，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国家；这个“大平台”就是划地成园地加快开发区布局建设，这基本上意味着园区成为承载要素集聚、改革开放的核心载体；这个“大项目”就是加强“建链、补链、强链”的招商引资，基本上意味着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
更进一步而言，在“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组织动员机制下，我们不仅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还形成了“出口拉动、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生发展、外延增长的发展范式，以及“产量大、价格低、质量好、速度快”的竞争优势。客观而言，这种组织动员机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不但是不可超越的，也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完成了工业化中后期任务、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融入了国际产业价值链，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及代价，不仅是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以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尤其是尚未打破新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发展结构，这些结构性矛盾的爆发集中体现在当前的“贸易战”上。
（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的逻辑
站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以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拐点上，我们迫切需要形成新型组织动员机制，重点是从追求“大”到追求“新”。这个“新”，便是“产业新体系、城市/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发展新动能/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
“产业新体系”的这个“新”，不仅是形成以未来产业为引领、以战略产业为先导、以新兴产业为主体、以优势产业为补充的新产业结构，还体现在以产业跨界融合为核心的新产业生态，还体现在走出“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为主的产业跟随发展，“以我为主”地抢占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就是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等战略机遇，挖掘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走出“五高四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核心是通过破除产业规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自由贸易、弱化金融管制，以开放式协同创新打破地理空间、行业局限的生态网络，全面建立开放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从工业经济到创新经济，具有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特点的高技术产品或服务成为出口贸易的主流，品牌运营、资本运作、研发设计、成为抢占国际产业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以及技术主导权的核心，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创业经济、创意经济、服务经济成为重要元素，支撑中国制造到智造、再造、创造的创新经济。
这个“城市/园区新空间”，如果是以城市为单位就是“城市新空间”，如果以园区为单位就是“园区新空间”。这个“新”就是以“科产城人”融合为核心，核心是强调集合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创新功能的“科产城融合”发展理念，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三螺旋”协同演进发展模式。这个“科”，就是科教资源、科技成果、科技服务，从资源、环境、机制到成效；这个“产”，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企业、新兴业态；这个“城”，就是从城市环境到城市生态，使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空间上结合。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要素/投资驱动、外生增长、外延发展，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方向发展；这个城市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基础建设、划地成园、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功能配套”向“塑名片（讲故事）、优环境、营生态、搭平台、吸流量、提动能”方向转变；这个创新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向“产业新体系、城市/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发展新动能、要素新供给、服务新平台”方向转变。
“企业新梯队”的这个“新”，就是从滚动发展到裂变发展、从线性增长到爆发成长、从生命周期到超周期、从注重收入到注重价值，最终从“小微企业-规上/骨干-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梯队，到以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为核心的“变革创业-高成长瞪羚-独角兽”新型梯队。在此过程中，坚持“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以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以科技服务激发科技创业”就是通过集成研发创新、科技金融、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促进科技创业，强化内生增长动力；“以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就是着眼增量培育发展及抢占产业制高点，立足区域创业活跃优势，抓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创业机遇，大力提高创业层级，进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自主创新壮大新兴产业”就是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产业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集成，提高新兴产业发展的组织动员能力、产业生成能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产业影响力。
这个“发展新动能/服务新平台”，如果以城市为单位就是“发展新动能”，便是强调思想文化创新的灵魂、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商业模式创新的微观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的保障；如果以园区为单位就是“服务新平台”，把新动能的内容融到其他模块，强调以第三方服务平台搭建强化服务供给。在微观基础上，强调各类企业、创业的价值再造，核心是将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等作为增强产业新动能的微观机制。用新思想强调价值创新，驾驭新模式、架构新技术、衍生新业态；用新产品实现产品的市场替代；用新技术构筑屏蔽竞争的门槛；用新服务创造新价值；用新模式挑战、重构、颠覆传统游戏规则；用新业态实现业态创新；用新市场扩大企业生存发展疆域；用新组织释放人的价值与潜能。
这个“要素新供给”，就是从产业要素及商品流转到全球资源配置，重点在创新创业人才、科技金融资本、国际专利技术等方面促进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并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的高端对接及循环。核心是具有市场化、全球化、跨系统特点，从“企业、产业、区域”三位一体的资源配置能力。一是通过创业、创业、再创业，通过创新、创新、再创新，把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原创思想、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层面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二是通过涉外企业、跨国公司、平台企业、国际产业园区等通过跨区域创业、跨国经营、跨国技术并购、跨国技术转移、跨境经济等，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层面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授之以鱼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成为新兴产业组织者、创新服务集成商，立足产业基础发育创新生态，通过创新生态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形成从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之间的闭环，在体制机制层面的、区域层面的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能力。
这个“发展新生态”，就是加快从过去产业高度集聚、企业协同发展、服务体系完备、产城深度融合的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具有连接一切、平台化发展、社会化生产、去中心化等特点的创新生态方向转变，从强调营商环境向注重创新生态转变。产业生态的中枢及纽带，不再是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也不是能够推动行业交流与技术攻关等方面的产业技术联盟，转而是能够链接上下游、供需端、买卖方并能够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的平台企业。产业生态培育的重要条件是伴随产业的跨界融合，政府服务机构形成跨系统的服务机制、转变为创新型服务政府。
在此发展机制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模式，便是“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的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开放合作的发展范式，以及“受众多、费用低、体验好、速度快”发展方针，最终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体制方向转变。
七、如何科学制定产业政策？
广义上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特定目标而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的一系列政策总和，这种干预包括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方面。狭义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促进某一产业或者行业的发展，而出台的专门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需要，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那就需要结合不同产业的发展规律而论。应该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抑或转轨经济体，其政府不仅有解决市场失灵的职能，还有培育市场的职能。仅从这两点而言，产业政策当然需要。但问题是政府如何在产业政策上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针对不同的产业发展规律时移世易地做好产业政策设计。很多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产业政策没有意义，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路径依赖色彩。
（一）产业政策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无论是产业企业的制度/政策需求，抑或政府的制度/政策供给，都拖离不了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也基本上框定了产业政策的主要边界。
一是如何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的产业政策。理论上，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哪个产业的行业利润率高，相应的创新资源和产业要素就会流向哪里，反之则反之。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能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不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掌握的生产部门，也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配置都能够由市场机制来完成。比如在创新驱动面前，完全相信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厢情愿的，企业家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确的利润空间。于是乎，产业政策对于资源配置就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了。从目前来看，核心的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有关指标或配额。这其中，产业政策主要靠直接的支持政策、间接地引导政策发挥作用，这种直接支持主要反映到微观上、个体上，这种间接引导主要反映在要素市场上。
二是如何创新产业组织方式的产业政策。以往，西方的“产业组织”多指一种组织形态或市场结构，是一个名词、静态的、狭义的，但在中国等转轨经济体中“产业组织”逐步成为一种实现方式或行动逻辑，是一个动词、有机的、广义的。但不论如何，国内外在产业组织创新方面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产业准入、市场培育等方面。这其中，产业集群是生态环境的除法，产业组织是枢纽桥梁的乘法，产业准入是产业规制减法（含产业退出等），政府采购等是培育市场的加法。譬如，即使在美欧等国家，政府采购都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为什么美国反对中国的政府采购，那说明，中国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做对了。
三是如何优化环境生态建设的产业政策。最好的产业政策，不是给钱、输血或者给助攻，而是给生态环境、建立造血机制。核心是让真正创造财富的群体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获得优先超额回报。具体而言，是宏观的环境生态，中观的环境生态，以及外部的环境生态，对微观的环境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如宏观法治环境、宏观管理体制，以及公平竞争环境、信用环境建设，以及国际化系列环境生态等等。目前，中国产业政策最薄弱的地方，便是在这个层面。
（二）对以往的产业政策有何反思
从目前来看，大量成功的产业政策案例基本上都出现在工业经济领域，但在高科技领域成功的产业政策案例并不多。这是为什么？我想核心的问题，是因为工业经济是按照可预见的生命周期、成熟的技术路线、滚动的发展逻辑下而不断增长、逐步发展的。一个产业只要在这种成熟范式下，投入足够的要素、资本，就可以逐步成长壮大。这其中，企业的投入、产出、能耗、物耗、税收等等基本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具有较大资源配置能力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往往谋求或形成超市场的权势与作用。
所以说，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制度产品，或者说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之互动，还停留在资源配置层面。以往到企业去调研，大部分企业的政策需求无一例外的都是投融资、土地指标、人才、税收返还、项目支持等等，而实际上政府有限的政策手段，也局限或停留在这些政策工具上。几乎可以说，这种段位及层级的产业政策直接导致“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延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症结在于当前的产业财税体制以及相应的产业促进机制、组织方式。很多时候，一旦到了要发展哪个产业，一个部委的司局、地方的委办局以及各种专业处室、综合处室，往往都有一个大的专项/发展资金或者小的专项/发展资金。在专项/发展资金条件下，政府能够发力的主要是让企业申报项目，给企业一些扶持性政策，说白了就是利用中央或地方财力补贴企业，但其他税收等制度性产业政策手段有限，而一旦到了企业要的不是资源配置，而是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生态环境时，就没辙了甚至有些地方，想去创新式作为，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又在束缚着。
所以在当前条件下，难免出现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企业与政府越来越有隔阂、有距离，另一方面政府越来越有局促、有困惑。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产业规律变了、经济形态变了、企业需求变了，政府还没有变。“产业规律变了”主要是指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产业从分解、融合到跨界，不能再用以往管工业的方式管新兴产业。“经济形态变了”主要指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制造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不能再用以往管工业的方式管产业融合、管服务业。“企业需求变了”主要指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层面的制度产品供求关系及结构已经过时，如上所言的产业组织创新、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要。
（三）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以下政策取向更多的是最基本的，但无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而成功的产业政策一定离不开这几个方面：
一是安分守己的，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重点解决市场失灵的领域与培育市场的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非不经思考地鼓吹“有为的政府”。一般而言，解决市场失灵的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还要培育市场呢？这种培育市场主要针对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而言，这种职能不光是在新兴经济体的政府职能中有所体现，还在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职能中有所体现。而在产业政策上，政府作用不仅仅是做服务，还可以做引导、建体系、搭平台、营环境、造氛围，可以通过创新服务集成，借助第三方力量扮演新兴产业组织者的角色。
二是需求导向的，符合企业政策需求的产业政策。正如以上所述，当前企业需求不简单是在过去税收返还、财政奖励、项目支持、土地指标等要素资源配置层面，而是上升到产业组织创新层面，甚至是生态环境层面，而如何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以开放式协同创新加快产业跨界融合、让企业家以更集中的精力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优先超额回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更加需要产业政策创新，不再单纯是政策创新意义上的，主要通过直接支持方式促进企业/产业发展、通过平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产业发展、通过资源要素配置促进企业/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政策主要是以给钱、给指标为主的扶持性政策，侧重资源要素配置，难免存在资源错配。未来，还需要组织创新层面的，以创业体系、创新网络、产业生态建设为主，从“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服务政府”的转变；还需要制度创新层面的，如结构性减税、法治环境等，侧重生存发展环境等。
三是分类引导的，符合产业自身规律的产业政策。应该说，工业有工业的发展规律，服务业有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传统产业有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新兴产业有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尤其在产业跨界融合条件下，不同产业打破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界限，具有更加鲜明的特有发展规律。譬如，电商或平台经济需不需要支持，该怎么支持？电商的发展规律是分布式的，就不一定非要搞专门的园区；平台经济是要“烧钱”的，很多个平台型创业才能成就少量平台，一旦出现便是爆发式的“赢者通吃”，就不能以输血为主、框定增长指标等等。所以，在产业政策上，核心是结合不同产业发展规律、企业发展规律与创业发展规律，按行业领域、企业类型、创业模式做好政策设计。
四是风险共担的，符合创新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针对创新驱动和新兴产业，过去的创新是产品级的、企业级的，但现在的创新往往是产业级的、区域级的，越往后越需要多类创新主体的开放式协同创新。创新就是有风险的，但这种风险谁来承担？是否全部是企业家？实际上，在创新驱动发展面前，按照目前的科教智力资源、企业创新意识及能力、产业组织方式等，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想当然的，当然太依赖政府作用又是计划经济的。所以，政府在产业政策的设计上，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承担有限但必要的创新成本。
五是财税联动的，符合财税支持能力的产业政策。应该说，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最大的败笔还不在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低下，更在于很多产业政策完全违背创新驱动与新兴产业发展规律。这其中，需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哪些该支持哪些不该支持，这取决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及市场化可获取的属性；第二，哪些该直接支持与哪些该间接支持相结合，第二方的直接支持给创业企业、给科技创新无可厚非的，但有些更适合通过支持第三方、第四方力量予以支持；第三，哪些事前支持与哪些事后支持，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第四，哪些软性支持与哪些硬性支持，更多的需要“四两拨千斤”，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无限地方大，是“活钱”而不是“死钱”；第五，哪些是支持需求与那些是支持供给，促进市场培育比“输血”更重要；第六，哪些是政策支持与哪些是制度支持，比如当前的结构性减税比任何一篮子扶持政策都更有价值、更有力度和更加长效。
八、产业促进工作重点何在？
在产业促进与创业创新过程中，下文以为“四新经济发展、场景业态创新、前沿技术创业、瞪羚加速计划、大企业平台化、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引导基金、新经济三招商、产业共同发展、园区集群赋能”为十大重点工作。
（一）四新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四新经济”能激发区域跨界、领域跨界、技术跨界，将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一是数字经济。计算平台和数据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围绕数据的采集、共享、交易与应用培育“数商”产业，为各领域、各行业创新发展持续提供原动力。二是智能经济。围绕虚拟现实、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智能传感、导航定位、广域网物联等智能经济领域创业创新渐入高潮，创造线上世界的全新产业生态。三是平台经济。平台正成为新经济时代行业的主导者和有效的资源组织方式，激发大量新业态，成为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动力。四是分享经济。物品、金融分享、知识技能、服务等有形、无形资源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网络与智能终端等力量聚合，形成全新资源配置方式。发展四新经济重点是在智能终端产品条件下，往前与场景、与服务相结合，往后与数据、与平台相结合，把智能终端作为数据采集、移动传输、使能应用的入口，加上后台的数据分析、网络存储、平台运营以及云制造等，充分与若干场景应用相结合，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的全新生产生活方式。
（二）场景业态创新
当前，以市场应用为核心的场景已开始成为新兴产业爆发的原点，也将越来越成为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稀缺资源，相比土地、政策、资金等传统产业促进方式，场景能够提供需求、打磨产品，提供数据、改进算法，提供市场、迭代商业模式。所谓“场景业态创新”就是围绕市场需求、市场应用、市场交易、终端服务、消费体验等，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到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从支持行业供给到支持市场需求，进而产生全新的业态。主动营造各类产业发展的场景成为催生产业爆发的新逻辑。一是区域市场开放。场景是用户思维下融合了产品、服务、体验、空间的综合创新生态，只有形成良好的“政产学研金介用”的产业创新生态，才有场景创新的土壤。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具有科技感的智能城市，打造场景落地应用的新载体。智慧城市是场景创新的孵化器，应以未来视角推进场景研究，在城市交通、医疗、教育、商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场景创新的中远期规划，为场景创新留白，拉动新兴产业发展。三是打破产业规制。推动开放包容的制度创新，营造场景创新及推广应用的良好环境，制定兼顾监管与促进发展的政策，通过政府采购、试点示范、相关牌照优先发放等多种形式，创造对原始创新相对包容的环境。四是重点突破扶持。重点支持高端创业、前沿科技创业、独角兽企业，加强对高端创业创新企业在技术研究试验和场景示范应用的支持。
（三）前沿技术创业
创业是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生命力与有生力量，创业带动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不断提高创业层级则成为产业发展、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所谓“前沿技术创业”，包括“科技创业”、“高技术创业”以及“硬科技创业”，是围绕硬科技、黑科技开展的引领性创业、颠覆性创业、原创性创业，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能够不断催生孕育全新的产业、全新的业态。支持前沿技术创业，重点需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需要“新研发”，解决前沿技术的源起问题。“新研发”不同于传统科研体制中科研环节与产业化环节的分离，强调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在技术研发早期即相互协作，使得科研工作能够更加聚焦于技术的商业化、市场化，并吸引集聚更多资源让研发更快完成。二是需要“新场景”，解决前沿技术的应用问题。前沿技术往往是创新性技术，从实验室到成熟商业应用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构建“场景”，给予前沿技术直接的行业知识、真实的客户需求和大规模的验证数据，以推动新技术更快地成熟和找准应用方向。三是需要“新创业”，解决前沿技术的产业化问题。前沿技术最终要转变为有价值的商业，需要组织实体，即具有开创精神的创业企业。只有具有开创精神的创业企业，才能够开创性地集成各种技术创造产品，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型，最终将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商业回报、企业成长紧密结合起来。
（四）瞪羚加速计划
在创新主体与产业梯队培育过程中，一般由小企业太小太散、大企业太少太慢，往往都不是带动产业创新发展的“中场力量”，于是很多地区把产业主体培育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瞪羚企业”身上。“瞪羚企业”是指已跨越创业死亡谷进入高成长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具有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等特点，以其创新基因实现高速成长。少部分能在短时间内凭借在资本市场和创新领域卓越表现而实现爆发式成长，成为独角兽企业。“瞪羚加速计划”的公共政策含义与核心价值，是借助第三方机构将一个区域、园区最好企业族群找出来，由政府信任背书，一方面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放大产业资金、财政科技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力量、尤其是投资机构等共同促进瞪羚企业更高、更快、更强发展，让更多力量来促进开放式创新。在政府发挥培育市场的作用过程中，促进瞪羚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着力点有如下方面：一是加大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支持，优选并培育战略增长点；二是加大公共采购示范工程支持，促进新技术推广及应用；三是完善人才引进培育培训体系，优化提升人力资本结构；四是建立完善企业融资上市通道，鼓励支持企业做强做大；五是完善产业要素资源供给机制，进一步促进扩大再生产；六是加大企业咨询财政补贴力度，全面提升管理发展水平；七是完善企业成长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产业组织实施能力；八是完善企业培育服务工作机制，积极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五）大企业平台化
当前，产业互联融通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只有平台化才能成为新兴产业组织过程中的重要枢纽，这其中大企业平台化不但是产业互联融通的重要突破口，还有望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中枢。所谓“大企业平台化”，也就是大企业通过采用去中心化的平台型组织结构，开放技术、资本、市场等优势内部资源，链接各类外部资源，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促使大量社会创新主体围绕大企业在线上线下形成集聚，通过服务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进而实现自身做强做大，从封闭的系统转化为开放的事业平台与产业生态。这其中，大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发展需求的不同，大企业以多元方式参与创新创业，呈现出如下模式：一是开展研发众包。大企业在自建或第三方研发任务分发交付平台上发布技术难题，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者、技术人员、科研机构、供应商等提供想法、创意、技术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研发效率和创新能力。二是建立专业化众创空间。大企业聚焦细分产业领域，高效集成和配置内外部创新创业资源，为内外部创客提供专业化的孵化服务，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三是搭建“互联网+平台”。大企业围绕自身核心优势，搭建线上生产要素和服务能力开放平台，通过资源输出、共性技术共享等方式，为该领域线上线下创业者提供要素共享服务。四是开展战略投资。大企业通过成立创业投资公司、设立天使或创业投资基金、与第三方投资机构合作等方式投资与其主营业务或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创新型初创项目或企业。五是打造企业生态圈。大企业全面开放自身资源，同时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资源，构建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客户、合作伙伴、员工、创客等共同参与、高效协作的生态圈。
（六）产业技术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进，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正发生变革性突破，颠覆性技术将改变产业形态、组织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产业正从单一技术创新向生态系统比拼转变，开展抢占竞争制高点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把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成为国家竞争与区域竞争的必然选择。所谓“产业技术创新”，就是瞄准未来产业、战略产业、新兴产业等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技术主导权与发展主动权，加快创新范式从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向引领创新、颠覆创新、原始创新方向转变，强化优化前端基础研究、中端共性技术、后端应用技术的供给及供给结构。核心是面向产业谈技术，围绕技术讲创新，透过创新促产业，尤其是从注重技术生命周期后端的产业化逐步向中前端方向位移。所用的技术手段或工作逻辑，不再是从单纯的技术预测到计划经济的科技项目计划，而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预测反向地、开放式地配置有限的科技项目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具体可以重点抓五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前瞻布局前沿领域，以需求导向，加大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力度。面向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领域，布局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二是建设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如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具有技术推广服务能力的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三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加强技术研发机构的建设，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机制、鼓励企业开放创新，加快创新型企业培育；四是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重大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五是提升协同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支持探索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模式，打造区域型创新平台，提升产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七）产业引导基金
产业革命发源于技术创新、成就于金融创新，而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资本链，建立覆盖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全过程的产业组织方式及科技金融体系，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培育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手段。同时，伴随我国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及财政改革为重点的财政体制改革推进，迫切需要借助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创新产业扶持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所谓“产业引导基金”，核心是通过财政资本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搭建政府投资引导平台，构成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运用该政策工具，核心是优化等层设计，处理好如下方面的关系：一是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产业基金既不是守旧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也不是单纯的科技金融工作，更不是保守的财政税务工作，本质上是促进创业创新的科技工作、或者促进产业化的产业工作，只有避免财权“强奸”事权才有成功的可能。二是政策引导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母基金层面，更多的需要以财力支撑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强调政策性资金的属性、不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束缚、不受其他社会资本“逐利”的影响，但在子基金以及孙子基金上，可以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本，更多地需要发挥子基金、孙子基金的杠杆作用。三是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一般而言，财税部门专注于资金池，产业部门拿着有限财政资本，针对不同阶段产业、不同类型项目设立不同子基金，提高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杠杆性。四是引导基金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关系。最合理的架构便是基金公司爱怎么国有体制就怎么国有，但在基金管理公司方面，完全可以走职业化、社会化、私有化，坚持纯粹的政府引导的企业化运作机制。五是支持方式与配比方式的关系。国内外政府引导基金主要采用阶段参股、跟进投资、直接投资、融资担保、风险保障等模式运作。五是政策目标与创新风险的关系。现在大量的财政“资金”向“基金”方向转变，本来这些钱是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惠及企业的，所以在花钱、赔钱的问题上应该更加超脱，更加符合创新规律。
（八）新经济三招商
从机会型的大项目招商，到建链、补链、强链为主的产业链招商，再到以创新生态建设为着眼点的新经济招商，根本上是由于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产业组织规律以及产业发展逻辑共同作用决定的。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从分解、融合到跨界，分别与产业组织规律下的产业模块、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相呼应，于是便出现了对点的大项目招商、对线的产业链招商、对圈的新经济三招商（平台招商、新业态招商、科技招商）。前两个阶段背后的产业发展逻辑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往往是“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外生增长；新经济三招商背后的产业发展逻辑是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具体而言是将创新高地的创新资源要素到本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商品、产能、技术、资本辐射到产业洼地，体现的是内生增长。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业态招商，核心是抓短期内依靠商业模式创新能够迅速爆发的新业态、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新业态、消费结构升级衍生的新业态、依赖技术变革能够引来未来发展趋势的新业态等等，具体而言不是大企业，而是变革式创业、高成长瞪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二是平台招商，重点引进培育平台型企业、源头型企业、科技服务平台等，这并非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体制内的高校院所，而是一批源头化、专业化、市场化、集成化、国际化的平台机构，形成“招到一个平台，带动一个产业或者细分领域发展”的态势。三是科技招商，重点是面向创新人才、新型研发机构与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招商等。
（九）产业共同发展
过去制度经济学上讲市场与企业存在替代关系，后来集群与市场一存在替代关系，再后来平台企业与集群亦存在替代关系。但不论额和，越来越多的平台型产业组织者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核心。所谓“产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对特定领域产业创新生态的经营实体化、功能平台化、服务集成化、组织产业化、创新生态化。其主线是以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与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为代表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核心是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或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最终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场景再造、敏捷供应的全新生产组织方式。在打造产业共同体的过程中，核心是依托龙头企业、平台企业、产业联盟、服务平台等，强化产业组织能力，带动上中下、大中小、左中右的开放式协同创新，成为新型的产业组织者。
（十）园区集群赋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园区历经1.0的形态开发、2.0的功能开发，逐步向3.0的生态开发阶段迈进。这种创新生态感需要体现在产业跨界融合、企业联动发展、资源高度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发展；而以产业战略为导向、以主体发育为核心、以资源聚合/配置为主线、以服务体系供给为支撑、以开放合作为特征、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文化环境为土壤成为区域创新生态建设的基本逻辑。在此背景，所谓“园区集群赋能”就是立足园区，用创新生态的视角经营产业集群，进而释放产业创新生态的赋能作用。在此过程中，核心是强调集合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创新功能的“科产城融合”发展理念，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三螺旋”协同演进发展模式。如上所述，这个“科”，就是科教资源、科技成果、科技服务，从资源、环境、机制到成效；这个“产”，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企业、新兴业态；这个“城”，就是从城市环境到城市生态，使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空间上结合。而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要素/投资驱动、外生增长、外延发展，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方向发展；这个城市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基础建设、划地成园、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功能配套”向“塑名片（讲故事）、优环境、营生态、搭平台、吸流量、提动能”方向转变；这个创新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向“产业新体系、城市/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发展新动能、要素新供给、服务新平台”方向转变。
结语：迈向新经济产业创新之路
应该说，当前诸多问题很多发展矛盾，源自用1. 0的发展理念、2.0的解决办法，去做3.0的工作事情、完成4.0的愿景目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说过，“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当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规律、顺应产业发展新范式，是当前及未来推进产业工作的关键。与此同时，在五年规划体系中，历次的“五”之前往往都充满期待，开局的第一年往往是热血沸腾，中期的第三年往往会黯然神伤，收官的第五年往往是从头再来吧，之所以出现这种“周期律”，核心的问题是用“旧办法做新事”，而办法的背后则是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惯性。谨以此文，希望在“十四五”战略研究与发展规划中，能够就变革时代的产业发展、产业促进、产业组织工作破除迷雾、形成共识，更好地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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