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元曲

元曲，也称“元代戏曲”，即元杂剧（元代的歌剧）和元散曲（可称之为元代的新体诗，有套数，小令带过曲之别）的合称。由于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地超过了元代散曲，所以也有人单把元代的杂剧，称为“元曲”。元代散曲作家约有二百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存世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数四百七十余套。元曲和唐诗、宋词鼎足，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曲来源于词，是由词演化而来，原起 于民间，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用于书写情怀与歌唱，为通俗文学，后来渐渐形成了一种与词不同的文学体裁。散曲最早是小令（民间流行的小调），后来变成合调，又变为套曲（通称套数，亦名散套，也称大令）。

元曲起源于“蕃曲”、“胡乐”，明代徐渭《南词叙录》里曾言：“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元曲早期曾流传于民间，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元灭南宋后开始广泛地流传。在艺术上，元曲继承了诗与词的清丽婉转，又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早期的元曲，带有鲜明的民间文学特点，具有通俗性、口语化及北方民歌直率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语言清新。元曲将传统的诗词、民歌、方言和俗语，用口语化的方式揉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洒脱、诙谐、率真的风格，含蓄琢练，雅正典丽，意境高远。元曲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均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又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以增句(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元曲是元朝文学的主流。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又一尽。”元统一中国后，政治专权，社会黑暗，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遭到了破坏，使古为上品的读书儒生，沦落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地步，儒士文人，沦落到连普通的匠人和娼妓都不如的地步。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彷徨感，六神无主和无所适从的悲哀，宛若满天的阴霾般，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之上。文人内心的苦痛、煎熬，连求生存都成了严峻、残酷的现实，整个社会已经处在民怨沸腾的状态。

文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懑，他们开始利用文学的形式，将这种情绪写成一些作品，流传于社会。于是，一种直舒胸臆的民间文学迅速兴起，这种形式正是曲子与歌剧。因此，在独树一帜的元曲中，迸射着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无论是表面上的调侃和自嘲，还是痛快淋漓的嬉笑怒骂；无论是桀骜不驯的豪纵狂狷、无所拘系的放浪形骸，还是隐逸山林以保持独立自尊的人格，元代的文人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天真绝俗的艺术境界，成为元曲辉煌大乐中的璀璨篇章！

元曲为元代散曲和杂剧的合称，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高峰。元曲四大家，是指四位元代杂剧成就最高的作家,即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元代钟嗣成之《录鬼簿》,把关汉卿列为元杂剧作家之首；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曰：“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 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所作的吊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这些说法表明，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各有不同。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却称马致运,“宜列群英之上”,而关汉卿则为“可上可下之才”。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王季烈(清)《曲谈》则认为有“关、 白、马、郑诸家”。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 “王、马、 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 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都是元初杂剧的大家,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汉宫秋》和《梧桐雨》;郑光祖则是元后期杂剧大家，代表作为《倩女离魂》。